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 太平天国灭亡真相

1864 太平天国灭亡真相

1864年6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下帷幕，一种“反传统”的意识形态归于失败。

个中原因，后世总结颇多。但最关键之处却极少被人提及——导致天国由顶点急速坠落的“天京事变”背后，是一场赤裸裸的披着权力斗争外衣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宗教领袖洪秀全与世俗领袖杨秀清之间的血腥内斗，有着极复杂的内涵和极深刻的教训。

洪秀全本只是个纯粹的“精神领袖”

洪秀全在1864年6月死于困城南京。一个月后，曾国藩把他从地下挖掘出来，所看到的是：“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胯肉犹未脱”。

此后一个多世纪，这位“天国之子”在史书中的形象一直诡异地摇摆于妖魔、伟人、神棍之间。他的“天国”，也不断摇摆于“伟大农民起义”和“极端邪教集团”之间。

这种“天上人间”式的标签暴力，其实不过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历史长期做暴戾化处理的结果——孙中山自号“洪秀全第二”时，对“天国”的史料丝毫没有接触；苏曼殊刊布《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时，同样对石达开一无所知。习惯于借历史之峥嵘，浇时事之块垒的结果，是历史的本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脸谱化、标签化。

天国亡于洪秀全。但追溯起来，洪并不是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换言之，“开国者”，冯云山也。

1844年，冯云山囊空如洗进入紫荆山，三年后，当地信徒已达2000余人。期间，被冯云山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金田起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众面前露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实为天国高层共识。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们妥协。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则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但一把手洪秀全实际上从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大权。日后出师北伐，檄文《奉天讨胡檄》上，居然也只用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换言之，洪只是“虚君”。

进入南京城，洪一头扎进深宫寻欢作乐，不坐朝，也不处理政务。后世对此颇有指责，但洪作为“虚君”，作为“精神领袖”，并无政务可以处理，也是事实。天国这种诡异的权力格局，给清廷情报人员造成了极大的迷惑，他们报告说：“其实不存在洪秀全这么个人，喜庆节日大殿上坐着的，只是个木偶。”（《贼情汇纂》）——这是思维惯势使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宗教起事，但其精神领袖多非活人，像元末明教，精神领袖是弥勒佛。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是一尊供在香烛间的木偶，也合情合理。

但是，洪秀全并不甘心只做“精神领袖”；杨秀清们也不可能让洪真的拥有“精神领袖”的实质号召力。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和洪秀全不同，冯对阐释钻研教义不感兴趣，利用宗教起事只是一种手段，远在广东、能力平庸的洪秀全被其借用作为教主，有明确的现实目的：一则，可以增加神秘性吸引教众；二则，可以借广东教会的势力威吓当地官府。

金田起事之后，冯云山承认了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杨在1848年春以“上帝附体”方式发言，从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但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杨的把戏同样是实用性的，与宗教无关。

实用派、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的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之间的比重——

偶像派宗教领袖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的支持之后，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和萧朝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极端，杨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杨、萧等人实无真的宗教信仰，当年冯云山运动他们入伙，即丝毫不曾提及宗教。因此，太平军内部，在宗教领袖洪秀全和军事领袖杨秀清等人之间出现路线之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路线之争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入武昌后，杨秀清曾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庙。这显然会让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相当尴尬。由此，也就开启了杨秀清所主导的儒家路线与洪秀全所主导的上帝教路线之争。

这场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其实是世俗权力之争的延伸。缺失了军政事务决策权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后，便只能将精力转注于宗教领域。作为精神领袖，操纵意识形态是洪秀全对付杨秀清最后的杀手锏。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控制变本加厉。经其批准，天国于1853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这一举措随即被曾国藩充分利用，在1854年正月发表的《讨粤匪檄》里，曾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底层民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严厉的排他性，更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杨的反弹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卷十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实际上是敲打洪秀全，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满。

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