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新闻系：梦想成为现实(刘海贵访谈)

复旦新闻系：梦想成为现实

杨愈青：在许多学生的眼中，您是非常严谨的，这是不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呢？刘海贵：可能是这样的吧。我从小就有追求，对自己的定位比较明确，非常希望进大学，日后对国家有所贡献。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校、区、市的三好学生，还担任过大队长、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等职务。由于一直是学生当中的一个头”，所以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学习成绩方面。我记得小学六年级过年没过好，就是因为数学得了99分，我原来的数学成绩都是一百分，可是那次粗心了，在匆忙中没有把2/4化简成1/2，老师狠狠的扣了一分，为此我整整郁闷了一个寒假。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我印象还是很深，因为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从那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知道做学问一定要严谨，不能有丝毫差错。后来，我教育我的学生、我的子女也是这样，做事一定要认真仔细，不能容忍丝毫马虎。

杨愈青：据我了解，您好像当年在安徽插过四年队，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刘海贵：进入中学后，正当我想进一步深造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毕业时我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但我是学生干部，必须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就去安徽插队落户了。离开上海时，别的同学都带了许多生活用品，我则带的很少，而却把中学所有的课本带了过去。那时，我白天努力干活，在知青当中我的工分是最高的，晚上就在油灯下看书，生产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书呆子”。当然我没有预见到将来会恢复高考，会进大学，但我觉得读书会让生活充实一点。我也很喜欢看报，我们生产队定了一份地区的报纸《拂晓报》，大队里定了一份《安徽日报》，《拂晓报》最早是出版后一个星期才能到我们生产队，《安徽日报》就更晚了，如果刮风下雨要半个月后才能拿到。公社里的邮递员如果碰到雨天路滑，常常就不能及时传递报纸，我就自告奋勇，跑上二十里去公社里把我们生产队的报纸信件一起拿回来。干这种事情没有任何工分补贴，我完全是出于对信息的饥渴，希望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我当时还担任生产队的读报辅导员，向贫下中农介绍国内外的大事。

杨愈青：那您是怎样进入复旦新闻系的呢？

刘海贵：我是1973年进复旦的，当时小平同志再度出山，他在经济上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同时试图恢复高考制度。现在人们常说1977[年是第一年恢复高考，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从事实上看，1973年小平同志出来后就着手恢复高考。那一次是从教育部下达指标，各省、各地区进行分配，然后下达到各个市、县、公社等基层部门，一层层推荐考试。我们大队推荐了平时表现比较好、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三个人去公社考试，公社从一百多个推荐者中经过考试留下了三十个，然后送到县里参加考试，到县里去考试的时候就是全国统考了，外语、政治、语文、数学、化学等都考。虽然前面几轮我都顺利过关，但在县里考试时我完全抱着一种参与的心态，因为我们县几百个考生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可我是个初中生，再说录取的比例又非常小，我就权当自己过了一把瘾。但是，我没有想到，发榜的时候我竟然是全安徽数万考生中的第一名，而且后来我的作文被选为安徽省出版的中学生语文教材的课文之一。进新闻系之前还有个小插曲。我知道新闻系是

复旦的名牌，非常向往。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在上海正常上学，那我一定会争取考进这个系。但是因为去安徽插队落户，耽误了学习时间，就只好把这个梦埋在心里。那次高考，复旦新闻系就录取了我。回上海后，我去看望了中学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都对我说：我们事先就预料，刘海贵要么就不回来读大学，读的话就一定是复旦新闻系。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肯定，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比我强的人还很多。他们说：你中学里就一直很优秀，所以我们都敢这么说。

杨愈青：您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好成绩的呢？

刘海贵：由于大学停了几年，所以考试时没有复习的范围，基本上靠平常的积累。因为我很爱看书，所以除了把许多书带到生产队去看之外，平常只要一有空回上海或去蚌埠，我就把仅有的零花钱买了各种复习资料自学，当时别人都笑话我想不开。那时我们的钱很紧张，家里每个月给的十元零花钱必须节约用，因此很少有人买书。正因为这几年自学，所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高考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杨愈青：大学期间您主要做了些什么？

刘海贵：虽然在安徽拿了第一，但在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我的基础在班级四十多个人中充其量只算中等水平，因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虽然家在上海，但我很少回去。每天基本上就是教室、图书馆、食堂、寝室四点一线，一本书一本书地看，不断充实自己。那时学习气氛非常浓厚，大家都想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而且我们的师资也比较强，新闻系有多位老师。系主任是王中老先生，副系主任是李龙牧、余家宏老师，还有舒宗侨、林帆、张四维、叶春华、陈韵昭、董荣华等老师。这样，一方面通过自己努力，另一方面加上良好的师资和学习氛围，大学几年我受益匪浅，这在后来的两次实习中就体现出来。我小实习在《文汇报》，大实习在《新华日报》，两次的发稿量不仅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也不落后于一些正式记者，所以，这两家报纸后来都想让我留下来工作。

杨愈青：但最终您还是留在系里当了老师。刘海贵：在毕业时，我先是要求去西藏，在班级里所有报名去西藏的同学中我是最积极的一个，后来新闻系就把我作为唯一的一个推荐生报到学校里去。我当时很高兴，觉得能去西藏是非常光荣的，也能锻炼人。可是到长海医院体检时，查出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这样医院就和学校说我不适合去西藏，接下来分配时就把我分到《文汇报》。当我正做好去《文汇报》的准备时，有一天我们的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根据学校的教学需要和老师们的推荐，决定让你留校。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感觉就像当年在安徽得知被录取到复旦新闻系时一样，因为那时留校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很高兴地服从了分配。]

为搞科研，甘作拼命三郎”

杨愈青：我记得唱京剧时您最喜欢唱《智取威虎山》的一些选段，您开玩笑说要唱就要选最有难度的来唱，那么做学问您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

刘海贵：这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吧。我留校后，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常常主动承担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任务。那时的系主任徐震先生想在任期内拿出一套在全国比较齐全、比较有水准的新闻学教材，一共有八本。其中有一本新闻采访写作，徐先生到我们教研室来讨论这本书撰写工作的时候，我当时是教研室的秘书，就极力促成教研室主任和老师们接受这个任务。在编写过程中，我承担了“记者修养”等章节的撰写，这些领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