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曼昆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提高技术进步率是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索洛增长模型证明，生活水平的持久提高要求持续的技术进步。尽管有许多关于新内生增长理论的著作（这种研究强调了决定技术进步的一些社会决策），但经济学家仍不能提出保证技术高速增长的可靠的处方。好消息是1995年前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加快了，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产率增长减缓的情形。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一幸运的发展将持续多长时间，它是否会向世界的其他部分扩散。
结论3：在长期，货币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但它并不影响失业率
除了GDP之外，通货膨胀和失业属于最密切地受到注视的经济运行的衡量指标。第2章讨论了如何衡量这两个变量，以后各章建立了模型来解释它们是如何被决定的。
第4章的长期分析强调了货币供给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最终决定因素。这就是说，在长期中，当且仅当中央银行发行了越来越多的货币时，通货的实际价值才会随时间下降。这个结论可以解释我们在美国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率每10年间的变动，以及不同国家不时经历的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我们也看到了高货币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的许多长期效应。在第4章中我们看到了，根据费雪效应，高通货膨胀提高了名义利率(从而使实际利率保持不受影响)。在第5章中，我们看到了高通货膨胀引起外汇市场上货币的贬值。
失业的长期决定因素是十分不同的。根据古典二分法——在决定实际变量上名义变量的无关性——货币供给的增长在长期中并不影响失业。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自然失业率由离职率与就职率（不是就业率。——译者注）决定，离职率与就职率又由寻找工作的过程和实际工资的刚性决定。
宏观经济学的四个最重要的结论
我们从本书反复提及而且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的四个结论开始。每个结论都告诉我们政策在长期或短期会如何影响一个关键的经济变量——产出、通货膨胀或失业。
结论1：在长期，一国生产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
在第2章中所介绍并运用于全书的所有经济运行的衡量指标中，经济福利的最好的衡量指标是GDP。实际GDP衡量经济中产品与服务的总产出，因此，也就衡量了一国满足其国民的需要和欲望的能力。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几乎什么都更多——更大的住房、更多的汽车、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好的医疗保健、更长的寿命和更多的互联网链接。也许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GDP的水平和增长。
结论2：在短期，总需求影响一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数量
尽管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是长期中GDP的唯一决定因素，在短期，GDP还取决于产品与服务的总需求。总需求至关重要是因为短期中价格是黏性的。第10章与第11章中建立的IS—LM模型说明了是什么因素引起了总需求的变动，从而引起了GDP的短期波动。
在许多国家，产出的自然水平由于制度的缺乏而被压低，这些制度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公民今天不会担心革命、政变或内战。一般地，他们相信警察和司法系统会维护法律，保持秩序，保护财产权，实施私人合同。然而，在没有这些制度的国家，人们面临错误的激励：如果创造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比从邻居家偷窃更加可靠，经济就不可能繁荣昌盛。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建立适当的制度是世界穷国加速增长的先决条件，但改变一国的制度需要克服一些困难的政治障碍。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
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他们也够不着一个结论。
——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可直接用于政策的无可争议的结论。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教条，它是一种思维工具，可以帮助掌握了这种工具的人得出正确结论。
由于总需求在短期影响产出，所有影响总需求的变量都可能影响经济的波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对货币与产品市场的冲击往往引起产出与就业的逐年变动。由于总需求的变动对短期波动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者对经济进行着密切的监视。在作出任何一种货币或财政政策的变动之前，他们想知道经济是处于繁荣，还是走向衰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本书的第1章说明了宏观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经济事件并改善经济政策。既然我们已经建立并运用了宏观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的许多最重要的模型，现在我们可以评价宏观经济学家是否达到了这些目标。
当今任何一种对宏观经济学公正的评判都应该承认，这门科学是不完善的。有一些几乎是所有宏观经济学家都接受的原理，我们在试图分析事件或形成政策时可以依靠这些原理。但还有许多经济问题仍然是有争论的。在这最后一章，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结论，并讨论一些最迫切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经济的自然产出水平取决于资本量、劳动量以及技术水平。任何一种旨在提高长期产出的政策都必须以增加资本量、改善劳动的使用，或提高现有的技术为目标。然而，并没有一种简单而无代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标。
第7章与第8章中的索洛增长模型说明，增加资本量要求提高经济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鼓吹提高国民储蓄的政策。但索洛模型还说明，增加资本存量要求有一个现在一代人减少消费的时期。一些人认为，决策者不应该鼓励现在一代作出这种牺牲，因为技术进步将保证子孙后代比现在一代更好。（一位诙谐的经济学家问道，“子孙后代为我做了什么？”）即使那些主张增加储蓄和投资的人们对如何鼓励增加的投资，以及应该投资于私人拥有的工厂和设备，还是投资于道路和学校之类的公共基础设施等问题，看法也并不一致。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14章中所讨论的，一些人怀疑我们稳定经济的能力。这些经济学家援引了经济决策中内在的长而多变的时滞，经济预期的不良记录，以及我们对经济的仍然有限的了解。他们的结论是，最好的政策是无为而治。此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决策者往往是机会主义的，或遵循前后不一致的政策。他们的结论是，决策者不应该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斟酌处置权，而应该承诺遵循固定的政策规则。或者，至少他们的斟酌处置权应当受到某种限制，就像中央银行采取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的情况那样。
问题2：决策者应当尝试稳定经济吗？
第9至13章展开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说明了各种经济冲击如何引起经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影响这些波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决策者应该把这种分析用于稳定经济的尝试。他们相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尝试抵消这些冲击，以便使产出和就业接近其自然水平。
为了改善经济对其劳动力的使用，大多数决策者都愿意降低自然失业率。551但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讨论的，我们观察到的失业的巨大国际差异和我们在一国之内看到的失业率在时间上的巨大变动，说明自然失业率并不是不变的常数，而是取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减少失业还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任务。自然失业率通常可以通过减少失业保障津贴(从而提高失业者的寻职努力程度)或降低最低工资(从而使工资接近于均衡水平)来降低。但这些政策也会伤害一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因膨胀的成本有多大，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有多大？
每当物价上升时，决策者就遇到了是否要采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的问题。要作出这一决策，他们必须比较允许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的成本与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但经济学家对这两种成本都不能提供一个准确的估算。
通货膨胀的成本是经济学家和门外汉往往无法达成一致的一个问题。当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达到每年10%时，舆论调查表明公众把通货膨胀当做主要的经济问题。然而，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讨论的，当经济学家试图确定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时，他们仅仅指出了鞋底成本、菜单成本、非指数化税制的成本，等等。当各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这些成本变大，但对大多数主要经济所经历的适度通货膨胀率而言，这些成本看来并不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众混淆了通货膨胀与和通货膨胀相伴而来的其他经济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减缓；一些门外汉把通货膨胀当做实际工资放慢的原因。然而经济学家犯错误也是可能的：也许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成本极为高昂的，但我们还没有想出这是为什么。
尽管通货膨胀与失业在长期中是无关的，在短期这两种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取舍关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说明了这种关系。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决策者可以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这减少了失业并提高了通货膨胀。他们也可以用这些政策紧缩总需求，这就增加了失业，并降低了通货膨胀。
只有在短期中决策者才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固定的取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由于两个原因而移动。第一，诸如石油价格变动之类的供给冲击改变了短期取舍关系；不利的供给冲击向决策者提出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之间的困难选择。第二，当人们改变通货膨胀预期时，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取舍关系也改变了。预期的调整保证了这种取舍关系只在短期中存在。这就是说，只有在短期中失业才偏离其自然率，只有在短期中货币政策才有实际效应。在长期中，是从第3章到第8章的古典模型所描述的世界。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持久的通货膨胀与持久的失业是相互无关的问题。为了在长期与通货膨胀作战，决策者必须降低货币供给的增长。为了与失业作战，他们必须改变劳动市场的结构。在长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取舍关系。
结论4：在短期，控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决策者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取舍
宏观经济学四个最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的普遍结论。现在我们转向仍然存在争论的四个问题。一些分歧是关于不同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另一些分歧涉及经济理论应该如何运用到经济政策中。
问题1：决策者应该如何尝试提高经济的自然产出水平增长率？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经济稳定的利益——假定稳定是可以实现的——是大还是小。在自然失业率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稳定政策仅仅是减少了围绕自然率的波动的幅度。因此，成功的稳定政策既会消除衰退也会消除繁荣。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稳定的平均收益很小。
最后，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第9至13章建立的经济波动模型，该模型假设黏性价格和货币的非中性。根据我们在第19章中所讨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是经济对技术变动的最优反应。这个理论提出，即使稳定经济是可能的，决策者也不应该这么做。
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是经济学家之间常常存在分歧的一个题目。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标准的观点——它由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是降低通货膨胀要求一个低产出和高失业的时期。根据这种观点，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可以用牺牲率来衡量，牺牲率是为了使通货膨胀下降1个百分点所必须放弃的一年GDP的百分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