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氏小说：一条颠覆经典与建构审美理想国的欲望之路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无名氏前后两个时期小说的研究，探究其前期的“新浪漫主义小说”是如何在40年代“颠覆”“大众经典”，以及后期的现代主义巨著六卷《无名书》是如何通过对生命的追寻和存在的确证来建构其“审美理想国”的现象，来说明无名氏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关键词】无名氏小说/颠覆经典/建构/审美理想国【正文】历史常常选择一些人物作为其坐标上的一些点来显示自己的进程，但那些庸碌之辈绝对与历史的垂青无缘，得到垂青的总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不论人们对于无名氏小说的兴趣如何，有一点大约无可置疑：他是个对平庸和凡俗深恶痛绝的作家。当然，这是美学意义上的憎恶。可以肯定，由于其天才，无名氏对任何平庸之作都不屑一顾。他也决不会畏首畏尾地在那些中庸者的队伍中搔首弄姿，欲拒还迎；他是骄傲的、自负的，不惧正面袒露自己的。在整个20世纪漫长的文学岁月中，他从未降低自己的精神标高。无论人们对他是漠然地置之不理，还是将他视为一个路人的“异端”，他始终是历史显示自身进程时那个坐标上被选中的点。综观其创作，可谓“野心勃勃”，简直就是“一条颠覆经典和建构审美理想国的欲望之路”。无名氏40年代闯入文坛时，就决意“颠覆”所谓的“大众经典”，“立意用一种新的媚俗手法来夺取广大的读者，向一些自命为拥有广大读者的成名文艺作家挑战”。(注：卜少夫编：《无名氏研究》，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3年版。)事实上，仅以“习作阶段”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就轻易实现了其目的。他用带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创作“颠覆”了当时所谓的“大众经典”。单1945年至1949年，这两部小说就付印了一百多版，以致当时凡能看小说亦能买得起此二书之青年，几乎全读过。而他也因此而暴得了大名。这虽与其天才有关，但也是一种“时势造英雄”的反映。此后，无名氏远离尘世的喧嚣与嘈杂，不问窗外的暴风骤雨，潜心创作鸿篇巨著《无名书》，默默地以小说形式展开对生命、宇宙的探秘工作，记下对人生美好境界的想往，一心一意地建构自己的“审美理想国”。大抵浪漫传奇总不离恩怨情仇和悲欢离合的命运遭际。《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亦不例外，其书名之新奇艳丽，爱情故事之缠绵悱恻，人际悲欢之跌宕多姿，哲理思索之迷乱苍茫，一时间风靡文坛。作者以建构奇幻诡艳的艺术手法轻易地“颠覆”了当时所谓“大众经典”中平庸、凡俗的罗曼蒂克。《北极风情画》一开头就惊世骇俗，闪动着乍明乍暗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悲戚面容，迅速拨动了读者的情感琴弦。除夕夜风狂雪骤，一陌生怪客夜间蓦地奔向华山顶遥望北方，豺狼般哀吟着惨不忍闻的歌声。当“我”阻止他纵下悬崖时，他冷隽地告诉“我”：人生每秒钟都有千丈悬崖等待着他。小说开头的这种叙事策略，渲染出了一种神秘怪诞的气氛，为这幅哀艳的风情画提供了一个雄奇苍凉、镂月裁云的镜框。陌生怪客的故事缘于十年前，他作为上校参谋曾至辽远荒寒的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城。一次夜归途中被美丽的奥蕾利亚误认为情人抱吻于寒冷街头。他们一为波兰将军的遗孤，一为朝鲜流亡军人，以天涯知己的心情谈论着“世界上有两个最富有悲剧性的民族：一个是东方的韩国，一个是西方的波兰。”自此心心相印，沉醉在甜美爱情里，双双变成“最好做梦的孩子”，“象喷泉样的尽量喷射出自己的生命”，达到了“人间幸福和情感享受的顶点”。小说至此起用了乐极生悲的程式，那种单纯明媚如月光下贝加尔湖的言情陡起波澜。因战事林上校须立即回国，二人便在分离前以赌徒般的狂热方式享受了四天爱情，奥蕾利亚随后引刃自杀，遗书让他十年后爬上一座高峰北向高歌他们唱过的《别离曲》。华山顶那凄厉如狼嗥的歌声即他十年后的践约哀鸣。这是一幕非常典型的浪漫传奇图画，一朝遇艳，终生哀痛，英雄美人，生离死别。可见《北极风情画》并没有脱出徐枕亚、苏曼殊等人开创的言情小说窠臼。但它也有独到新颖之处，即这双男女热恋时，谈论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涉及艺术与哲学、生死与恋慕、战争与独立等诸多方面，在开阔的思路中打上了“现代性”的深深烙印。虽然其间的言情谈愁还带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滋味，不过作者把他们写成两个弱小民族飘零的子民，字里行间则散发着愤懑的民族意识，此即该小说在当时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而无名氏“颠覆”所谓“大众经典”的目的也即在此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在《塔里的女人》中，

无名氏继续进行着他“颠覆”所谓“大众经典”的计划。其描写笔锋由民族意识的发散开始趋于人生境界的吟味。假如说前者是北国苦寒的风情画，后者即江南凄婉的咏叹调。“我”在华山见到一道士觉空，本名罗圣提，是位小提琴家。一次他应邀到某女子大学的校庆晚会上演奏，邂逅了出身于外交官名门的黎薇。小说以华丽繁缛的文笔，极度夸张、浪漫的想象，对这对风流男女的容貌、身价和智慧进行穷极描绘，把他们之间豪华的爱情，写得超凡入圣。但罗圣提已行过旧式婚配，他们为了成全道德忍痛割舍了爱情。黎薇别嫁，却遇人不淑，不久即遭遗弃。战事使他们南北流徙十年，当罗圣提再次找到黎薇时，她已痴呆衰老、两鬓斑白，几乎认不出罗圣提了。这出祸福无常的爱情悲剧，渗透了由热烈转向悲凉的人生失落感。它以美的沦落和善的幻灭，无比怅惘地触及了旧式婚姻和门户攀比的礼教制度所酿成的真情迷失悲剧的内核。作家借用挪威作家汉姆生《牧羊神》中的话得出了结论：“女人永远在塔里，这塔或许由别人造成，或塔由她自己造成，或塔由人所不知的力量造成!”值得注意的是《塔里的女人》的谋篇布局所采用的多维度结构方式，也是无名氏施行“颠覆”“经典文本”的一种策略。先以旁观者视角揣测着一个道观奇人，设置一个悬念；继之换以当局者视角，切入小说主体部分，采取道观奇人自述的方式，回忆其前尘影事，倾吐其喜怒哀乐，体悟其仟悔和空幻，通过内心自白缩短了人物和读者的心理距离。尤其是小说主体部分还有自白中的自白，因小说是男主角的自述，难以直接敞露女主角的胸襟，便以大段日记加以敷衍和弥补。故事讲完后又以汉姆生的话加以哲理升华，升华之不足，还写觉空见“我”要出版其稿子，愤然挥拳打“我”，使“我”猛然觉醒。这种梦中梦把人带入了类乎“黄梁一梦”或“南柯一梦”的境界，真幻交织，扑朔迷离，袅袅然升起一层爱怨皆空、荣辱无常、人生如梦的烟雾。这种表现方式不仅使小说的艺术营造显得更为复杂和变异，常有意识地模糊掉故事叙述链条之间的因果关系，甚至还表现出某种神秘色彩。在此处，偶然性与必然性难分难解使人一时难下判断，可这因果判断的模糊性却恰恰透视出作者主体意识深层的价值意向和对生活无可奈何的慨叹。因此人们常会感到无名氏小说的表达方式是传统理论所无法接受和分析的，因其总体上追求的是一种充满“现代性”的抽象效果，而且因小说人物主体意识的觉醒，其心理上许多复杂感情，如焦灼、孤独和无奈等纷涌呈现，许多是现有语言无法表达的。但他巧妙地传达出使用语言后面还有的另外一种语言。可见无名氏对“大众经典”实施“颠覆”时，井未对其进行结构性的破坏、解构、拆散，也没有排除一切沉淀物。反而对“大众经典”的艺术方式采取了借鉴、汲取、扩张的“拿来主义”态度。这种以新的“浪漫”和“传奇”来“颠覆”另一种“浪漫”和“传奇”的新小说的出现，反映了在民族战争的时代背景中，民众阅读口味对文学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许多人身临战乱，备尝流徙之苦，需要心灵慰藉。无名氏小说适逢其时，以轻灵的幻想、缠绵的故事使他们享受到了片时欢愉，减轻了生存压力。如果说现代浪漫主义在“五四”时呈现了反封建的狂放姿态， 30年代转向了宁静的田园牧歌，那么40年代则分散为多种存在方式，其中新浪漫派小说的兴起代表了浪漫主义思潮从知识分子精英的自我表现向广大民众阅读口味的靠拢趋势。为适应战争环境，这类小说淡化了自我表现色彩，增加了通俗化成分，获得了怡情和娱乐的功能。无名氏曾概括过他的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差异：“我们熟悉的小说是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作品；可是这部小说，绝大部分则是形象化的描写，景物和气氛都十分不同。我们见惯的小说，都有密实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只是无数缥缈的感觉，恍惚的臆想，藕断丝连的缀合。”其小说最擅长的即以传奇性为中介，描绘人物在特定心境下“着我之色”的主观感觉与印象，兼顾了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雅俗两方面的审美趣味。可见对无名氏而言，“颠覆”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它既可以是一种“哲学观点”，又可以是一种“政治或思想的战略”，还可以是一种“阅读方式”。换言之，在他那里，“颠覆”是一种双重运动，或者说是一种“双重写作”，即这种“颠覆”并非从外面进行，而是采取“同居”形式，仍高举“浪漫”与“传奇”的旗帜从内部来实施，亦即利用“被颠覆”对象的潜在矛盾，使其自行瓦解，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