经济法与防治非典(一)

经济法与防治非典(一)
〖内容提要〗作者认为，在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维护市场秩序，刺激经济增长，经济法具有民法和行政法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济法通过对非典型带来的外部性进行调整，以达到规范非典商品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虽然出台了一些政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作者提出减免农业税、制定贴息贷款实施细则、杜绝减免税费一刀切和实施财政补助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法非典
今年春季以来，非典(SARS)在我国广东和华北等部分地区肆虐，打乱了人们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

从目前的医学研究来看，SARS疫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给我国控制SARS疫情带来一定的难度，虽然现在评估SARS疫情的实际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毫无疑问，非典已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选择，非典已经引起人们对诸如卫生习惯、现代教养、国民素质等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反思。

就经济领域而言，非典对于旅游业、餐饮业等服务性行业的打击十分严重，同时也给生产、销售非典药品、严峻考验，经济法作为法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已经并正在防治非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我们想通过对经济法价值的再认识，使非典这一坏的事件产生好的结果。

一、在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维护市场秩序刺激经济增长
经济法具有其他部门法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在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经济法具有民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典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复杂的，民法调节无法消除该种影响。

第一，传统民法以个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主导，强调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

它通过设定权利义务来划定国家和其他个体不得随意进入的私人空间，使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摆脱政府干预，实现意思自治。

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要修正紊乱的市场秩序，维持、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公权介入私域与民法基本精神相左而与经济法理念相合，经济法原本就是国家干预之法，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增长具有任何部门法都不具有的优势。

当然，经济法的干预是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增长等社会本位为标准，否则就是干扰市场经济。

第二，民法遵循优胜劣汰游戏规则，民事主体追求私益最大化，这样民法有利于保护市场竞争中优胜者利益，而疏于对弱者利益的保护。

此种性质决定民法只能要求民事主体消极地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要求其积极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民法过分强调市场之手的必然结果，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民法以私人利益为目的，……”。

在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要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增长等公益，必然要求不仅要考虑市场主体的利益，更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特别是非典肆虐时期，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尤为重要。

所以国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包括牺牲部分市场主体的利益，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民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经济法却有了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的舞台空间。

国家采取限制“非典商品”2价格就是经济法调节功能的体现。

第三，民法虽然是市部场经济的基本法，但它不调节或不能有效调节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因为民法只强调形式平等或起点平等，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结果公平。

非典则既可能给市场主体带来意外的商机，使其在短期内获取意外的高额利润，也可能给市场主体带来巨大损失，对此类外部性问题民法无能为力，民法既不可能限制因非典而意外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之利润率，也不可能给因非典而遭受打击的企业任何救助，这显然不利于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经济秩序的恢复和保持经济健康增长。

经济法则具有处理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的天然功能，对因外部性问题致使市场主体意外遭受重大损失的，国家可以通过补贴救助、贴息、减贷或减免费税等进行调控，对因外部性而意外获取高额利润的，国家通过价格等手段限制其利润率。

当然，经济法并不解决所有的外部性问题，只有外部性问题威胁社会公共利益时才予以
解决。

另外，民法主要调节微观经济，可以说民法在宏观调控方面无能为力，而经济法的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却可以分别调整微观经济秩序和宏观经济平衡，还可以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综合调整。

第四，民法虽然平等地保护市场竞争中的每一个个体，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竞争的结果总是分出强者与弱者，民法平等保护每一个体实质上演变为只保护强者，弱者无法获得民法的保护，而经济法恰恰提供了保护弱者的机制。

在非典疫情肆虐初期，贫困人群染上非典无钱医治，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非典危害的严重性，采取民法调节的结果是部分贫困患者因无钱医治而成为非典的传播者。

非典疫情迅速蔓延不能不说与民法调节乏力有关。

国家认识到疫情对社会公益的严重危害后，进行有效干预，包括对贫困非典患者和农民患者提供完全免费治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这是国家自觉运用经济法调节的结果。

经济法保护弱者是出于社会公益而不是杀富济贫。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经济法在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具有民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在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经济法具有行政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从法的价值取向方面看，行政法的作用有限。

在公私法划分中，行政法属于公法，行政法是关于权力资源配置之法，公权力配置的法理依据是安全优先兼顾效率、秩序等其他价值取向。

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使得配置权力资源的硬件系统──行政机关或官僚组织先天具有追求安全的倾向。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行政机关或官僚组织至少有下列问题：一是行政机构主要目标是追求机构最大化。

正如尼斯坎南（W.A.Niskanen）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官僚们关心的不是效率、赢利、优质服务等目标，而是工资、办公室的舒适程度、公众中的声望等，所有这些都与机构的规模有关；二是官僚组织及官员们厌恶冒险使得官僚机构创新能力衰退。

厌恶冒险使得官员们办任何事都要考虑安全问题，故而习惯于办事拖拉、推诿而不在意这种官僚作风的社会损失。

追求安全、厌恶冒险使得行政法处理应急事件、突发事件的能力大打折扣，往往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间。

经济法横跨公私法两大法域，在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冲突中，经济法选择了社会本位和社会正义，经济法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的效率、秩序、安全、公平和正义。

反不正当竞争法、反暴利法、价格法、产品质量法都能够在非典时期在控制价格保障供给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有关部门已经处理数十万件非典商品案，依据的绝大部分都是经济法规范。

从经济法的产生来看，其产生或者是出于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或者是用于解决战争或战后一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法在处理和解决突发事件方面具有优势。

第二，从调整对象方面来看，行政法的作用有限。

行政法学界将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

此种界定过于宽泛，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应当是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救济法。

“行政法的要害是程序法，而非实体法”；“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

行政法应着重以程序法为核心展开研究，其精髓在于控权，在于维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力量平衡。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其在防治非典中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尽管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但对于价格法、税法、计划法、产业结构法、金融调控法等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以及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与反补贴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广告法等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却无异议。

前者关注的是整体性和社会本位等宏观总量的平衡，后者关注的则是排除市场障碍，维护经济发展的微观秩序，所谓“宏观着眼，微观着手”。

非典时期维护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控制物价尤其是非典商品价格，保障供给以维护经济秩序从而维护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市场秩序规制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非典时期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注社
会整体利益，以及非典肆虐时期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宏观调控法有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的空间。

第三，从调整方法方面来看，行政法的作用有限。

行政法调整方法如命令、批准、许可等具有刚性特征，在行政领域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旦超越其适用范围，或者无功而返，或者破坏法治。

非典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对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均产生重大影响，经济领域提供的物质是人们生活的基础，用行政法的调整方法解决非典时期或后非典时期经济领域内的问题显然不是合适的选择，只有经济法才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例如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分四种情况对物价进行干预和监控：一是造谣惑众，即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大幅度提高价格；二是牟取暴利，即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经营者为了牟取暴利大幅度涨价；三是率先涨价，即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些领域带头涨价；四是囤积居奇，致使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在具体把握上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在生产环节实行利润率控制。

比如生产口罩的企业规定企业利润率不能超过5％，或者是多少，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定。

二是流通环节实行差率控制。

比如消毒液，如果10块钱的消毒液加20％的差率的话，它就是12块钱，也就是高来高走。

三是最高限价。

比如北京市对“八味方”实行最高限价，对口罩也实行了最高限价。

另外，从法规范体系方面看，行政法规范主要是行政组织法和救济法，对防治费典，刺激经济增长很难发挥直接的作用，而从我国现行经济法规范体系构成来看，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方面的立法已经具备应对非典产生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