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英雄赵尚志与东北抗联(中)

悲情英雄赵尚志与东北抗联（中）

偏偏就在这时候，从吉东又送来一封信，全称为《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中代信”）。原来在吉东特委遭到破坏后，已从莫斯科返回海参崴的吴平又组建了吉东临时特委，调穆棱县委书记宋一夫担任临时特委书记。为了指导北满党组织的工作，1936年3月，吴平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写了一封信（实际未经中央驻共产国际代团同意），通过吉东临时特委转到北满。赵尚志等人看后更晕了，怎么又冒出个“中央代表”？他们不知道，当初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从苏联回国，因此南满的杨靖宇和吉东的李范五、周保中都知道吴平的来历，只有北满的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张兰生等领导人还蒙在鼓里。

在“中代信”里，吴平阐述了与“吉特补充信”精神相一致的内容，除强调反日统一战线，重复“抗日反满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把枪插起来，保存实力，等待大事变”等主张外，还提出要改造北满党组织的问题，指示在南满、东满、吉东三特委分别改组为省委的同时，“对珠河的组织变更如下：(1)建立松江省委”“建议以李兆麟同志或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同志担任书记”(2)成立哈东特委，建议由冯同志(指冯仲云)任特委书记”，“哈东特委受松江省委领导”等。对于突然冒出来的“中代信”，赵尚志等人既一头雾水，又

不能不怀疑：吉东特委这边如此异常情况连连，难道真的出了“奸细”？对于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消息，已经撤到汤原的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等部队应该何去何从？由于北满与中央断绝联系已经一年多，而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传来的消息又互相矛盾，与原来的中央指示反差也比较大，加上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日寇叛徒无时不觊觎的破坏行为，北满领导人不能不坐下来进行共同研究，以确定今后的斗争方向。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四块石第3军被服厂召开了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与第3军、第6军联席会议（史称“珠汤联席会议”）。参加者有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江绪，第3军军长赵尚志、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第6军军长夏云杰、军部秘书长黄吟秋等人。李兆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冯仲云认为“六三指示信”是正确的，而“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差不多是投降了”。赵尚志认为“六三指示信”大部分正确，但“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则属于单纯退守政策。朱新阳提出几封信的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但在具体的策略运用上“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经过3天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并通过了相关决议草

案。总的思路是根据赵尚志等人的主张，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反对“右倾”退让的主张。关于组织上，决定在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的关系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按照杨光华临去苏联前指示的各地方党组织“自主的进行工作”之方针，不建立松江省委，而是暂时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自己找上级关系”。

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由冯仲云任书记，李福林任组织部长，张兰生任宣传部长，白江绪任职工部长，夏云杰任军事部长，朱新阳任青年部长。并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赵尚志任执委主席，冯仲云、李福林、张兰生等人为常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辖哈东特委、下江特委，抗联第3、6军党委以及第9、11军党的组织。或许是出于对“中代信”中提出由李兆麟（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此时已牺牲）担任松江省委书记的怀疑和警惕，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李兆麟虽然被选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不是常委，也没有担任临时省委中的重要职务。会后，北满临时省委即派省执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联，去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并求证吉东特委转来几封信的真假。

会议结束后，赵尚志指挥部队继续西征，开辟新区，牵制和调动敌人。而在吉东的周保中接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送来的文

件，感到问题严重。他很清楚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的事情，在组织关系上并无问题。而北满对于上级的领导予以否认，这问题可就大了。因此，周保中给冯仲云、赵尚志写信，解释其中的原因，并要求吉东和北满的领导同志应尽快面谈澄清误会。然而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致使两区领导迟迟未能见面。在此期间双方仍通过交通传送信件往来，由于书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个别措辞不当还容易引起误会，双方渐渐开始了论战。1936年12月，吉东特委给北满临时省委转发了补充文件《中共新政策路线》（简称“新政策路线信”），信中再次提出“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错误主张，又加剧了北满和吉东间的矛盾。起初是北满认为“六三指示信”等几封信都有“右倾”观点，要吉东注意。吉东则反驳说那是代表中央的指示，组织上毫无问题，能指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右倾”吗？不久后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传到了北满，这下与王明、康生、“中央代表”的关系便已清楚了。北满只好转变了态度，承认在组织上没有问题，但“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曲解了“六三指示信”的精神，而且不了解东北的实际斗争情况，犯了比较严重的“右倾”错误。吉东也不甘示弱，指责北满违反中央路线，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从大的组织路线到东北抗日斗争中一些具体策略问题进行争论，互相扣帽子，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双方的论战中，赵尚志的态度很鲜明，有些反对意见措辞比较激烈，如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关系等。周保中对赵尚志很不满，指责其“反对王明、康生，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在此期间李兆麟的态度出现了动摇，他于1937年3月初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否认中央代表来信是错误的……总的国际路线是毫无错误的”，要求省委应“发出文件来纠正这一错误”。当时由于李兆麟在松花江南第6军指挥作战，赵尚志、冯仲云也未能与李兆麟进行充分沟通。为了解决上述争论的问题，1937年6月28日至7月中旬，在北满临时省委机关驻地巴兰河上游东岔河东岸张木营子附近的抗联第6军被服厂，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临时省委执委主席、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第3军军长赵尚志，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临时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江绪，临时省委执行委员、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珠河地方党组织代表魏长魁，汤原地方党组织代表杨同志（即宋乃镇、后改名张福林），第6军军长戴鸿宾、军秘书长黄吟秋、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第3军1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团省委书记黄成植等。中共吉东省委（由吉东特委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