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对东亚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崛起，对东亚意味着什么
作者
五百旗头真 刘柠 译
简介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东亚国际关系的构图正在变得令人眼花缭乱。有必要先回忆一下这个地区历史的基本形态：中华帝国居高临下，其王朝大体上重复着两百年隆盛与百年混沌的历史周期，周而复始。在兴盛期，帝国扩大，整个东亚几乎都被置于其治下，或成为朝贡国。而大海对面的岛国日本，异例地保持了自立，在引进中国文明的同时，繁育了独自的文化。但是，在日本坐成与中国比肩而立的帝国之后，却没能为东亚带来“两极”体制。
经过10年光景，中国终于经受住了苏东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冷战终结的考验。不同于东欧的是，在共产党体制下，由于市场经济已然深化，旨在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被称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尝试成为可能。92年到93年，日本“泡沫经济”露出破绽，陷入了长期萧条。而与此同时，美国则把IT革命送上轨道，领导了“全球化”的潮流。这为中国创造了绝好的机遇：就像超越了现代有线电话网，使移动通讯得以普及一样，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不断提高技术与劳动的资质，一跃成为向美、日提供商品和部件的“世界工厂”——值此，东亚的“雁阵”模式告终，代之以多极发展的势头。
到了近代，发生了一个大的变数：以英国为先锋的、经历了产业革命的西方列强蜂拥至东亚，加速了清朝的衰退。反应灵敏的日本，终结了幕府体制，构筑了明治中央集权国家，迅速地完成了近代化。机缘巧合，因为中华帝国的百年混沌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刚好在同一时期发生，所以，从1890年代起一直到迎来21世纪前的数年，在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占据了主要位置。
今后的中国，有可能成就不逊于历代王朝兴盛的繁荣与富强。但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不同的是，东亚的国际关系，将只构成全球大系统的一角，东亚由、多元的世界。
原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7月21日）
中苏同盟—日美同盟，这种东亚既成的冷战模式，在1971年，由于美中接近而宣告终结。面对当时苏联的威胁，美、中、日三国协调机制应运而生。在这种机制下，中国的内政发生了决定性的重要变化：70年代末，邓小平收拾了文革残局，树立了面向国际市场经济打开国门的“改革开放”路线。
20世纪的最后20年，呈现出强势的日本经济主导东亚经济发展的局面。77年，以所谓“福田主义”的形式，日本向国际社会表明，其将贡献于东南亚的发展和稳定；79年，大平首相承诺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进而，到了80年代，在东亚出现了由日本、新兴工业经济区域（NIES）、东盟（ASEAN）和中国构成的“雁阵”发展态势。日本通过贸易、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等形式，支持东亚诸国的发展，为这些国家成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助一臂之力。
给中国经济带来“大跃进”的最大要因，在于跻身国际大系统，并灵活运作。作为邓小平路线成果的WTO加盟及2008年北京奥运，在国际社会中象征着中国的成功。相反，如果背朝国际大系统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则难以为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美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是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
尽管过去曾把政治环境消极地定位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手段，但由于在政治层面上，积极改善以对美关系为首的国际环境，中国已经上升到东亚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其“新思维”外交战略于97年发端。以9·11为契机，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成为美国的协力者；与法、德、俄不同的是，中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克制“讨伐美国”的声音，不做声地网开一面；其后，又应美方请求，出面做北朝鲜的工作，让金正日坐到国际谈判桌上来；同时，与东盟（ASEAN）相约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中国正甩开百年低迷期，重新夺回东亚国际关系的中枢位置。
而随着历史上“例外”事态的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地图也处于变动之中。
作为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国家，日本在1930年代，欲在东亚构筑排他性军事支配体系，这成为历史的大转折。对于强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日本陆军来说，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避免的：一是东亚地区的共产主义化，二是美国在亚洲的扩张。然而吊诡的是，恰恰是日本无止境膨胀的军事力量，使这两桩都变成了现实——日本战败，二战告终，不但日本被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且中国的共产革命即将取得成功。
中国的成功能否持续？是否意味着“中华秩序”的复兴？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民主化？伴随着经济跃进而日益增强的中国军事实力意味着什么？如何正确把握东亚新型国际关系的方向，日本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所有这些，是隐藏在北朝鲜课题之后的、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时而听到关于“中国的‘泡沫经济’即将破灭”的指责。可以肯定，20年以上的高度成长总会有一个尽头。虽然一度身体前倾、踉跄不已，但调整步伐后，还能再前进，这才是有“后劲”的经济体。经济发展产生中产阶级，社会走向多元化，民主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目前，中国试图在一党支配下推进民主化，而当这种玩法越来越难、走到极限时，中国政治将如何“超越”，备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