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新闻系：梦想成为现实(刘海贵访谈)

复旦新闻系：梦想成为现实杨愈青：在许多学生的眼中，您是非常严谨的，这是不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呢？刘海贵：可能是这样的吧。

我从小就有追求，对自己的定位比较明确，非常希望进大学，日后对国家有所贡献。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校、区、市的三好学生，还担任过大队长、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等职务。

由于一直是学生当中的一个头”，所以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学习成绩方面。

我记得小学六年级过年没过好，就是因为数学得了99分，我原来的数学成绩都是一百分，可是那次粗心了，在匆忙中没有把2/4化简成1/2，老师狠狠的扣了一分，为此我整整郁闷了一个寒假。

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我印象还是很深，因为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从那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知道做学问一定要严谨，不能有丝毫差错。

后来，我教育我的学生、我的子女也是这样，做事一定要认真仔细，不能容忍丝毫马虎。

杨愈青：据我了解，您好像当年在安徽插过四年队，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刘海贵：进入中学后，正当我想进一步深造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毕业时我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但我是学生干部，必须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就去安徽插队落户了。

离开上海时，别的同学都带了许多生活用品，我则带的很少，而却把中学所有的课本带了过去。

那时，我白天努力干活，在知青当中我的工分是最高的，晚上就在油灯下看书，生产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书呆子”。

当然我没有预见到将来会恢复高考，会进大学，但我觉得读书会让生活充实一点。

我也很喜欢看报，我们生产队定了一份地区的报纸《拂晓报》，大队里定了一份《安徽日报》，《拂晓报》最早是出版后一个星期才能到我们生产队，《安徽日报》就更晚了，如果刮风下雨要半个月后才能拿到。

公社里的邮递员如果碰到雨天路滑，常常就不能及时传递报纸，我就自告奋勇，跑上二十里去公社里把我们生产队的报纸信件一起拿回来。

干这种事情没有任何工分补贴，我完全是出于对信息的饥渴，希望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还担任生产队的读报辅导员，向贫下中农介绍国内外的大事。

杨愈青：那您是怎样进入复旦新闻系的呢？刘海贵：我是1973年进复旦的，当时小平同志再度出山，他在经济上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同时试图恢复高考制度。

现在人们常说1977[年是第一年恢复高考，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从事实上看，1973年小平同志出来后就着手恢复高考。

那一次是从教育部下达指标，各省、各地区进行分配，然后下达到各个市、县、公社等基层部门，一层层推荐考试。

我们大队推荐了平时表现比较好、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三个人去公社考试，公社从一百多个推荐者中经过考试留下了三十个，然后送到县里参加考试，到县里去考试的时候就是全国统考了，外语、政治、语文、数学、化学等都考。

虽然前面几轮我都顺利过关，但在县里考试时我完全抱着一种参与的心态，因为我们县几百个考生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可我是个初中生，再说录取的比例又非常小，我就权当自己过了一把瘾。

但是，我没有想到，发榜的时候我竟然是全安徽数万考生中的第一名，而且后来我的作文被选为安徽省出版的中学生语文教材的课文之一。

进新闻系之前还有个小插曲。

我知道新闻系是复旦的名牌，非常向往。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在上海正常上学，那我一定会争取考进这个系。

但是因为去安徽插队落户，耽误了学习时间，就只好把这个梦埋在心里。

那次高考，复旦新闻系就录取了我。

回上海后，我去看望了中学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都对我说：我们事先就预料，刘海贵要么就不回来读大学，读的话就一定是复旦新闻系。

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肯定，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比我强的人还很多。

他们说：你中学里就一直很优秀，所以我们都敢这么说。

杨愈青：您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好成绩的呢？刘海贵：由于大学停了几年，所以考试时没有复习的范围，基本上靠平常的积累。

因为我很爱看书，所以除了把许多书带到生产队去看之外，平常只要一有空回上海或去蚌埠，我就把仅有的零花钱买了各种复习资料自学，当时别人都笑话我想不开。

那时我们的钱很紧张，家里每个月给的十元零花钱必须节约用，因此很少有人买书。

正因为这几年自学，所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高考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杨愈青：大学期间您主要做了些什么？刘海贵：虽然在安徽拿了第一，但在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我的基础在班级四十多个人中充其量只算中等水平，因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虽然家在上海，但我很少回去。

每天基本上就是教室、图书馆、食堂、寝室四点一线，一本书一本书地看，不断充实自己。

那时学习气氛非常浓厚，大家都想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而且我们的师资也比较强，新闻系有多位老师。

系主任是王中老先生，副系主任是李龙牧、余家宏老师，还有舒宗侨、林帆、张四维、叶春华、陈韵昭、董荣华等老师。

这样，一方面通过自己努力，另一方面加上良好的师资和学习氛围，大学几年我受益匪浅，这在后来的两次实习中就体现出来。

我小实习在《文汇报》，大实习在《新华日报》，两次的发稿量不仅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也不落后于一些正式记者，所以，这两家报纸后来都想让我留下来工作。

杨愈青：但最终您还是留在系里当了老师。

刘海贵：在毕业时，我先是要求去西藏，在班级里所有报名去西藏的同学中我是最积极的一个，后来新闻系就把我作为唯一的一个推荐生报到学校里去。

我当时很高兴，觉得能去西藏是非常光荣的，也能锻炼人。

可是到长海医院体检时，查出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这样医院就和学校说我不适合去西藏，接下来分配时就把我分到《文汇报》。

当我正做好去《文汇报》的准备时，有一天我们的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根据学校的教学需要和老师们的推荐，决定让你留校。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感觉就像当年在安徽得知被录取到复旦新闻系时一样，因为那时留校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很高兴地服从了分配。

]为搞科研，甘作拼命三郎”杨愈青：我记得唱京剧时您最喜欢唱《智取威虎山》的一些选段，您开玩笑说要唱就要选最有难度的来唱，那么做学问您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刘海贵：这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吧。

我留校后，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常常主动承担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任务。

那时的系主任徐震先生想在任期内拿出一套在全国比较齐全、比较有水准的新闻学教材，一共有八本。

其中有一本新闻采访写作，徐先生到我们教研室来讨论这本书撰写工作的时候，我当时是教研室的秘书，就极力促成教研室主任和老师们接受这个任务。

在编写过程中，我承担了“记者修养”等章节的撰写，这些领域以前没有人系统的梳理过，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因此在书的后记里，我们教研室领导把我列为主要执笔者，是唯的一年轻教师，认可了我在这本教材中起到的作用。

我现在还有这个习惯，搞科研一定要搞前人没有涉及的东西，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这样意义更大一点。

有不少人评价，说我写的东西先前没人研究过。

杨愈青：你曾有个绰号叫拼命三郎，您能说说这个绰号的来历吗？刘海贵：为了搞好学术研究，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那时，每天晚上从8点到凌晨2点，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学习、写文章，这个习惯一直从80年代初保持到90年代。

所以，据统计，在复旦大学文科青年教师中，我的科研成果始终名列前茅。

还有一段经历，那时我住在第八宿舍，对面住了一位哲学系的郑老师，他也非常用功，常常看书到深夜，这样我们俩无形中形成了竞争。

每天夜里，只要他的灯不关，我的灯就不关，各自都在埋头搞科研。

有一次我去拿电费的单子，他碰到我说:“刘老师，我的电费还是没有超过你呀。

”后来，《青年报》的记者来采访我，做了一整版的稿子，称我为上海高校文科青年教师中的“拼命三郎”。

就这样，我出了很多科研成果，连续几年每年论文不少于30篇，还独自或参与主编了若干本教材。

但是，这也让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由于我不但要搞科研，还要担任教学秘书等行政职务，异常繁忙，又抽不出时间参加体育锻炼，体质每况愈下，平均每年要拔掉两颗牙齿，现在牙齿都是假的，那时宿舍走廊里的同事经常看到我脸上贴满膏药，牙齿发炎痛啊。

而且先后两次胃出血，让我大伤元气。

杨愈青：在1986年，你考取了本系的研究生，您觉得这三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刘海贵：为了进一步深造，我读了在职硕士，我觉得专业课还比较容易，毕竟在这个领域已经摸索了十年。

但是，由于我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的英语底子又没打好，可获得硕士学位必须通过全国的硕士生英语考试，这对我来说有很大难度。

为此，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雷打不动，4点钟逼着自己起床，到校园里学两个小时的英语。

如果下雨，我就去办公室。

夏天的蚊子常常多的不得了，我只好穿上长裤，再套上高筒胶鞋，还围着围巾，无论多热也必须坚持。

平时，只要有一点空，我都用来学英语。

这样平均算下来，我每天学英语的时间应该有五小时左右。

我下狠心坚持了三年，毕业时终于通过了全国英语硕士考试。

虽然我付出了许多，但因为我热爱教育事业，学英语一方面可以让我获得较高的学历，另一方面对今后的教学科研又有很大帮助，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杨愈青：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您这么勤奋，成果应该不少吧？刘海贵：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聊以自慰。

除了前面讲的之外，我编写的《新闻采访写作新编》获得了教育部的大奖，《新闻采访学》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据复旦出版社统计，我所编著的采访写作教材成为他们所有书籍中销路最广的前三本之一，发行量已接近50万册，全国许多新闻院系的采访写作课都是用我编的教材。

在一个半小时前，教育部高教司的副司长刘凤泰给我打电话，谈完工作后，他还称赞我学问做的不错，说很敬重我。

这些都让我觉得多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杨愈青：前年您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刘海贵：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应用新闻传播领域里不断开拓，搞一些具有宽度、深度、厚度的力作出版。

我考虑到学术界虽然对我国新闻发展的整个历史已有了很多的研究，但是在业务史方面前人并没有专门系统的梳理，于是我组织了一批青年学者编写了《现当代中国新闻业务史导论》一书，去年已经出版，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

前不久，我又决定编写一套《当代新闻传播精品研究》丛书，初定为十本，种类为消息、通讯、编辑、评论、摄影、网络、广播电视、广告公关、书刊杂志、外国名记者等，要求收集历史上的业界精品，进行透彻的研究、评述，对每一篇作品的分析不少于2000字。

这套书的工程量相当大，我已向全国公开招聘了十位主编，开始了这项工作，争取在今年底推出3—4本，明年底全部完成。

复旦出版社得知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以前虽然有不少人编写过某种体裁的精品，但是从未推出过一个系统，本科生、研究生及记者、通讯员迫切需要这套教材，作为复旦新闻学院理应完成这一课题研究。

应用新闻传播这一领域里研究的课题太多太多，在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矢志不移抓住三个大的课题研究，初定为三十本左右的书，六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