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齐泽克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界限、对抗、行动：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周嘉欣(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 210093)摘要：斯拉沃热·齐泽克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思想家之一。

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意识形态—政治分析，并将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和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产物有其自身的界限，即由资本主义本身产生出阻止其无限再生产的对抗，今天这一对抗表现为四种基本形式：生态学危机、新的隔离和贫民窟、知识“私有财产”和现代科学的社会伦理问题。

在这四种对抗中，基于“理性的私人运用”所产生的被排斥者和被包容者的对抗尤为关键，这就要求一种与行动紧密相关的新“无产阶级立场”。

界限、对抗、行动内在链接于齐泽克的概念框架中，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独特批判标志着当今西方左派文化政治学的精神分析转向。

齐泽克在宁期间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其理论意义不亚于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

关键词：齐泽克；资本主义；界限；对抗；行动诚如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言，在以斯拉沃热·齐泽克为代表的斯洛文尼亚语系的拉康学派那里，拉康的理论主要被用于哲学性和政治性的反省之中。

（注：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页。

）在意识形态—政治领域，齐泽克对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将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勾连起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可以说，正是齐泽克的这一挪用集中展现了拉康哲学的批判性内核并为其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领域的批判则可以看作是其理论的落脚点——齐泽克的首次中国之行便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

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邀请，齐泽克于2007年6月6日抵达南京，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中国之行。

在宁期间，除参加“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acan’s Psychoanalytical Theory）并做大会发言外，还专门为南京大学师生做了题为“资本主义的界限”（Limits of Capitalism）、“意识形态的家族相似性”（The Family Similarity of Ideology）和“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教养”（Politeness as an Ideological Category）三场学术报告。

其中，“资本主义的界限”是齐泽克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论坛”特意准备的，并且在与南大学者的日常交流中还多次涉及“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这一问题，足见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在齐泽克整体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

作为对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运用，齐泽克的分析主要从意识形态—政治领域展开，提供了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革命可能性的激进理解。

概而言之，资本主义并非永恒之物，有其历史的形成和界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造成社会内部的对抗性结构，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然；面对当代世界，齐泽克坚持自己的左派激进立场，并强调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行动”。

就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而言，思想史上存在诸多争论。

归根结底，这些争论都是围绕一个根本的问题展开：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永恒之物，与之相关的另一面便是资本主义是否可以被超越。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坚决同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们划清了界限，并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客观可能性。

然而今天的社会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成了信仰“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主义者”，并且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被当作最好的可能的社会形态而接受下来，人们所能做的就是使其变得更加公正和宽容。

针对这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政治现状，齐泽克提出：今天唯一正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认可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化”，或者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自身是否包含那些足够强大的、将会阻止它无限制再生产的对抗。

这表明，尽管当代资本主义较之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齐泽克在该问题上仍然坚持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态度，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并非什么永恒之物，它的出现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过去便已存在，也将永远存在下去”。

换言之，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是存在自身界限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所带来的对抗将从内部摧毁它自身。

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在分析齐泽克所提出的四种对抗形式之前，为了更好地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需要事先对齐泽克所理解的“历史性”做一个说明。

自结构主义兴起之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特别是有关结构与历史之间内在关系的反思，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受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并且借助于对黑格尔“具体普遍性”的理解，齐泽克在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表达了自己“彻底的历史性”的观点。

在他看来，康德的形式主义和激进的历史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关于历史偶然性的真正激进的主张必须包含历史变迁自身领域和作为其（不）可能性条件的创伤性“非历史内核”之间的辩证张力。

也就是说，历史主义研究的是同一（不）可能性的基础领域内进行的无休止的替代游戏，而彻底的历史性则是使这种不同结构原则成为论题。

（注：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113页。

）具体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齐泽克也是从这种彻底的历史性出发，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的相关范畴，首先针对今天的左派面对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不同回应方式，进行了评述。

他认为这些政治学意义上的不同的否定性模式遵循了精神分析中拒斥创伤性真实的不同方式，都依赖于最小限度的“非历史的”形式的框架来定义理论地平，因而并不能真正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

什么是自己的真实立场，这是今天左派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历史性批判，是齐泽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进一步说，就是那些阻止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自身的对抗，这些对抗是由资本主义自身所产生的，是对其创伤性“非历史”内核的揭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边界所在。

在这里，齐泽克精妙地挪用了拉康对传统个人主体之不可能性的证明，并将其与黑格尔的逻辑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结合起来。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在创造和完成自身的部分（the Included）之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即排斥的部分（the Excluded）。

如同主体的形成本身便表征着一种不可能性一样，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逻辑之内的冲突与对抗将动摇资本主义的结构原则，而不是仅仅在同一形式框架内进行偶然性的替代游戏，因此这种对抗将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历史性批判。

然而，齐泽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思辨，而是在一种更加“行动化”的意义上将自己的理论思考融入到对现实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之中。

以之为基础，齐泽克讨论了作为资本主义界限的四种对抗形式：第一种与生态学直接相关，在齐泽克看来，尽管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无限适应性，在严重的生态灾难或危机情况下，很容易将生态学转变为一种投资和竞争的新领域，但在这里，危机的特定本质在根本上妨碍了一种市场的解决途径。

这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隐约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可能性，主体干涉将直接干预历史实体，并将灾难性地扰乱历史实体的运转。

换言之，在人类历史上，单个的社会—政治主体的行为第一次可以有效地改变、甚至是打断全球的历史进程；相应地，“理性的狡计”不再被信赖，因为历史理性自我运转的代价太高了。

这里的问题在于，大他者在“第二自然”及最低限度的“物化”社会体制的伪装下继续发挥作用，这种社会体制被认为是一种自在之物，资本主义中的个人都无须承担责任，所有人都陷入到竞争、盈利、保持资本的流通运动的客观欲望之中。

长久以来，人类不必担心自身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然而，人们并不能确定今天我们是否已经接近这个临界点，因为它只有到了已经很晚的时候才能被清楚地意识到。

这使我们面临当代“选择社会”最彻底的僵局：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处在不得不决定那些在根本上影响我们生活的事务的位置上，然而缺乏恰当的知识基础，同时，问题还在于我们总是被迫在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够使选择成为一种合格的选择的知识的情况下作出选择。

通过齐泽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第一种对抗中直接涉及的是生态学问题，但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这种对抗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所导致的个体之自发盲目性，尽管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不断讨论的问题，但齐泽克还是为其注入了新的理论分析资源：一方面，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他深刻地指认出主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新特征，即黑格尔的“实体主体化”在今天反讽地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中的个人并非不知道个人的自发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但恰恰是资本主义这个“大他者”本身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似乎是在进行选择，但却没有选择；也就是说，这种以生态危机表现出来的对抗形式是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矛盾的表现，是在同一形式框架内注定无法克服的界限所在。

第二种对抗表现为种族隔离、新的“柏林墙”和贫民窟的新形式。

齐泽克认为，如果说苏东剧变宣告了自由民主在原则上已经获得了胜利，那么“911事件”则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主要标志。

全球到处正在筑起新的“柏林墙”，被隔断的是诸如“发展”、“现代化”和“世界市场”这些口号的真实“症候”：贫民窟居民。

他们正生活在部分地超出法律的条件下，生活在自我组织的最低限度的需求之中。

这些人口是由被边缘化的劳动者、剩余的公务员和农民构成，并以多种方式被整合进全球经济之中。

贫民窟居民的许多特征都符合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旧式马克思主义规定性：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甚至比古典的无产阶级更自由；他们被“抛”到这样一种情境之中，不得不以某种形式集结在一起，同时丧失了传统生活方式。

此外，不同于依赖经济“剥削”的传统规定，贫民窟居民这一定义的特征是社会—政治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否被归整到市民社会的合法空间内。

此外，尽管今天的社会经常被描述为被完全控制的社会，但贫民窟却是在国家边界内的这样一种区域，在其中国家的控制至少是部分地被消解，在国家官方领土中作为空白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