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甲级战犯通缉令之石井四郎

战犯姓名：石井四郎战犯简介：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731部队）。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办者。

以进行了许多人体实验，研制了细菌武器而知名。

在当时属于满洲国的哈尔滨等地对进行活人细菌感染、解剖生化实验，致使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余名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在活着的情况下被进行人体实验。

日本战败后，他用731部队几年来在中国进行研究获得的细菌资料，私下同美国进行交易，逃过了战争法庭的审判。

1959年（67岁）因喉头癌病死于东京。

战争罪行：石井四郎并不满足于仅在日本本土上研究细菌战，于是他亲自执笔撰写报告，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

报告中提出请求：“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

”日本大本营批准了他的报告。

1932年8月31日，石井四郎和他从小长大的朋友增田知贞以及4名助手、5名雇员随行，到中国东北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东北。

目的是要在中国东北选择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地址，之所以选择东北，是因为在中国东北容易得到细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另外，中国东北靠近苏联，气候也与其相似，一旦与苏军交战，可以直接地实施细菌攻击。

但在具体地点的选择上发生争执，关东军的石原莞尔主张设在牡丹江，而石井四郎却执意要建在“北满”的最大城市哈尔滨。

最后，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大本营的支持。

同时，石井四郎的细菌战计划，也得到了关东军的大力支持。

关东军高层认为细菌战能起着击败苏军的重要作用，细菌战将成为抵消日军在对苏作战中兵力上的劣势。

1933年8月的一天，石井四郎命令日军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交叉口一带，撵走了当地的商店主、职员和居民，秘密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石井部队），密称“加茂部队”，取名“加茂”，是源自石井的家乡名称。

此外，这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还常冠名为“东乡部队”，这是因为石井四郎十分崇拜在日俄战争中的东乡平八郎元帅，而且石井本人采用的别名也为“东乡大尉”，细菌部队基地里的宿舍区称“东乡村”，神社称“东乡神社”。

尽管石井四郎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各种保密措施，但是，如果在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里实施大规模的人体细菌实验，显然有诸多不方便。

石井四郎对此早有考虑，他选中了距哈尔滨市70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镇。

在石井四郎看来，此地不但交通方便而且又较为隐蔽，是作为大规模进行人体细菌实验场所的理想地址。

1933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圈定了5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盘，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日夜不停地修筑“兵营”。

不到一年时间，便建成了约100栋的砖瓦房。

“营区不仅有营舍，还有到背荫河火车站的专用线和飞机场。

残酷实验1933年12月8日，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视察这里时，说：“初具规模达600平方米的大兵营，令人产生一种好似要塞的印象。

这虽然是他们努力的结果，20几万元的经费开支看来还是值得的。

”而石井四郎本人也成为了有可他直接指挥的三百多人的细菌部队部队长。

背荫河细菌实验场不仅中国人不许靠近，就连火车经过背荫河车站时，也要放下车窗帘，严禁旅客向车外探望。

细菌实验场的日本人员很少外出，并都使用假名。

即使与国内家属通信，也经过关东军的审查。

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完全成为了与世隔绝的军事要塞。

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因派了一个名叫中马的大尉管理“兵营”，不知底细的当地老百姓都称这座神秘的“大兵营”为“中马城”。

在“中马城”营区中央是监狱和人体实验的综合设施。

监狱是按关押1000人的规模建造，通常关押着500——600人。

牢房很小，“犯人”几乎总是戴着手铐和脚镣。

每个被囚禁的人平均3天——5天内采血500cc左右,采血从未停止过。

等囚徒衰弱不再具有“研究价值”便注射毒液或枪杀，然后进行解剖，最后送到焚尸炉焚烧灭迹，焚尸炉由化名细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石井四郎在背荫河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重点，放在炭疽、鼻疽、鼠疫和霍乱三四种的接触传染病病菌上；此外，还利用人体进行毒气瓦斯、毒液实验；同时以人体为“材料”来进行冻伤实验。

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曾到背荫河视察，对冻伤实验尤为关注，因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镇压抗日武装及日后与苏军作战时，面临的严重问题便是严寒下冻伤威胁。

视察后，冈村宁次给上司的报告书中写道：“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37摄氏度的水中浸泡”，这一发现是“根据使用人体用各种方法经过反复的试验所获得的宝贵的数据而得出”。

“中马城”从1933年下半年复合设施还没完成，石井四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启动使用，1934年秋天，在中秋节因看守的日本兵警戒松懈，有30余名囚徒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人侥幸逃脱。

由于这次越狱事件，使石井四郎感到将背荫河选择在抗联第三军的游击区域，是选错了地址。

但为了减轻和推卸责任，石井四郎还是采取了暂时维持，看看情况再定的办法。

但此后，抗联第三军赵尚志部曾几次袭击“中马城”及附近日军驻地，甚至发生了攻城未克事件。

迫使石井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选择“基地”了。

扩建部队1934年12月28日，关东军参谋远藤三郎和化名“东乡”的石井四郎，从长春出发，途经哈尔滨也没有停留，直奔背荫河的“中马城”。

尽管两人对搬迁一事只字未提，但己下定决心废弃“中马城”了。

石井四郎以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发生“意外的火灾”为借口，向日本参谋本部提出迁移和扩大“加茂部队”的计划，很快便获批准。

石井四郎将设备和机器装运至哈尔滨，把关押的人员秘密杀死，不久，“中马城”变成了废墟。

从背荫河“中马城”的细菌部队撤到了哈尔滨市的“加茂部队”本部，即宣化街与文庙街交叉口处，在日本陆军医院的南院，以日军医院为掩护，进行秘密的细菌研究活动。

临街的大铁门经常关闭，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

里边一座二层的小黄楼，出入的都是一些日本军人和穿白大褂的日本人。

这里既像是工厂，又像是医院。

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加上这里确实生产滤水器这个半公开的事实，起到了掩盖罪恶真相的作用。

早在1931年，石井四郎便公开展示自己发明的滤水机，为了证明这种滤水机能把浊水、污水变成可饮用水，他多次在大规模的公开场合表演。

1933年，昭和天皇视察陆军军医学校时，就曾观看过石井的演示。

日本陆军海军参谋长也曾亲眼目睹过。

为证实滤水机的功能，石井四郎甚至不惜当场亲自喝下经过滤水机的尿液。

这种石井式滤水机后来在硫磺岛战役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松村知胜少将在回忆录中，对此曾有过活灵活现的描写：“被称为‘陆军的狂人军医’的石井，是一个坚毅果断，擅长宣传，有行动能力的军医。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行为古怪。

昭和12年（1937年）前后，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当时笔者正在参谋本部编成班任职，他经常不请自来，强烈要求给防疫给水方面预算和编制。

为此,或当众舔从人尿中提炼的盐，或饮用污水处理来的清水等，让参谋本部的大人物们目瞪口呆……总之是一位善于策划，富有实干能力的人……”防疫给水部成了日本疯狂从事细菌战的最好隐身衣，石井四郎以此为名，在中国东北及关各地，成立了23个以上的“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及分支。

1935年初夏，关东军强占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并于1936年春动工，开始了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

这是一项极为保密的巨大、综合性的工程，石井四郎在长春招募了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经时两年多才告完成，工地上使用中国劳工有时超过去1500人。

从细菌部队设施蓝图上看，区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包括指挥中枢所在的二层楼，即由3栋、4栋、5栋、6栋组成的细菌研究中心的“四方楼”，占地约为l5000平方米，内有各种细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监狱、解剖室等，还有处理人体和动物尸骸的3个焚尸炉。

1936年时，平房及附属设施的年度预算为“人力费300万日元，各支队20——30万日元，试验研究经费600万日元”。

所以事实上石井四郎掌握着1000多万日元的预算经费，而在当时即使指挥几个师团的将官们如果得到如此一笔预算也会高兴不已。

1938年石井四郎晋升为大佐。

1938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命令，确定了平房“特别军事区”范围及规则，“特别军事区”总面积约120多平方公里。

731细菌部队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波兹南细菌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杀人工厂。

731细菌部队人员配备比其它培训部队高出一等，配有一名中将和四名少将，全员时为2600人。

1939年末，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少将来到平房，看到石井部队的“惊人规模”并与此1933年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相比，不由发出“大有不胜今昔之感”。

石井四郎“上下班”往来于哈尔滨与平房之间，乘坐的是由专用司机驾驶的配有装甲板的高级轿车。

他在哈尔滨市的住所是没收来的俄罗斯人的大邸宅，石井四郎和他的妻子及七个孩子在此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石井四郎的一个女儿石井春海在近40年后还留恋地回忆：“那实在是一座别致的住宅，就像从《飘》那样罗曼蒂克的电影中搬下来的一样。

”食人恶魔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过着阔气放浪的生活，他仍旧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显示欲，贪婪地挪用“公款”，狂饮、逛艺妓馆。

石井四郎千方百计地将日本几乎所有的细菌学者建立联系，使他们为这支细菌部队给予援助。

而且，日本的大学也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了,除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外，还有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的传染病研究所等等。

而且在中国东北与石井四郎共过事的那些部下，战后很多人都成了大学里的医学部部长、主任教授、大学校长，或是创造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各业界中技术骨干力量，担任着重要职务。

如731细菌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战后任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731部队的长友浪男，战后曾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731部队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顺一，战后曾任日本防务厅主任研究员；1644部队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曾任日本厚生省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现为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长和第七任所长；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曾任日本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

据最新资料披露：共有79名日本细菌战犯在战后受到重用。

细菌战争1939年5月，日军与苏、蒙军发生冲突，石井四郎视为进行细菌战试验的最好机会，他制定了具体实施方针政策案。

6月份石井四郎在海拉尔储备了2000多枚载有疽、伤寒、霍乱菌的炮弹，准备发射到苏军阵地。

到了7月份，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为挽回日军的败局，终于答应了石井四郎所求。

欣喜望外的石井四郎将731细菌部队当时仅有的400余名各种从事细菌战人员抽调一半，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

并将22. 5公斤沙门菌和伤寒菌投入哈拉哈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