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权力泛化和黑社会的兴起

中国的权力泛化和黑社会的兴起

广义的权力是指一种支配和控制别人，让别人服从的力量。它包括两种互不相同相互制约而且纵横交错的表现形态。其一是人们习惯理解的那种地位（职务）权力。

另一种就是利用其职业之便所控制的那部分可以干涉和支配别人的职业权力。这种可以干涉别人的权力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和知识的甚至是服务性的。

一、权力泛化的原因

职务权力泛化的事例俯拾即是，每个人都能举出无数的例子。诸如：利用职务之便，安插子女，贪污受贿，大吃大喝，乱批条子，乱建私房。以官倒方式谋取金钱，慷国家之慨以交换利益等等。根据中纪委的调查，八二年到八六年这四年中，全国党员干部违纪案件是四十六万件多。其中百分之五十一是贪污案件。八六年到九零年，贪污和受贿案件的立案标准已经明显放宽。八二年的案件在八九年大部分都不再值得立案。即使如此，案件的数量和程度都大大超过以前的四年。严格地说：已经很少有不行贿受贿、走后门、损公肥己的干部了。《红楼梦》中的焦大曾经斥骂荣府除了门口的石狮子没有什么是干净的。如果焦大在，不知道他会怎样斥骂今天的现实。

职务权力泛化现象是一种多因综合症。它最早出现于七十年代初，开始叫“不正之风”。林彪事件以后，上层权力斗争的黑幕揭开一角，以往神圣的政治目标及其行为规范摇摇欲坠。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际上已经失去它神圣的光彩。的正统的道德参照全面崩溃。很多人在政治规范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虚无感，理想主义的失败引导人们走向现实。

职务权力的泛化直接影响到职业权力的泛化。每个工作着的人都是有权力的。即使是一个垃圾工，一个身无分文的上访者，一个看大门的，都有他的权力。当职业权力的占有者仍然相信职务权力的泛化是可以控制可以改正的时候，传统的价值观念尚能将职业权力约束在规范性的位置。可是当职业权力占有者确信原有的价值观念不可能继续时，他们就会抛弃固守的准则，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职业权力去谋取好处。

于是，职业权力开始泛化。职业权力的膨胀、运动和蔓延，使我国社会中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等级地位结构转变为分散在更多人手中的职业权力结构，甚至形成了对地位权力的某种制衡。因而它的实质既是特权的一种扩张，又是对特权的一种反动。你当官的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开后门，我当司机的为什么不

能用公家的汽车送我的孩子上幼儿园呢？这是纵的。从横的方面说，既然我在医院里被医生敲了一杠子，为什么我就不能利用我的管电（管水、管煤气、管学校、管厕所、管交通）的职业权力同样敲别人一杠子呢？堤外损失堤内补，拆了东墙补西墙，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种以扭曲的形式觉醒的民权意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的畸形产物。

二、黑社会与权力泛化的连带关系

但是，在权力泛化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扩张权力。职务权力有大有小，职业权力也不是价值相等。有人得到的多，失去的少；有人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一个官员一年的外快是五万元，他付给幼儿园阿姨和保健医生的礼物只用了三千元。相反的。一个小学教师拿到的奖金是八百元，可必须的额外开支要三千五百元。权力的泛化对有职有权的人好处大，无地位或地位卑微的，无职业或职业不怎么有用的，就吃亏。吃亏的想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想赚便宜，赚便宜的想发大财。因为没有规范和标准，各个层次的人都不满。

既没有职务权力又没有职业权力的人在泛化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他们没有什么能和别人交换，没有任何手段勒索金钱谋取好处，反过来还要受职务权力和职业权力的双重剥削。在权力的市场上，他们是赤贫的无产阶级。这些人一再呼唤真理，真理装聋作哑。整个社会的大趋势无法改变。他们想方设法改变他们的处境，可是在双重权力的盘剥下，他们很难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力。另一方面，非规范行为的泛滥，人们利用职务和职业谋取利益的现实又每日每时刺激着他们，使他们不能安静。他们对不正之风和不义之财充满着气愤图啥.由于他们没有？正当手段“去？取这些利益，就只好不择手段，有的诉诸暴力，有的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一旦群众的忍耐超过了最高限度，他们的一支脚就已经踏进黑社会的门槛了。

在黑社会出现之前，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时期的特点。

一个是山东省苍山蒜苔事件，一个是四川省宜宾化肥事件。

一九八六年，山东苍山县农民收获了大约一亿公斤蒜苔。外地到苍山的客户很多。

但是县政府各机关都想利用权力捞好处。工商行政管理所提高摊位收费标准，每笔交易都要由他们过秤，借此收取大量的好处费。税务所也借机提高税收定金。交通局对外地车辆严加盘查，简直是吹毛求疵没事找事，提高罚款数额，以便给本单位发奖金。公路段在路口和桥梁等处设立岗哨收取过路费，苛捐杂税的大量增加，必然抬高了蒜苔收购成本，客户纷纷离开苍山。于是，大量蒜苔只好烂掉，群众对当局杀鸡取卵、赶走客户的行为非常气愤。他们聚集起来，要求

县委县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人都吓得不敢出来。怒不可遏的群众将政府办公大楼砸得稀巴烂。笔者曾经有报告文学“杀净天”描述那个事件。当时被抓起来的农民有十七人，后来放出来十五人。在采访中，他们告诉我：“我们这个地方，历史上就出马仔（马仔，就是土匪）。政府不讲理，我们还讲理吗？官逼民反，我们要是急了眼，就去当马仔。”

另一个故事是一起重大抢劫案。大陆杂志《黄河文艺》有篇报告，描述铁路上的抢劫和盗窃，多数是跬叫行咨比嗽交跣为，但也有不同的例子。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深夜，从内辽开往宜宾的列车上装满了化肥。当列车行至王家场时，有五个青年农民飞身爬上火车，技艺相当好。他们上车后就拿出刀子割断车上的缆绳，用扁担朝车下掀化肥袋子。下边是几千等待运化肥的农民。当时车上有十五名干警，鸣枪警告，无效。

一会儿，突然刹车，司机说有人卧轨。火车停下来。农民正在把化肥一一过秤，看来很有组织。因为人太多，用列车长的话说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不能开枪”。农民中有很多老人和孩子，都在忙着运化肥，有人收钱。列车长问：“谁是头？”有两个人站出来说：“我们是头，有话给我们商量，不关别人事。”又问：“你们是什么人？”一个青年头头说：“什么人？农民，我们是农民真理服务队。”

农民这时都在忙着运化肥。有的人朝列车吼叫什么，很气愤的样子，好象他们不是违法，倒是列车上的人有问题似的。“列车长又问：”抢劫货车，你们知道这是违法吗？“那个中年头头说：”我们没有违法。我们种地，打了粮食先完成国家的税收和各级政府的摊派，连民兵训练都得我们出钱出粮食。所有这些，都是平价，我们不说了。可是，为什么国家生产了那么多化肥。我们却想买买不到呢？就算有一点，也是倒了好几把，剥了好几层皮了。无论我们怎样要求，都没人听。既然不分平价化肥给我们，我们只好自己来硬买。“

列车长很严肃地批评他们，但是他的声音没有老百姓高。那两个头头讲话非常严密，义正词严，完全不是那种凶狠卑琐的流氓盗贼可比。头头说：“我们两个，还有上车掀化肥的五个人，就是农民真理服务队。所有这些化肥，我们七个人一粒都不会要。事情做不利落，卧轨的人不会起来，有事找我们，和老百姓无关。”又是一阵子吆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走了。用扁担挑，用自行车驮的。用平车拉的，都迤逦而去。但是剩下

的人还有几百，好象是保护那个真理服务队的，列车警卫人员对付不了他们。而且干警看上去对农民也有点同情。即使教他们下手，他们也不一定干。

最后，有人送来一个好几页纸的单子，还有一大把钱。那人将钱和单子给头头。头头对列车长说：“这是今天晚上我们硬买的化肥。我保证所收的钱一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