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成本与效率

既然成本是放弃的最高代价，那么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准确地说是成本为零）。覆水难收，历史成本因为没有了选择就不成其为成本了。一般来讲，先前的投入会产生一些后果（机器设备和无形资产），这些后果构成了进一步行动的约束条件，会影响今天行为和选择的成本，从而影响今天的行为和选择。但是，这并不是说先前的历史支出本身在影响今天的行为和选择。
人的行为不仅受到成本的影响，还要受到收益的影响。“你去理发，理发师不小心，把你的头发剪得太短了，不好看，这不是你理发的成本有变动，因为你放弃的最高代价没有变，而是你理发的收益降低了。收益降低，你就不要这样的行为和选择。要是你事先知道，你就不会理这次发了。”（张五常，2002）科斯讲：获取的价值与放弃的代价是同一钱币的两面。张五常讲：盈利是无主的孤魂。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讲：竞争均衡下的经济利润为零。这些是相同的表述，经济学的理念，湛深的理念。正因为成本与收益是同一钱币的两面，所以收益也依赖于约束条件。离开了约束条件，同样我们也是不可以谈论收益的。
既然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竞争从来都是激烈的，并且一切都是竞争的结果，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竞争本身，而是竞争的方式。有的竞争是生产性的、价值增值的竞争，有的竞争是非生产性的、价值消散的竞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绩效乏善可陈，不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竞争，而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竞争多是非生产性的、价值消散的竞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绩效表现良好，不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激烈，而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多是生产性的、价值增值的竞争。
从源头看，垄断不过是竞争的产物。在后果上，垄断并不消除竞争。垄断改变的只是竞争的方式——被导向为能在该领域经营而竞争，而不是在该领域内进行代价高昂的竞争。竞争决不只是在位厂商之间的事，潜在厂商是极其重要的竞争者。只要没有人为的进入限制，竞争的压力就总是存在着的。不只是潜在厂商对在位厂商构成重要的约束，更重要的，垄断从来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新的替代品或迟或早要出现。经验从来没有显示任何人可以依靠什么一劳永逸地垄断下去，即使是法定垄断也不能。
历史上花了100万元购买机器设备。一方面，要不要继续生产这跟历史上花出去的那100万元是没有关系的；要不要继续生产，要通过比较继续生产需要付出多少又可以收获多少而定。另一方面，这些机器设备的存在到底又构成了要不要继续生产的约束条件。将这机器设备在市场上出售，所得之价就是进入继续生产的真正成本。这市价是卖出产品所得的收益流的现值减去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的差额。就算机器设备百分之百是专用性投资，只能用于既定项目的生产，没有一点别的用途，不继续生产这历史投入就血本无归。但帐不能这样算。过去的投资，能够收回来当然是好，收回来愈多愈好。但不是向后看决定要不要继续生产，能不能收回来，收回来多少，而是向前看决定要不要继续生产，能不能收回来，收回来多少。看继续生产需要投资多少，又能收回来多少，进行权衡，然后决定要不要继续生产。如果继续生产，卖出产品所得的收益流的现值减去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的差额就是收回来的过去的投资。这收回来的可能高于过去的投资，也可能低于过去的投资，甚至可能血本无归，跟你过去花了多少钱购买这机器设备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一般来说，竞争方式决定于决定胜负的准则（张五常，2002）。如果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先来者得”，那么排长队甚至武力获取就是当然的选择。如果决定胜负的准则是“价高者得”，那么竞争的方式就是努力创造财富。因为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和发现新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好办法，所以在这样的胜负准则下，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和发现新市场就会蔚然成风。如果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官大者得”，那么人们就会不顾自己的比较优势，挤向通往官场的独木桥。这并不是异想天开。这些准则，我们的社会在不同场合或多或少有所使用。甚至，我们还可能以人口多少来决定胜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农民分粮一要看工分的高低，二要看家庭人口的多少。每个人要确保一份基本口粮，除去了上交国家的公粮和基本口粮，余下的粮食才用来计算工分的分值。由于单位工分的含粮量很低，一个家庭粮食的多少就主要决定于人口的多少，而且那时上学、看病只需花很少的钱，于是那个年代人口快速增长就不难理解。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私有产权下别的胜负准则就不会被使用了，因为市场有时有很高的运行成本。这一点是科斯1937年在《企业的本质》、张五常1983年在《企业的合约本质》中阐述的中心问题。他们要说明的是在私有产权下公司仍要存在，而且公司内部并不是用价格机制来运作的。不过我们更应该知道，尽管使用价格机制是有费用的，但是使用非价格机制也是有费用的。以“先到者得”作为胜负准则，那么排队的时间或者武力争夺所付出的劳力就是费用。以“官大者得”作为胜负准则，那么比较利益的丧失就是费用。根本上，经济运行是用费用节约费用，用一种类型的费用替代和节约另一类型的费用[③]。由于多数情况下，价格机制协调交易的费用相对要低些，又由于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私有产权和绝对的公有产权——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在边际上又都不是私有的（巴泽尔，1997）——因此在经济中各种胜负准则，价格机制和非价格机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程度地被使用，而价格机制则被更多和更广泛地使用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成本是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按理，经济学应该正确使用成本概念才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学在正确地定义了“成本是机会成本，是放弃的最高代价”之后，就几乎不曾正确地使用成本概念了。以垄断的社会成本分析为例来说，既然考查的是垄断的效率特征，那么垄断的成本就应该是垄断产业组织的成本。由于没有替代性选择的考虑，没有成本的概念，没有替代性产业组织的考虑，我们无从谈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因此必须回到原始起点，从替代性产业组织选择的角度看待垄断的社会成本。就垄断问题来说，有两种替代性产业组织，一是竞争经营，二是政府规制下的垄断。
进一步，产权又是胜负准则的决定因素。产权的性质不一样，决定胜负的准则就不一样。正如张五常（2002）所言：“在私有产权下，我是房地产开发商，我不会关心你是男的还是女的，长的漂亮还是不漂亮，我也不会关心别的因素，我唯一关心的是你出多少钱。这是说，在私有产权下，我们以‘价高者得’作为决定胜负的准则。在私有产权下，你想要这个苹果，我也想要这个苹果。你长的漂亮，没有用；你是教授的女儿，也没有用；你是政协委员的女儿，还是没有用。我拿出2元，你不肯拿出2元，我就赢了。”公有产权不一样。在公有产权下，“论资排辈”、“官大者得”好些胜负准则都会被使用。科斯定理告诉我们，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条件下，才会使用“价高者得”的胜负准则。在公有产权下，是不会以“价高者得”作为胜负准则的。在出现了市场的地方，是不能称作公有产权的。
假如垄断源于行政权力的支持，那么从理念上讲社会成本就要高一些；而如果是源于发明创新或者降低成本，那么从理念上讲就很难说造成了社会成本或者说造成了高社会成本。靠行政支持的垄断与靠发明创新或者降低成本而获得的垄断，其经济性质是有本质区别的。
2.成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人是在约束下进行选择。如此，放弃的最高代价也是依赖于约束条件的了。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一般的代价和成本，有的只是具体约束下的代价和成本。离开了约束条件，我们是不可以谈论成本的。
好事做到底，不然前功尽弃；水都烧到80度了，不差那20度，烧开吧。烧开80度的水较之烧开一般的水成本显然下降了，所以才要继续烧开。至于到底是花费了很多才将这水烧到80度，或是压根就没有任何花费就将这水烧到80度，跟要不要继续烧开这水的决定是没有关系的。读了硕士研究生，继续读博士研究生，不是因为考虑到硕士期间付出了多少代价，而是考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需要付出多少，又可以收获多少。通过硕士期间的努力学习，知识存量增加了，能力水平提高了，在这个基础上攻读博士学位成本自然是下降了。但是，这只是先前投入所产生的后果——知识存量增加，能力水平提高——构成了进一步行动的约束条件，在这个约束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成本变低了。至于硕士期间到底花了多少钱，付出了多少努力；或者一分钱也没有花，一点努力也没有付出，完全是神仙恩赐，跟要不要继续读博士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考虑才是正确的经济学理念。一切的行为和选择都要这样来考虑。
市场经济下，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诞生，又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每天都有大中型企业在进行兼并重组。这是竞争，激烈的竞争。没有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工不出力的情况非常普遍。出工不出力，就是偷懒了。一般的看法，偷懒是缺乏竞争的表现。但实际上偷懒也是竞争，那是在竞争闲暇。偷懒也是要消耗心智的，要不然，为什么他偷着懒了，你却没有偷着懒？为什么他干了轻松的活，你却干了又脏又重的活？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一切都要看作是自利的结果，即使是利他的行为，也要看作是自利的结果[①]（谢作诗，2004）。墨子讲：“义者，利也！”亚当·斯密讲：“个人的功利计算在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一切都要看作是竞争的产物，不仅垄断要被看作是竞争的产物，就是合作也要被看作是竞争的产物。这是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一门学科之所以配称为“学”就在于高度一般化地看待和处理事物[②]。
不要以为机器设备是专用性资产，不继续生产就要沉淀了。自己不生产总可以整体出售，有什么沉淀可言的？如果只有当事人自己可以用这机器设备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别人拿去则只是废铁一堆，生产不出任何有利可图的产品，那么当事人使用这机器设备继续生产的成本就是零，而当事人卖出产品所得的收益流的现值减去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的差额就一定是你独有的知识、技能或者别的要素的价格了。当事人继续生产虽然离不开这些机器设备，但正如在很多生产过程中我们必须使用空气和阳光一样，那是以零价格在使用空气和阳光。现在当事人继续生产，使用这些机器设备，跟以零价格使用空气和阳光没有两样，当事人现在是以零价格在使用这些机器设备。我们不使用空气和阳光，空气和阳光就沉淀了吗？我们不使用空气和阳光，空气和阳光没有沉淀，为什么不使用这些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就沉淀了？成本用永远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学没有什么沉淀成本的概念，也是不允许有沉淀成本的概念的——投资下注之前是无所谓沉淀之说的，投资下注之后，历史投入已经不是成本了[⑤]。
好些外行提醒经济学者不能只搞成本、收益分析，还要考虑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人的行为当然要受到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成本、收益和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却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后者是决定成本收益的约束条件。同样的行为和选择，约束条件不同，成本收益是不一样的。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是通过影响成本收益进而影响经济行为和选择的。除了历史、文化、法律制度以外，我们熟悉的还有产权、信息、交易费用等约束条件；时间、空间也是约束条件。更一般地，行为和选择时不能改变又受其影响的任何事物都是当时行为和选择的约束条件。
回到原始产业组织选择那里，很可能，垄断因为成本次可加（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而起，不要垄断，代理成本虽然会下降，但是企业就得放弃规模经济或者范围经济，于是其它成本（主要是固定成本）无可避免地就得上升。其结果，虽然不能排除垄断使生产成本上升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并不肯定垄断一定使生产成本上升了。教科书及相关文献关于垄断成本、收益和利润的计算无不是在给定市场结构下的成本、收益和利润的计算。然而给定市场结构的话，我们又怎能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问题呢？Leibenstein（1966）、Majumdar（1991）、Cooketal.（1990）、LeibensteinandMaital（1992）等经验研究无不是基于对现存企业或行业的考察，没有也不可能回到原始产业组织选择去，因而其观察到的并不意味着垄断企业真的具有更高的（总）生产成本。塔洛克（Tullock,1967）、波斯纳（Posner,1975）等人关于垄断的与寻租相联系的社会成本分析，同样因为缺乏正确的成本理念而存在重大错误。
阿尔钦讲：“产权与竞争是同一回事。”这话深刻，但不易理解。竞争是与稀缺性相伴而生的，竞争是与生俱来的，竞争又是需要进行筛选限制的。产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竞争方式进行筛选限制。产权既为竞争提供激励，又对竞争进行限制：激励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竞争，限制人们用那样的方式竞争，这就是产权的经济性质[④]。
竞争、成本、效率是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按理，经济学应该正确使用这些概念才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文重新阐述竞争、成本、效率三个概念，力求回到正确的经济学传统。 1.稀缺、竞争与产权
竞争与稀缺性相伴而生，只要存在稀缺性，那么在任何一个非鲁宾逊一人的世界里，就总是包含着竞争。竞争无时不在，竞争无处不存，竞争从来都是激烈的（张五常，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