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始终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线，非常熟悉中国社会实际，深刻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主张，而且在斗争实践中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切，决定了历史的潮流必然要将他推向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正如聂荣臻所说，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遵义会议的光芒》，第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上述一系列组织调整完成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很难想象毛泽东能够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在调整组织的同时，中共中央于2月8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强调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面对优势敌军的“围剿”，“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决议认为：在战略转移与突围问题上，“左”倾领导者“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内线作战已经极少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可能取胜的情况下，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决议还对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作了严肃批评，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遵义会议文献》，第130—13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博古、李德却置之不理。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经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激烈争论，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支持下，毛泽东的主张最终被采纳。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但博古、李德仍不愿意放弃原定计划。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红军长征·文献》，第1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同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同上，第194页）这实质上是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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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川滇黔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里进行分工。在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下，由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回忆说，“当时博古等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中旬，为适应作战需要，又在贵州鸭溪、狗坝（今苟坝）一带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当时作战胜败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环境中，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然而，人们在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内和军内的最高领导职务，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要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党和红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执行结果及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答案只有一个，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只要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这成为广大指战员有目共睹的事实。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深厚基础。
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巨大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到达了顶点”。（《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遵义会议的光芒》，第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岗位上来，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呼声。经过毛泽东因势利导的说服，党内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从惨痛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深感只有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党内高层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施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党和红军。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继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出发时的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已锐减至3万余人。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传》上，第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纪念馆采访吴亮平的记录，1979年6月13日。转引自费侃如：《对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任职问题的认识》，《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陈云回忆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陈云文集》，第3卷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充分表明，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已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
从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后，他的意见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了。但是，长征改变了这种状况。通道会议开始讨论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重申毛泽东的意见，并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表明，在长征这样一种没有后方依托、完全在新区流动作战并时刻面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只会亦步亦趋照搬书本或国外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已经完全丧失领导中国革命冲破困境、转危为安的能力。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能够适应严酷斗争和复杂形势需要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