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三种含义一是真正的民族精神仅是指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粹思想、进步观念和优秀文化，而不包括民族文化中消极落后的因素，只有从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提“弘扬民族精神”。

二是民族精神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包括积极、优秀、进步、精粹的一面，又包括消极、落后，甚至粗俗、劣根的一面，应该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整体面貌，是一个充满优弱长短的两面体，如果说前者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优良传统”，那么后者就是近代先驱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

三是民族精神作为研究的对象，应如实地把它看成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精神形态，但作为宣传、弘扬的内容，则应当是民族精神中正面的东西。

要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八荣八耻”中的“八荣”，实质上体现、倡导了“八荣”精神。

它们既源于传统的民族精神，又构成了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

精神、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与先导性，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成为精神导向。

江泽民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

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宏大，它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统一。

关于其内涵有各种概括，不管如何概括，“八荣”精神都构成了其核心内涵。

一、“以热爱祖国为荣”——爱国主义精神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爱国主义一般包括骨肉爱、乡土爱、民族爱、祖国爱、世界爱五个层次，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凝聚一体的精神动力，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

归宗炎黄、凝聚华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民、爱国爱乡，恋土归根、报效桑梓等，构成了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

早在春秋时代的《战国策》中就出现了“爱国”一词；东汉荀悦的《汉纪》中就有“爱国如家”的说法。

儒家不但追求理想人格，而且孜孜以求国格，将国家的荣誉、尊严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国家可以“杀身成仁”。

这种国格观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真正源泉。

不少古代杰出的文学家都表现出浓烈的家国精神，即对乡土、国家执著的热爱。

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临终前在《示儿》中写到：“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企盼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

尽管那时的爱国主义带有某种历史局限性，但在国荣我荣、国辱我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意识熏陶之下，涌现了众多民族英雄，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并将这种爱国深情升华为崇高的道德责任。

屈原、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是如此，郑成功、施琅、林则徐、邓世昌也是如此。

汉代苏武被扣异邦１９年仍持节牧羊、至死不降；岳飞的《满江红·怀古》表达了伟大的爱国情怀，后人每逢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往往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操；近代的朱自清教授一身重病，不愿领取外国人的一粒救济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及其实践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将其发展到了新的境界。

１９４２年邓小平在庆祝刘伯承５０诞辰时就讲：“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

邓小平还一再声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在党的领袖、将领和革命先烈身上都体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今天，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爱国的表现；反对“台独”，实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实现国家统一，也是爱国的表现。

可见，“八荣”所提倡的爱国主义，正是民族精神中的核心精神。

二、“以服务人民为荣”——服务人民的精神如果说民本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内涵，那么，作为民本精神升华的服务人民的精神则构成了民族当代精神的基本内核。

民本精神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提倡爱民、重民、亲民。

《尚书·五子之歌》就记载了大禹的话：“民可近，不可下”。

孔子认为，如果能作到“博施于民而济众”（见《论语·雍也》），那就是圣人，从而将民众摆上至关重要的地位。

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尽心下》）的光辉命题。

荀子及唐代魏徵都提出君民如同舟与水，民能载舟亦可覆舟的思想，主张为政应当爱护百姓。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应为天下人服务。

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国家之本在于民。

这些富于人民性与朴素民主精神的传统民本思想，对民本精神的形成影响很大。

我们党立党为民，从成立之初，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在“三个代表”思想中明确指出党应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撰写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篇章，并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等思想。

鲁迅也写下“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

许多先烈与英雄模范人物努力实践服务人民的宗旨，如雷锋、焦裕禄、时传详、孔繁森等，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也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在“关注民生”方面身体力行。

这样，就将朴素的民本精神升华为服务人民的精神，构成当代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三、“以崇尚科学为荣”——科学精神与学习精神中华民族是崇尚科学的。

孔子早就主张“不语怪力神”，不信神仙鬼怪。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过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等伟大发明；在古代的水利工程、数学、建筑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纺织术、造船航海术、制瓷术、造纸术、冶炼术等方面曾有过辉煌成就，不少领域曾领先于世界；创作出《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九章算术》等科技著作；涌现出以李时珍、毕升、沈括、祖冲之、宋应星等为代表的古代杰出的科学家群体。

借助于唐宋以来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及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民族以开放、博纳的胸怀接纳了不少当时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有所衰落。

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请进了“赛先生”（科学），引发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科学精神在神州大地上再现曙光，并对中华民族产生深刻影响。

我们党一贯倡导科学精神。

毛泽东一生对科学寄予特别厚望，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见“科学”这一概念，他在方法层面上提出“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在具体科学知识层面上，他建议毛岸英兄弟“多向自然科学学习，……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邓小平也强调“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党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号召建构“学习型社会”。

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革命力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综合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

要振兴中华、强国富民，就要发展科学技术，确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精神，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提升科学素质。

缺乏这种科学精神与学习精神，民族精神就缺乏了时代性。

四、“以辛勤劳动为荣”——勤劳勇敢精神中国人历来以劳动为荣，是一个崇尚劳动、刻苦耐劳、勤劳勇敢的民族。

墨家就反对不劳而获，主张自食其力。

相传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教民农作”，教给人民耕作方法。

《史记》中有“舜耕历山”的记载，颂扬了古圣贤以身作则、勤于劳作的高尚品德。

大禹治水在外一共１３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勤勉奉公、刻苦耐劳的精神。

李大钊曾说，我认为人生求乐的方法，莫过于尊重劳动。

北山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刻苦耐劳的民族精神风貌，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对此评价很高。

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又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邓小平一贯倡导勤劳致富的原则。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光荣，劳工神圣。

没有勤劳勇敢的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与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的产生。

党培育产生的南泥湾精神、时传祥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等，无不闪耀着劳动的光辉。

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必须尊重劳动”。

今天我们已迈进信息网络时代，但劳动精神并未过时，勤劳勇敢精神仍是我们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五、“以团结互助为荣”——团结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倡行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与和合精神。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兼爱互利、扶贫济困、凝聚和合、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和合文化。

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兼爱、非攻、尚同等原则。

孔子则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和谐为贵。

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夫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认为不同事物、因素的调和、共处，实现多样性的统一，事物才有发展；而同类事物的拼凑，就不可能发展。

故“声一无听，色一无文”。

孔子将此思想运用到社会领域中，提出“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命题，追求“和合”的君子境界，主张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要和谐。

荀子在讲到为什么单个的人力比不上牛马却能驾驭它们时说，这是因为人能结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在斗争中也体会到，只有团结起来，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拧成一股绳，才能取得胜利，所以“团结就是力量”。

极力倡导中华和合精神的李瑞环同志说：“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和’，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

党中央近年更是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只有讲求和谐，注重和合，团结互助，才能形成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提升社会及组织的亲和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六、“以诚实守信为荣”——诚信精神“诚信”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道德文明的精华，厚德载物、诚实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致，构成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儒家提倡“信”德，倡行重承诺、守诚信。

孔子在《论语》中曾３８次提到“信”字，其中，有２４处体现了“诚信不欺”之意。

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此话曾被毛泽东引用。

在儒家看来，信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孔子告诫人们应每日“三省吾身”，其中“二省”就是反省自己的信用如何：“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儒家还主张“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老子则认为“轻诺必寡信”，主张不要因轻易承诺而失信。

一些思想家还从“知行合一”角度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的命题。

作为传统的道德规范，“信”既是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从政的基本准则。

“瓜期不代”典故说的就是春秋时期的齐襄公因不讲信义而被手下将军杀死的教训。

中国历代的商帮及百年老店都十分注意“以诚立业”，恪守商业信用，讲求生财有道，利以义取；讲究“秤平、斗满、尺足”。

晋帮、徽帮是这样，宁波帮也是这样。

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要素，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信用经济。

信用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领域，信用直接反映个人或群体对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规范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