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_余华_活着_的现代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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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是 故 事 的 巧 合 还 是 作 者 的 有 意 ，《活 着》第 一 个 和 最 后 一 个 死 去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的 分 别 是 福 贵 的 父 亲 和 福 贵 的 孙 子 。父 亲之死意味着承前的终结， 孙子之死意味着启后的无 望。于是， 福贵成为前后均无依傍的“空前绝后”的孤独 者 。这 真 是 人 类 作 为 一 个 孤 独 的 存 在 的 绝 好 的 象 征 。更 重要的是， 父亲之死与孙子之死的直接原因均来自福 贵， 前者来自福贵作为赌徒的恶欲， 后者来自福贵作为 祖父的善意。这既说明苦难的无处不在， 与生相偕， 同时 也说明苦难与价值立场无关， 咎由自取， 恶与善的结果 都是死亡， 这是否可以作为余华所 谓“作家的使命不 是 发泄， 不是控诉或者揭露， 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 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 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 之后的超然， 对善与恶一视同仁， 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 界”⑦。这番说法的合适的注脚？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ｕｍ
７４
南方文坛 2２０0０07·5１ 绿色批评
为一家之长产生了对于人生的责任感， 这是福贵秉性变 化的关键因素， 所以， 虽然父亲之死是一个悲剧， 但由于 这一死亡换来了福贵的觉悟， 多少算是一种补偿。至于 破产， 在小说中不仅不是悲剧， 而且堪称喜剧， 尽管福贵 一家因此受了几年贫穷之苦， 但也因此逃避了新中国成 立后的枪决之灾， 并且强化了福贵好好活着的内心欲 望。然而， 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欲， 都不能改变福贵命定的 苦 难 。 死 亡 和 痛 苦 如 影 随 形 、须 臾 不 分 离 地 追 踪 着 弃 恶 从 善 的 福 贵 。这 使 小 说 彻 底 摆 脱 了 古 典 小 说 善 恶 报 应 的 俗套， 人生即痛苦、人生即苦难的绝对性得到 了高度 的 强化。
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 就是对那种竭 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 解 。我 实 在 看 不 出 那 些 所 谓 性 格 鲜 明 的 人 物 身 上 有 多 少 艺 术 价 值 。那 些 具 有 所 谓 性 格 的 人 物 几 乎 都 可 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来概括， 即开朗、狡猾、厚 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 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 并非内心， 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 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③ 然而， 由于《活着》中的人物有着鲜明的身份标 志， 故事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特别是小说的“写人生”的叙 事模式， 使人们普遍认为九十年代以后写作《活着》的余 华已经背叛了他几年前的主张。然而， 认真分析《活着》 的写作动机，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一个误会。事实 上， 余华多 次谈到《活着》的写 作 动 机 ， １９９３年 ， 他 在《活 着》的 中 文 版 序 言 中 是 这 样 说 的 ：
显然， 余华是有意将所有的苦难加于福贵身上。破 产 的 痛 苦 、丧 父 的 痛 苦 、被 抓 壮 丁 妻 离 子 散 的 痛 苦 、丧 母 的 痛 苦 、战 场 上 的 死 亡 痛 苦 、女 儿 成 为 聋 哑 人 的 痛 苦 、因 贫 困 而 不 得 不 将 女 儿 送 人 的 痛 苦 、自 然 灾 害 带 来 的 饥 饿 之 苦 、妻 子 患 软 骨 病 而 无 法 劳 动 且 随 时 被 死 亡 威 胁 的 痛 苦、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生命葬送 的痛苦、女儿 因 产 后 大 出 血 而 死 亡 的 痛 苦 、妻 子 最 终 被 疾 病 折 磨 致 死 的 痛苦、女婿因意外 事故死亡的痛苦、孤独的老人独自 养 育孙子 的痛苦、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以 及 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 负 的 劳 作 之 苦 。抽 象 的 苦 难 是 易 于 接 受 的 。最 不 可 接 受 的是， 所有这些痛苦， 都加于那些最为善良最为美好的 人物身上： 贤良而含辛茹苦的妻子 、懂事而忍辱负重 的 儿 女 、善 良 而 豪 爽 厚 道 的 女 婿 。 所 有 这 些 被 苦 难 折 磨 得 痛苦不堪的人， 无一不是生活善良的弱者。灾难降于其 身激起人们最大的同情。就阅读体会而言， 我以为，《活 着》 也许是中国当代最煽情同时也最惨不忍睹的作品。 它所叙述的善与美的遭遇折磨和毁灭的情景真正达到 了催人泪下的效果。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 歌中那位老 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家人都先他而去， 而他依 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 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 歌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 就是这篇《活着》， 写人对苦 难 的 承 受 能 力 ， 对 世 界
的乐观态度。④ ２０００年， 余华在英文版序言中再次说：
一首美国的民歌， 寥寥数行的表达， 成长了福 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 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贵，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 生活在不同的国家， 经历着不同的时代， 属于不同 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 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 好， 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 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 人的共 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 会取消 所有不同的界线， 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 到自己的命运， 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 自己的形象。⑤ 显然， 写人的一生， 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常见思维模 式。莫泊桑的《一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德莱塞的 《珍 妮 姑 娘》、《嘉 丽 妹 妹》都 堪 称 现 实 主 义 写 人 生 的 典 范 之作。《活着》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 以明确的人物 身份为核心写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命运， 这很容易被人们 误认为是一部单纯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 如果我们仅 仅将它视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我们就必须努力开掘小 说的现实批判性， 特别是小说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现实 的 批 判 。这 很 容 易 将《活 着》与“ 文 革 ”后 的 反 思 小 说 等 同 起来。然而， 如果我们尊重作者对作品的解释， 就可以发 现， 作者从未提及《活着》的这种现实批判性。虽然有人 可以认为这是作者的策略： 只呈现事实， 不表达观点。但 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 除了作者有意回避的一面： 即小说 中的苦难与当代意识形态的关系； 也有作者直接表达的 一面， 那就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人对苦难的承受， 人的乐 观的态度。这就是说， 作者自认为《活着》这部作品的重 心不在强调苦难的现实政治原因， 而在表现苦难情境中 的人的人性。而这种苦难情境， 在作者眼里， 是超越了政 治、民族、文化的局限的， 也即是一种恒在的苦难 ， 是人 无法逃避的苦难， 是与生俱来的苦难。这一点非常重要。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能使《活着》的苦难主题超越传统现 实主义的规范： 传统现实主义也写苦难， 但这种苦难往 往是有具有原因的， 是社会造就的， 如雨果曾有过的名
偶 然 性 往 往 成 为 现 实 主 义 不 够 深 入 的 证 明 。甚 至 有 庆 之 死， 虽然由为抢救县长太太直接造成， 本质上可以理解 为当代中国只有官本位而无人本位， 人的社会身份决定 了人的命运待遇， 这当然是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有力体 现。但是， 小说进一步的叙述却冲淡了这种现实主义批 判精神。因为， 这位县长恰恰是当年与福贵在战场上同 生 死 共 患 难 九 死 一 生 的 春 生 。这 个 事 实 实 际 上 使 有 庆 之 死不单纯是一个社会事件， 同时蒙上了宿命的阴影。最 值得玩味的是， 福贵孙子苦根之死是在改革开放时代， 也即所谓新时期， 这实际上使小说中的苦难延续了三个 时代， 即民国时代、共和国时代以及共和国的新时期， 按 照通常思路， 比如人们对老舍《茶馆》的分析， 我们 很容 易得出《活着》否定三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结论。然而， 就 小说的阅读感受而言， 我们又明显意识到余华意不在 此。虽然苦根之死的宏大原因是贫困， 但具体原因仍然 是意外， 是偶然， 是福贵的愚昧： 福贵给饥饿的苦根吃了 太多的豆子而撑死了苦根。于是， 苦根之死也失去了社 会时代的必然性， 而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福贵无知无能 以及命运偶然性合谋的结果。
那么，《活着》中的人性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这要从《活着》讲述的故事去理解。 《活着》讲述的是福贵的人生故事。以时代划分， 福 贵的故事可分为民国时代的福贵故事和共和国时代的 福贵故事； 以福贵的内心欲望划分， 则可以分为作为纨 绔子弟的福贵的故事和作为坚忍的父亲的福贵的故事。 仅仅从时代故事去理解《活着》， 我们很容易发现小 说 的 现 实 批 判 精 神 。民 国 时 代 的 福 贵 被 抓 壮 丁 成 为 战 争 炮灰， 自然可以理解为那个社会时代黑暗的证明。共和 国时代的福贵历经“大跃进”、“文革”而 妻死子女亡， 同 样可以理解为对社会时代的抗议。针对第二个时代故 事， 张清华就因此断定余华是个“勇敢的作家”， 因为《活 着》显 示 了 余 华“ 直 面 现 实 的 秉 笔 直 书 ”以 及 对“ 作 为 政 治的历史”的关注⑥。 无疑， 死亡和灾难是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活 着》以短短十来万字的篇幅， 写了福贵父、母、子、女、妻、 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在福贵家庭之外， 小说还 写到了赌徒龙二、县长春生等一批人物的非正常死亡。 可以说， 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连缀而成 的。福贵一家， 儿子有庆、女 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 喜、孙子苦根之死都 在共和国时代， 特别是有庆之死 直 接因为县长太太需要输血抢救， 这个情节自然强化了小 说的现实批判功能。然而， 如果我们的阅读不那么粗疏， 我们就会发现， 社会批判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因为， 认 真追究， 福贵父亲实际上死于福贵的赌博嗜好， 而福贵 这一嗜好显然又来自其父本人的遗传， 于是， 福贵父亲 在一定程度上是死于自己的赌徒基因。同样， 福贵母亲 死于疾病， 福贵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福贵女 儿凤霞 民 国 时 代 因 为 发 烧 而 成 为 聋 哑 人 ，“ 文 革 ”时 代 死 于 产 后 大 出血， 这一系列死亡固然 有时代贫困、科学不发达的 原 因， 但本质上说， 疾病主要还是一种天灾， 不能过多归咎 于 人 祸 。而 现 实 主 义 的 批 判 性 恰 恰 主 要 体 现 为 对 人 祸 的 揭露。福贵女婿二喜死于劳动事故， 这里固然也有现实 中劳动条件太差的原因， 但根本上说仍然属于意外事 故， 飞来横祸。而现实主义更倾向于写人的死亡的必然 性而非偶然性。必然性是体现现实主义深刻性的保障，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ｕｍ
７３
南方文坛 2２０0０07·5１ 绿色批评
言： 男人堕落成窃贼， 女人堕落为妓女， 都是社会造成 的。然而， 余华这里也写苦难， 但他力图摒弃苦难的社会 现实原因， 他写的是苦难的宿命。更进一步， 余华写的不 仅是苦难的宿命， 更是人对这种宿命式苦难的承受以及 态度， 也即人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按照我的理解， 现 实主义写人生， 它写的是特定社会现实中的人生， 是具 体的社会现实如何造就了特定的人生； 现代主义也可能 写人生， 但它写的是恒定人生中的人性， 它关注的是在 任何社会现实中都可能存在的一以贯之的人性。
南方文坛 2２０0０07·5１ 绿色批评
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
— ——余华《活着》的现代主义解读
黄伟林
余 华的《活着》往往被认为标志着余华从先锋立 场回到现实主义立场。比如， 耿传明这样说： “《活着》是余华重返写实之路的作品。”① 陈晓 明也说“《活着》已经完全恢复传统小说的故事、人 物 以 及 明 晰 的 时 间 顺 序 ”②。 不 能 否 认 这 些 观 点 所 指 认 的 事 实 。也 就 是 说 ，《活 着》的 确 有 着 明 显 的 现 实 主 义 色 彩 。不 过，《活着》同样也是标准的现代主义小说。因为， 现代主 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按常规方 法讲故事， 而在于作者对于人的理解。现实主义以表现 社会人为目标， 社会人通常是具体的， 个性化的， 甚至可 以说是职业化的， 因为职业是社会人的明显社会标志， 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很强调对人物的描写要反映出人的 职业性质。然而， 余华对此不以为然， 他在那篇写于１９８９ 年， 也就是公认的他的先锋实验小说巅峰期的创作谈 《虚伪的作品》 中专门对现实主义的这些原则表示了反 感， 他是这样说的：
“对善与恶一视同仁”， 这在福贵的欲望故事中有着 相 当 具 体 的 表 现 。福 贵 内 心 欲 望 的 变 化 无 疑 是 小 说 前 后 故事的一座醒目的分水岭。最初， 福贵是一个嗜赌如命 的 赌 徒 和 厚 颜 无 耻 的 嫖 客 。福 贵 的 这 两 大 嗜 好 实 际 上 是 对福贵的秉性定位： 既贪婪且好色。并且， 福贵的这一秉 性与其父一脉相承。按照现实主义的思路， 必然挖掘福 贵这一秉性的社会阶级根源， 并尽可能使福贵的性格保 持前后的一贯性。这是现实主义性格塑造的基本规则。 显然， 福贵后来变成一个坚忍的父亲多少有悖现实主义 的性格塑造原则。尤其戏剧性的是， 福贵的贪欲和色欲 虽然导致了他的破产以及父亲的死亡， 但这在小说似乎 并不是悲剧， 而成为喜剧。因为， 父亲之死终于使福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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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家之长产生了对于人生的责任感， 这是福贵秉性变 化的关键因素， 所以， 虽然父亲之死是一个悲剧， 但由于 这一死亡换来了福贵的觉悟， 多少算是一种补偿。至于 破产， 在小说中不仅不是悲剧， 而且堪称喜剧， 尽管福贵 一家因此受了几年贫穷之苦， 但也因此逃避了新中国成 立后的枪决之灾， 并且强化了福贵好好活着的内心欲 望。然而， 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欲， 都不能改变福贵命定的 苦 难 。 死 亡 和 痛 苦 如 影 随 形 、须 臾 不 分 离 地 追 踪 着 弃 恶 从 善 的 福 贵 。这 使 小 说 彻 底 摆 脱 了 古 典 小 说 善 恶 报 应 的 俗套， 人生即痛苦、人生即苦难的绝对性得到 了高度 的 强化。
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 就是对那种竭 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 解 。我 实 在 看 不 出 那 些 所 谓 性 格 鲜 明 的 人 物 身 上 有 多 少 艺 术 价 值 。那 些 具 有 所 谓 性 格 的 人 物 几 乎 都 可 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词来概括， 即开朗、狡猾、厚 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 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 并非内心， 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 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③ 然而， 由于《活着》中的人物有着鲜明的身份标 志， 故事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特别是小说的“写人生”的叙 事模式， 使人们普遍认为九十年代以后写作《活着》的余 华已经背叛了他几年前的主张。然而， 认真分析《活着》 的写作动机，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一个误会。事实 上， 余华多 次谈到《活着》的写 作 动 机 ， １９９３年 ， 他 在《活 着》的 中 文 版 序 言 中 是 这 样 说 的 ：
显然， 余华是有意将所有的苦难加于福贵身上。破 产 的 痛 苦 、丧 父 的 痛 苦 、被 抓 壮 丁 妻 离 子 散 的 痛 苦 、丧 母 的 痛 苦 、战 场 上 的 死 亡 痛 苦 、女 儿 成 为 聋 哑 人 的 痛 苦 、因 贫 困 而 不 得 不 将 女 儿 送 人 的 痛 苦 、自 然 灾 害 带 来 的 饥 饿 之 苦 、妻 子 患 软 骨 病 而 无 法 劳 动 且 随 时 被 死 亡 威 胁 的 痛 苦、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生命葬送 的痛苦、女儿 因 产 后 大 出 血 而 死 亡 的 痛 苦 、妻 子 最 终 被 疾 病 折 磨 致 死 的 痛苦、女婿因意外 事故死亡的痛苦、孤独的老人独自 养 育孙子 的痛苦、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以 及 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 负 的 劳 作 之 苦 。抽 象 的 苦 难 是 易 于 接 受 的 。最 不 可 接 受 的是， 所有这些痛苦， 都加于那些最为善良最为美好的 人物身上： 贤良而含辛茹苦的妻子 、懂事而忍辱负重 的 儿 女 、善 良 而 豪 爽 厚 道 的 女 婿 。 所 有 这 些 被 苦 难 折 磨 得 痛苦不堪的人， 无一不是生活善良的弱者。灾难降于其 身激起人们最大的同情。就阅读体会而言， 我以为，《活 着》 也许是中国当代最煽情同时也最惨不忍睹的作品。 它所叙述的善与美的遭遇折磨和毁灭的情景真正达到 了催人泪下的效果。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 歌中那位老 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家人都先他而去， 而他依 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 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 歌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 就是这篇《活着》， 写人对苦 难 的 承 受 能 力 ， 对 世 界
的乐观态度。④ ２０００年， 余华在英文版序言中再次说：
一首美国的民歌， 寥寥数行的表达， 成长了福 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 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贵，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 生活在不同的国家， 经历着不同的时代， 属于不同 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 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 好， 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 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 人的共 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 会取消 所有不同的界线， 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 到自己的命运， 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 自己的形象。⑤ 显然， 写人的一生， 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常见思维模 式。莫泊桑的《一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德莱塞的 《珍 妮 姑 娘》、《嘉 丽 妹 妹》都 堪 称 现 实 主 义 写 人 生 的 典 范 之作。《活着》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 以明确的人物 身份为核心写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命运， 这很容易被人们 误认为是一部单纯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 如果我们仅 仅将它视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我们就必须努力开掘小 说的现实批判性， 特别是小说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现实 的 批 判 。这 很 容 易 将《活 着》与“ 文 革 ”后 的 反 思 小 说 等 同 起来。然而， 如果我们尊重作者对作品的解释， 就可以发 现， 作者从未提及《活着》的这种现实批判性。虽然有人 可以认为这是作者的策略： 只呈现事实， 不表达观点。但 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 除了作者有意回避的一面： 即小说 中的苦难与当代意识形态的关系； 也有作者直接表达的 一面， 那就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人对苦难的承受， 人的乐 观的态度。这就是说， 作者自认为《活着》这部作品的重 心不在强调苦难的现实政治原因， 而在表现苦难情境中 的人的人性。而这种苦难情境， 在作者眼里， 是超越了政 治、民族、文化的局限的， 也即是一种恒在的苦难 ， 是人 无法逃避的苦难， 是与生俱来的苦难。这一点非常重要。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能使《活着》的苦难主题超越传统现 实主义的规范： 传统现实主义也写苦难， 但这种苦难往 往是有具有原因的， 是社会造就的， 如雨果曾有过的名
偶 然 性 往 往 成 为 现 实 主 义 不 够 深 入 的 证 明 。甚 至 有 庆 之 死， 虽然由为抢救县长太太直接造成， 本质上可以理解 为当代中国只有官本位而无人本位， 人的社会身份决定 了人的命运待遇， 这当然是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有力体 现。但是， 小说进一步的叙述却冲淡了这种现实主义批 判精神。因为， 这位县长恰恰是当年与福贵在战场上同 生 死 共 患 难 九 死 一 生 的 春 生 。这 个 事 实 实 际 上 使 有 庆 之 死不单纯是一个社会事件， 同时蒙上了宿命的阴影。最 值得玩味的是， 福贵孙子苦根之死是在改革开放时代， 也即所谓新时期， 这实际上使小说中的苦难延续了三个 时代， 即民国时代、共和国时代以及共和国的新时期， 按 照通常思路， 比如人们对老舍《茶馆》的分析， 我们 很容 易得出《活着》否定三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结论。然而， 就 小说的阅读感受而言， 我们又明显意识到余华意不在 此。虽然苦根之死的宏大原因是贫困， 但具体原因仍然 是意外， 是偶然， 是福贵的愚昧： 福贵给饥饿的苦根吃了 太多的豆子而撑死了苦根。于是， 苦根之死也失去了社 会时代的必然性， 而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福贵无知无能 以及命运偶然性合谋的结果。
那么，《活着》中的人性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这要从《活着》讲述的故事去理解。 《活着》讲述的是福贵的人生故事。以时代划分， 福 贵的故事可分为民国时代的福贵故事和共和国时代的 福贵故事； 以福贵的内心欲望划分， 则可以分为作为纨 绔子弟的福贵的故事和作为坚忍的父亲的福贵的故事。 仅仅从时代故事去理解《活着》， 我们很容易发现小 说 的 现 实 批 判 精 神 。民 国 时 代 的 福 贵 被 抓 壮 丁 成 为 战 争 炮灰， 自然可以理解为那个社会时代黑暗的证明。共和 国时代的福贵历经“大跃进”、“文革”而 妻死子女亡， 同 样可以理解为对社会时代的抗议。针对第二个时代故 事， 张清华就因此断定余华是个“勇敢的作家”， 因为《活 着》显 示 了 余 华“ 直 面 现 实 的 秉 笔 直 书 ”以 及 对“ 作 为 政 治的历史”的关注⑥。 无疑， 死亡和灾难是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活 着》以短短十来万字的篇幅， 写了福贵父、母、子、女、妻、 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在福贵家庭之外， 小说还 写到了赌徒龙二、县长春生等一批人物的非正常死亡。 可以说， 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连缀而成 的。福贵一家， 儿子有庆、女 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 喜、孙子苦根之死都 在共和国时代， 特别是有庆之死 直 接因为县长太太需要输血抢救， 这个情节自然强化了小 说的现实批判功能。然而， 如果我们的阅读不那么粗疏， 我们就会发现， 社会批判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因为， 认 真追究， 福贵父亲实际上死于福贵的赌博嗜好， 而福贵 这一嗜好显然又来自其父本人的遗传， 于是， 福贵父亲 在一定程度上是死于自己的赌徒基因。同样， 福贵母亲 死于疾病， 福贵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福贵女 儿凤霞 民 国 时 代 因 为 发 烧 而 成 为 聋 哑 人 ，“ 文 革 ”时 代 死 于 产 后 大 出血， 这一系列死亡固然 有时代贫困、科学不发达的 原 因， 但本质上说， 疾病主要还是一种天灾， 不能过多归咎 于 人 祸 。而 现 实 主 义 的 批 判 性 恰 恰 主 要 体 现 为 对 人 祸 的 揭露。福贵女婿二喜死于劳动事故， 这里固然也有现实 中劳动条件太差的原因， 但根本上说仍然属于意外事 故， 飞来横祸。而现实主义更倾向于写人的死亡的必然 性而非偶然性。必然性是体现现实主义深刻性的保障，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ｕｍ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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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男人堕落成窃贼， 女人堕落为妓女， 都是社会造成 的。然而， 余华这里也写苦难， 但他力图摒弃苦难的社会 现实原因， 他写的是苦难的宿命。更进一步， 余华写的不 仅是苦难的宿命， 更是人对这种宿命式苦难的承受以及 态度， 也即人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按照我的理解， 现 实主义写人生， 它写的是特定社会现实中的人生， 是具 体的社会现实如何造就了特定的人生； 现代主义也可能 写人生， 但它写的是恒定人生中的人性， 它关注的是在 任何社会现实中都可能存在的一以贯之的人性。
南方文坛 2２０0０07·5１ 绿色批评
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
— ——余华《活着》的现代主义解读
黄伟林
余 华的《活着》往往被认为标志着余华从先锋立 场回到现实主义立场。比如， 耿传明这样说： “《活着》是余华重返写实之路的作品。”① 陈晓 明也说“《活着》已经完全恢复传统小说的故事、人 物 以 及 明 晰 的 时 间 顺 序 ”②。 不 能 否 认 这 些 观 点 所 指 认 的 事 实 。也 就 是 说 ，《活 着》的 确 有 着 明 显 的 现 实 主 义 色 彩 。不 过，《活着》同样也是标准的现代主义小说。因为， 现代主 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按常规方 法讲故事， 而在于作者对于人的理解。现实主义以表现 社会人为目标， 社会人通常是具体的， 个性化的， 甚至可 以说是职业化的， 因为职业是社会人的明显社会标志， 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很强调对人物的描写要反映出人的 职业性质。然而， 余华对此不以为然， 他在那篇写于１９８９ 年， 也就是公认的他的先锋实验小说巅峰期的创作谈 《虚伪的作品》 中专门对现实主义的这些原则表示了反 感， 他是这样说的：
“对善与恶一视同仁”， 这在福贵的欲望故事中有着 相 当 具 体 的 表 现 。福 贵 内 心 欲 望 的 变 化 无 疑 是 小 说 前 后 故事的一座醒目的分水岭。最初， 福贵是一个嗜赌如命 的 赌 徒 和 厚 颜 无 耻 的 嫖 客 。福 贵 的 这 两 大 嗜 好 实 际 上 是 对福贵的秉性定位： 既贪婪且好色。并且， 福贵的这一秉 性与其父一脉相承。按照现实主义的思路， 必然挖掘福 贵这一秉性的社会阶级根源， 并尽可能使福贵的性格保 持前后的一贯性。这是现实主义性格塑造的基本规则。 显然， 福贵后来变成一个坚忍的父亲多少有悖现实主义 的性格塑造原则。尤其戏剧性的是， 福贵的贪欲和色欲 虽然导致了他的破产以及父亲的死亡， 但这在小说似乎 并不是悲剧， 而成为喜剧。因为， 父亲之死终于使福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