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曹禺：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

萧乾与曹禺：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

一九三七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

曹禺曾说过：“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

随着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为“洋奴政客”的萧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笔杆子继续写稿子发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评定为“觉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鱼饵·论坛·阵地》，就这样发表了出来。萧乾写这篇文章时虽说不上是出于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不平则鸣的心思还是有的。

一、青年时代萧乾与曹禺

萧乾出生于老北京（北平）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家庭，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十一岁时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少年时代就走南闯北，疲于奔命，直到一九三三年因投稿而结识沈从文，才算正式交上好运、登上文坛。

关于自己的文坛经历，萧乾本人在《我这两辈子》中写道：“一九三三年，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一九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了啦。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您说多巧，我就是那时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东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楼宿舍，摊开稿纸一口气拉出一篇小说—《蚕》。我登上自行车，由大钟寺抄近，一口气

就来到达子营沈家。我只是说，划拉了一篇东西请沈先生过过目。……抽冷子我看见我那篇《蚕》登在《大公报·文艺版》上。”

萧乾的这番话与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正如沈从文是萧乾的恩师一样，周作人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人物一道，是杨振声的恩师。而周作人、吴宓、杨振声、郁达夫、胡适、徐志摩等人，又是沈从文的恩师。据《沈从文研究资料》一书记载，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难，丁玲入狱，沈从文也被武汉大学解聘，“胡适、徐志摩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教职”。到一九三二年秋天，沈从文又随杨振声赴北京参与由杨主持的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

选委员会工作，并经杨振声的推荐，从吴宓手中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九三三年京派文学的异军突起，周作人、杨振声、吴宓是最为关键的人物，说他们是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也不算过誉。连郑振铎、巴金、靳以操办的《文学季刊》，也得到了周作人诸人的大力支持；《水星》、《骆驼草》更是在周作人直接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文学刊物。是《水星》、《骆驼草》、《文学季刊》、《晨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诸多媒介一道，联合了周作人、吴宓、郑振铎、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林徽音、凌叔华，巴金、李健吾、

冯文炳、冰心、冯至、梁宗岱、曹禺、章靳以、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芦焚、林庚等一大批新老作家，从而形成了足以与上海的海派文坛相抗衡的京派文学阵营。在一九三三年京派文学崛起之前，既没有那么多的文学刊物，萧乾本人也没有写出过像样的作品，他与周作人、吴宓之间更隔着两代恩师（杨振声、沈从文）的代沟，“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其实怨不得两位前辈。

正是打从《蚕》的发表开始，萧乾成了新婚不久的沈家的座上客。也正是由于恩师沈从文的推举，于１９３５年７月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才得以进入《大公报》工作，并继沈从文之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此也就有了萧乾与曹禺之间的正式缔交。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从美国归来的张彭春，再度邀请自己的得意门生曹禺回南开校园与自己合作，一起改译并排演莫里哀的《悭吝人》。这时候中国旅行剧团已经把《雷雨》演红了大江南北。盛名之下，张彭春动用了强大的阵容并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严格排练，还特邀留美归来并成为京派

文坛又一位核心人物的才女林徽音担任舞台设计。十二月七、八两日，《财狂》在南开中学隆重公演，为配合《财狂》的演出，由萧乾负责编务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于十二月七日推出了“财狂公演特刊”，萧乾自己还在《南开校友》上发表《〈财狂〉之演出》一文，对曹禺的成功表演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与捧场：“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在喜剧角色中，远了使我们想到贾波林（卓别林——引者注），近了应是花果山上的郝振基，那么慷慨地把每条神经纤维都交托给所饰演的角色。失财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贼呀’的独白，已为万君血肉活灵的表演，将那悲喜交集的情绪都传染给我们整个感官了。”

１９３６年６月，由靳以、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南京创刊，继在北京的《文学季刊》上推出《雷雨》之后，又推出了《日出》第一幕，全剧到９月份第４期全部连载完毕。１１月份，《日出》又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曹禺戏剧集》第二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１９３７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２７３期上，刊发的文章有

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H．E．Shadick）《一个异邦人的意见》、李广田《我更爱〈雷雨〉》、杨刚《现实的侦探》、陈蓝《戏剧的进展》、李影心《多方面的穿插》和王朔《活现的廿世纪图》。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元旦吉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２７６期上，更为郑重地刊发了茅盾《渴望早早排演》、孟实（即朱光潜）《舍不得分手》、圣陶《成功的群像》、沈从文《伟大的收获》、巴金《雄壮的景象》、靳以《更亲切一些》、黎烈文《大胆的手法》、荒煤《还有些茫然》、李蕤《从〈雷雨〉到〈日出〉》。时隔一个多月后的２月１８日，作为对前两个整版的“集体批评”的一种答复和回应，《大公报》“文艺”副刊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曹禺题为《我怎样写〈日出〉》的长文；也就是早在３个月前的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就被收入《日出》单行本的《日出·跋》。

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

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被曹禺《日出·跋》称为“一位好心的编辑”的萧乾，四十年后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鱼饵

·论坛·阵地》的文章，对这一次的“集体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