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五计划中的156项工程引发的思考

由“一五”计划中的156项工程引发的思考

摘要：1953年—1957年，新中国制定和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从制定到实施经过了四年历程，中共高层领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在苏联的支援下，我们国家开始了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型工业建设。当时特殊的环境决定着我们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它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建立起了工业化道路的基础。它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增强了我国的经济独立性，具有划时代意义。

关键词：“一五”计划156项工程重工业

实现国家工业化，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所体现，它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求。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开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突出的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他们都提倡工商业的发展，其结果都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同时，内忧外患的处境使得经济发展无从着手。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下，发动全中国人民，赶走了列强，推翻了腐朽的蒋政府，建立了新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建国的最初几年里，它创造了奇迹。特别是“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意义非同寻常。这期间我们国家还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新生的共和国刚建立就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国内一穷二白，俨然一片狼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生的政权采取敌视态度，表现为政治孤立，外交上不承认，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这种困难的尴尬局面，使得中共领导人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边倒”的决策。很快这一方针就有了实效。苏联对我国进行了无私的援助，使得我国的工业建设脱胎换骨。“一五”计划中的156项工程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完成的，它不仅象征着中苏两国的友谊，更体现出合作精神，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一、“一五”156项工程的组成及分布

1949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表面上是为斯大林祝70大寿，实际上是为了向苏联求助。虽然我们要回了长春铁路和旅顺口主权，但更大意义上我们获得了贷款。 1950年2月14日，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协定》，同时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企业。①尤其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给中国发展带了契机，苏联由此为中国提供了3亿美元的贷款，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资金。条约有效期30年（1950-1980），随着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关系的破裂，条约失效。然而，苏联确实为中国工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国人不能忘记的。陈云曾经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中国一台。”[1]

苏联援建项目除上述条约协定外，还有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协定，规定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1954年9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两国于1954年10月12日签订《中苏关于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1955年商定再增加包括军事工程，造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项目16个，后又口头商定增加两项。至此，中苏商定的项目共174项。后经过反复核查调整，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计划公布的156项在先，所以仍称“156项工程”。

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包括军工企业44个，航天工业14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航空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一五”期间建设的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156”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2]P297-298。由于考虑到国防安全和趋于平衡，“156”项目中，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均是空白。全国最多的省份辽宁有21项，投资46.4亿元，占31.3%[3]P196-219。“156”形成了以沈阳、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区；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区；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工业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业区、以郑州为中心的郑洛汴工业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工业区；以兰州为中心的甘肃工业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工业区等，使旧中国工业密集于东部沿海的状况发生变化。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符合当时国情，势在必行

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将全部工业建设投资的88.8%用于重工业。国家着重抓了由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工程项目，这156项重点工程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其他重点项目的选择和建设，主要是围绕这些工程展开的。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项目，全部是重工业。因而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就是完成156项工程。

对于刚刚建立的新生政权要想永久独立，不受他国欺压，必须有强大重工业做后盾，重工业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1952年，我国人均工业产品仅为：钢3kg、煤115kg、原油0.8kg、电13kw·h，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产量为：钢82kg,煤724kg、原油242kg、电448kw·h。②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苏联1928年是45.2%，波兰1949年是65.5%，捷克1948年是75%，而中国1942年只占26.7%。③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是远远落后的。周恩来总理说过“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经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之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先进分子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来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地被提为重要议事日程。

第二，受苏联的鼓舞。当时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金后，在发展重工业；一种是苏联的方法，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的，大致花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只用十多年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工业化基础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这使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和胜利的曙光。在1955年以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一直被视为成功典范，备受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和推崇，新中国也不例外。1954年3月，《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强调：“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4]

第三，旧中国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长期落后，以致在国际交往中受制于人；在被国际资本严密封锁的环境中，农业、轻工业也难以发展。当时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有限财力，如果平均使用，百废待兴，可能一事无成。没有基础工业，也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供应机车、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为了应对战争威胁，也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这就决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

第四，出于中共高层领导的主观愿望的需要。我们采取了“一边倒”方针，实际上是为了借助苏联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正如毛泽东所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仇视，中国为了自身出路，选择一边倒在当时来说是极其重要合理的。国内生产的不景气，领导人毛泽东是一清二楚的，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而形象地指出：“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