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国内导演的导演风格

张艺谋导演的艺术风格张艺谋的作品分为前张艺谋时代和后张艺谋时代，前期作品主要有：《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我的父亲母亲》后期作品有：《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

前期作品的特点：1、他的电影的主题都有一个或明或暗的“性”问题，尤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展示形成他的电影表现的潜在魅力和叙事主线。

2、民俗的运用。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随处可以见到民俗，《红高粱》中的“颠轿”“回门”《菊豆》中的“出殡”《活着》中的“皮影戏”等，张艺谋的电影大都是改编自小说，小说中的民俗在他的手中起死回生，成了一种极富特色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气概的弘扬。

民俗在影片中完全艺术化了，完全是一种美学追求。

3、对色彩的迷恋。

张艺谋的电影世界首先对接受者产生的正是这种来自色彩的强大视觉冲击力。

在影片《红高粱》中，漫野摇曳的红高粱，泼洒大地的红高粱酒，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土岗、血红的袄等，这种红色呼唤着一种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表现了人物对生命赤裸裸的欲求，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这种红灯笼是在封闭规整的乔家大院里使用的，并在扭曲中使用，形成了对扭曲生命的否定，散发着腐朽的美丽气息和血腥的灾难气息。

《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的红棉袄，这种红色是母亲对爱情的积极释放。

后期作品的特点张艺谋后期作品对形式美的追求高于对内容的追求，形式大于内容，大场面、大制作、大手笔成了这类作品的特点，华而不实，内容苍白。

1、影片《英雄》耗资3000万美金，堪称国内超大手笔，国内票房超过两亿，从票房上说,《英雄》意味着张艺谋电影商业突围的成功，但不意味着张艺谋电影文化突围的成功。

影片中加入了传统的儒道思想，“书法”、“剑道”等，即所谓的雅文化，同时又把影片的主题上升到“和平、统一”的高度。

但整个影片的形式过于丰富多彩，压得本不精彩的影片内容喘不过气来。

影片中的故事是老掉牙的刺秦，不同的人讲了三段不同的故事，似乎套用黑泽明的经典影片《罗生门》，真真假假，以假乱真。

同时影片中的人物性格似乎也不是很明显，身为赵国人的无名，为报灭国之仇，练剑十年，一意刺秦，其志坚意决可见一斑，而导演却让他这种积蓄良久的决心在残剑的一番劝说中灰飞烟灭，最终放弃刺秦。

其转变之快、思虑之深，已不符合一个侠客的身份，更像一名理性的智者。

即使这个人物的性格变化具有某种特殊性，而片中对这种特殊性也缺少必要的铺垫和合理的艺术表现，因此其结局显得突兀而可笑，观众被导演的如此设计迷糊的团团转。

2、《黄金甲》中导演更是采用上万盆真实的菊花来做道具，还有演员身上用重金属打造的黄金服装，色彩斑斓的琉璃柱子，场面铺设的如此豪华，似乎只有张艺谋能够玩得起这样的大场面。

影片最后两派的大战是“金甲”与“银甲”之间的战争，演绎的完全是人海大战，没有任何场面调度可言，只见满眼都是人，都是用同种姿势挥舞着大刀，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只有庞大的人和满眼的金黄，谈不上任何美感。

冯小刚喜剧的特点冯小刚的喜剧在中国影坛上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用其生活化的诙谐电影语言，调侃着他眼中的社会和生活，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冯氏喜剧特点。

冯小刚的轻喜剧背景基本都是北京，都是城市题材；主角都是小人物，讲述寻常百姓的故事；他的电影里面透着一种厚厚的平民主义、百姓情结，其特有的喜剧风格素材都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

而这些作品全由一个灵魂主角——葛优主打，采用冷幽默，寻常的言谈举止于不经意间爆出笑料，极似相声中的抖包袱，从不大轰大闹，自然朴素，令人回味。

冯小刚的作品有一种讽刺性的幽默，对现实生活的各种不光彩层面进行暴露和嘲弄，而且时效性很强，当时的新闻热点以及焦点事件都有可能在冯小刚的电影中找到踪迹。

高希希《新上海滩》《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结婚十年》《花非花》《历史的天空》《搭错车》。

高导的手中这些作品最集中的特点就是把焦点放在人性身上，人物的魅力大放异彩，每部电视剧都引人入胜高希希导演的不少作品都以大时代为背景，但是他的作品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在他的电视剧中观众看到的每个人物都让人感觉距离自己很近，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做出了不平凡事情的平凡人。

在高希希导演看来，主旋律下的人也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

正是秉着“想观众所想，思观众所思”的信念，高希希导演在执导每一部作品时都力求“既养目又养心”。

谢晋导演的艺术风格一、对现实题材的真实描述谢晋的现实主义是对中国的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不管是早期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还是后来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一以贯之。

或歌咏现实生活的美好，表现英雄人物的伟大，或反思重大历史事件，直面现实的人生困境。

同时，在谢晋电影中“伤痕”题材被提高到了深沉哲理的高度，让人们在伤痕中看到力量，痛定思痛。

比如《天云山传奇》中成功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当时绝大多数人将会牢牢记住，今后再也不能重犯把同志当敌人的错误。

二、对人的关注表现人的觉醒、人性复归、人道精神、人性解放等主题是谢晋电影很明显的特征。

这与整个大时代不同，也与谢晋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在“文革”中的不幸经历对他的艺术创作有颇深的影响。

三、对女性美的表现谢晋的作品关注人，尤其是关注女人，对女性美的描述是谢晋电影的突出特征。

《天云山传奇》中他对冯晴岚倾注了大量的爱，他爱这个角色，他希望“在我们国家像冯晴岚这样的人要多一点，”《天云山传奇》反应的悲剧既是政治上的也是伦理道德上的，冯晴岚则是影片审美理想的正面体现者。

谢晋影片中的女性是朴素无华的，她们只是同样具有这些美德的众多女性中的一个，没有丰功伟绩，默默无闻的工作、学习、生活，但她们内在的力量，真诚善良，坚韧无私有足以证明她们是伟大的。

四、对传统悲剧的革新——以喜写悲谢晋的电影从题材上讲的是现实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表现方法上将浪漫主义融入其中，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谢晋电影长于抒情，浪漫主义色彩成就了谢晋的抒情式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

五、对细节的处理细节在谢晋电影中俯拾即是。

《牧马人》中许灵均为乍到的李秀芝撅根柴棍充当筷子；许灵均用得破旧的饭锅；《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脖子上的那条在风雪中飘摇的鲜红围巾；《女篮五号》中泥娃娃；《红色娘子军》中的四枚银毫子，这些生动的道具在谢晋手中充分显示着它们作为“演员”的身份。

谢晋在导演中极严密的掌握着这个细节的真实的美学原则，从而成功的创造出许多艺术典范。

刘伟强电影的艺术风格“古惑仔”电影时期为刘伟强的第一个创作阶段。

1996-1998年间，刘伟强和其最佳拍档公司的编剧文隽相继推出了《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古惑仔之猛龙过江》（1996）、《古惑仔之龙争虎斗》（1998）等5部“古惑仔”影片，这些影片全都根据漫画家牛佬的流行漫画改变，更具流行性和动慢性。

“古惑仔”影片延续了香港电影繁荣时期的“黑帮片”的某些主题，表现了街头边缘青少年们对抗社会、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

因此这类影片又不同于面对一般观众的“黑帮片”，它的目标观众很明确，是拍给时下年轻观众的青春化的“黑帮片”。

“古惑仔”影片也始终保留着以往“黑帮片”、“英雄片”中的“忠义”主题，“古惑仔”们靠义气和群策群力打出江湖。

另一方面，刘伟强巧妙地利用了漫画产生的影响，他的人物出场时，都是由漫画的草图开始，黑色人物的勾勒制造出了神秘的引子，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看到了以往漫画的投射，产生了进一步的认同感。

动漫特效动作片的创作，为刘伟强电影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影片如《风云之雄霸天下》、《华英雄》以及《决战紫金之巅》（2000）等同样改编自漫画。

以《无间道》系列片为代表的警匪片创作，为刘伟强电影的第三阶段。

其中最先引起轰动的《无间道》（2002）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与着力于创新，与传统警匪片有很大不同。

如影片不再以暴力动作和江湖义气为推动力的传统叙事模式，不再从黑社会与警察对立的表面意义去诠释，而是以细腻的内心解剖和人性化的故事情节另辟蹊径。

影片采用全知的视点，开篇便交待了人物的真实身份和被赋予的使命，在《无间道》系列的后两部影片《无间道Ⅱ》（2003）和《无间道Ⅲ之终极无间》（2003）中，这种人文主题逐渐向深度延续,表明刘伟强逐渐完成了从商业到文艺类型的转变。

与韩国影人合作的跨国制作《雏菊》，更是完美体现出了刘伟强电影的风格转变，也以此为分界，标志着刘伟强第四个创作阶段的开始。

影片极力渲染了一个浪漫爱情故事，异国的邂逅与爱情、缓慢的节奏、较多回忆性的抒情画面、迷人的阿姆斯特丹景色等为其赋予了典型的文艺片风格。

同时，影片又以香港类型片中的诸多商业元素进行包装，如警匪动作场景、营造悬念氛围等进一步增强了剧情的感染力；刘伟强最新完成的影片《伤城》依然遵循着商业包装的文艺片路线，影片试图以“落难公子风尘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经典传奇模式，来疗救都市深处的黯然情伤。

王家卫电影的艺术风格一、采用意识流手法，形成格言式的独白：王家卫的电影大多是以第一人称散漫的叙说来叙述故事，展开情节；《阿飞正传》那句句经典的台词早已是脍炙人口：“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地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二、王家卫的电影台词象一种格言，又象一种飘离的诗，里面不乏幽默，文学味很足。

他通过他的人物的讲述，来叙说一种城市疏离的感情、一种过去的缅怀、一种多重视角里的变奏。

三、唯美的画面：王家卫具备着寻找最为特切美妙的传达其理念的画面元素的能力，比如《花样年华》中张曼玉那29件旗袍，，包裹着不露声色的女人。

绚烂的颜色热闹着，泄露了女人的内心。

比如斑驳的镜子，比如探戈、比如杂货店墙上的时钟。

当然，寻找到合适的画面内容之做到了第一步，在拍摄中，王家卫有得力的助手杜可风。

在色彩上，影调往往浓郁的统一在一个色系中，比如《阿飞正传》的绿，《花样年华》的红。

四、煸情的音乐：王家卫的电影中使用过的音乐门类很多，恰恰舞曲、探戈舞曲、爵士、Rock、 Wave、电子乐、民歌等，而它们的出现都没有参与影片的正常叙事过程，也就是说属于非叙事电影音乐的范畴。

但它们作为影片的构成要素，却担当着增强甚或弥补影片叙事功能的职责。

音乐会将故事情节完全吻合的情感状态很形象地描绘出来，这一点《花样年华》尤为突出。

主题音乐《梦》为整部影片奠定了凄婉的基调，这是其一；其二，六十年代的香港没有电视，他们每天从收音机里收听不同风格的音乐，京剧、越剧、粤剧、流行歌曲混杂在一起，西方式的渲染营造了种东方化的意境，遗憾与悲情始终弥漫在影片中。

五、细节王家卫把人物和故事中富于情感和情绪的部分抽离并且放大，反过来将人物和故事压缩成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