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新闻系:梦想成为现实(刘海贵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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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新闻系:梦想成为现实
杨愈青:在许多学生的眼中,您是非常严谨的,这是不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呢?刘海贵:可能是这样的吧。我从小就有追求,对自己的定位比较明确,非常希望进大学,日后对国家有所贡献。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校、区、市的三好学生,还担任过大队长、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等职务。由于一直是学生当中的一个头”,所以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学习成绩方面。我记得小学六年级过年没过好,就是因为数学得了99分,我原来的数学成绩都是一百分,可是那次粗心了,在匆忙中没有把2/4化简成1/2,老师狠狠的扣了一分,为此我整整郁闷了一个寒假。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我印象还是很深,因为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从那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知道做学问一定要严谨,不能有丝毫差错。后来,我教育我的学生、我的子女也是这样,做事一定要认真仔细,不能容忍丝毫马虎。
杨愈青:据我了解,您好像当年在安徽插过四年队,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刘海贵:进入中学后,正当我想进一步深造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毕业时我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但我是学生干部,必须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就去安徽插队落户了。离开上海时,别的同学都带了许多生活用品,我则带的很少,而却把中学所有的课本带了过去。那时,我白天努力干活,在知青当中我的工分是最高的,晚上就在油灯下看书,生产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书呆子”。当然我没有预见到将来会恢复高考,会进大学,但我觉得读书会让生活充实一点。我也很喜欢看报,我们生产队定了一份地区的报纸《拂晓报》,大队里定了一份《安徽日报》,《拂晓报》最早是出版后一个星期才能到我们生产队,《安徽日报》就更晚了,如果刮风下雨要半个月后才能拿到。公社里的邮递员如果碰到雨天路滑,常常就不能及时传递报纸,我就自告奋勇,跑上二十里去公社里把我们生产队的报纸信件一起拿回来。干这种事情没有任何工分补贴,我完全是出于对信息的饥渴,希望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我当时还担任生产队的读报辅导员,向贫下中农介绍国内外的大事。
杨愈青:那您是怎样进入复旦新闻系的呢?
刘海贵:我是1973年进复旦的,当时小平同志再度出山,他在经济上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同时试图恢复高考制度。现在人们常说1977[年是第一年恢复高考,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从事实上看,1973年小平同志出来后就着手恢复高考。那一次是从教育部下达指标,各省、各地区进行分配,然后下达到各个市、县、公社等基层部门,一层层推荐考试。我们大队推荐了平时表现比较好、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三个人去公社考试,公社从一百多个推荐者中经过考试留下了三十个,然后送到县里参加考试,到县里去考试的时候就是全国统考了,外语、政治、语文、数学、化学等都考。虽然前面几轮我都顺利过关,但在县里考试时我完全抱着一种参与的心态,因为我们县几百个考生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可我是个初中生,再说录取的比例又非常小,我就权当自己过了一把瘾。但是,我没有想到,发榜的时候我竟然是全安徽数万考生中的第一名,而且后来我的作文被选为安徽省出版的中学生语文教材的课文之一。进新闻系之前还有个小插曲。我知道新闻系是
复旦的名牌,非常向往。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在上海正常上学,那我一定会争取考进这个系。但是因为去安徽插队落户,耽误了学习时间,就只好把这个梦埋在心里。那次高考,复旦新闻系就录取了我。回上海后,我去看望了中学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都对我说:我们事先就预料,刘海贵要么就不回来读大学,读的话就一定是复旦新闻系。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肯定,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比我强的人还很多。他们说:你中学里就一直很优秀,所以我们都敢这么说。
杨愈青:您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好成绩的呢?
刘海贵:由于大学停了几年,所以考试时没有复习的范围,基本上靠平常的积累。因为我很爱看书,所以除了把许多书带到生产队去看之外,平常只要一有空回上海或去蚌埠,我就把仅有的零花钱买了各种复习资料自学,当时别人都笑话我想不开。那时我们的钱很紧张,家里每个月给的十元零花钱必须节约用,因此很少有人买书。正因为这几年自学,所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高考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杨愈青:大学期间您主要做了些什么?
刘海贵:虽然在安徽拿了第一,但在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我的基础在班级四十多个人中充其量只算中等水平,因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虽然家在上海,但我很少回去。每天基本上就是教室、图书馆、食堂、寝室四点一线,一本书一本书地看,不断充实自己。那时学习气氛非常浓厚,大家都想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而且我们的师资也比较强,新闻系有多位老师。系主任是王中老先生,副系主任是李龙牧、余家宏老师,还有舒宗侨、林帆、张四维、叶春华、陈韵昭、董荣华等老师。这样,一方面通过自己努力,另一方面加上良好的师资和学习氛围,大学几年我受益匪浅,这在后来的两次实习中就体现出来。我小实习在《文汇报》,大实习在《新华日报》,两次的发稿量不仅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也不落后于一些正式记者,所以,这两家报纸后来都想让我留下来工作。
杨愈青:但最终您还是留在系里当了老师。刘海贵:在毕业时,我先是要求去西藏,在班级里所有报名去西藏的同学中我是最积极的一个,后来新闻系就把我作为唯一的一个推荐生报到学校里去。我当时很高兴,觉得能去西藏是非常光荣的,也能锻炼人。可是到长海医院体检时,查出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这样医院就和学校说我不适合去西藏,接下来分配时就把我分到《文汇报》。当我正做好去《文汇报》的准备时,有一天我们的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根据学校的教学需要和老师们的推荐,决定让你留校。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感觉就像当年在安徽得知被录取到复旦新闻系时一样,因为那时留校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很高兴地服从了分配。]
为搞科研,甘作拼命三郎”
杨愈青:我记得唱京剧时您最喜欢唱《智取威虎山》的一些选段,您开玩笑说要唱就要选最有难度的来唱,那么做学问您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
刘海贵:这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吧。我留校后,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常常主动承担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任务。那时的系主任徐震先生想在任期内拿出一套在全国比较齐全、比较有水准的新闻学教材,一共有八本。其中有一本新闻采访写作,徐先生到我们教研室来讨论这本书撰写工作的时候,我当时是教研室的秘书,就极力促成教研室主任和老师们接受这个任务。在编写过程中,我承担了“记者修养”等章节的撰写,这些领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