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地名概述

林西地名概述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具有定位性、指向性、地域性、民族性和稳定性等特征。解说地名，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话题。但凡有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域，都有自己的名称,也就是地名。地名的产生，应追溯远古。当远古文化进入繁荣时期，人们交往增加，接触频繁，对于环境中的事物，形成了语言代号，相距不远的居址之间，亦不例外。开始，地名作为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只有音和义，文字产生后，地名便有了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名由少而多，由简而繁，其传播范围也由远而近，由小而大。

地名按类别分为两大类：即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两大类又分为十一小类：即陆地水系、陆地地形、行政区域、群众自治组织、非行政区域类、居民点类、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纪念地旅游景点、建筑物、单位类。若按地名语别划分，又可分为汉语地名、蒙古语地名、藏语地名等少数民族语地名。据2015年林西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统计，我县共列入普查范围的地名条数为2356条，其中少数民族语地名约161条，占6.8%，

林西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北部，地处辽河上游，大兴安岭余脉南段。有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的历史就有五千余年，林西城南的锅撑子山细石器文化遗址表明，早在石器时代林西境内就有人类活动，而人类定居生活也应有数千年历史，那时很可能产生过远古地名。

据林西县志记载，春秋战国至隋，林西地区先后为东胡、匈奴等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游牧地，自清天聪二年（1628年）归金后 至光

绪三十一年的280余年里亦为蒙古族之游牧地。清巴林王扎噶尔开始放垦蒙荒，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已放垦了北至西乌珠穆沁旗、南至巴林桥、东至查干沐沦河、西至克什克腾旗刘家营子，南北约长二百里，东西约宽五六十里，至此基本奠定了林西县境域。12月27日，热河都统廷杰奏请清廷批准，拟在巴林部西新建一县，初定县名“巴西”，即初拟的林西县名。

《民国林西县地方文献汇编》之“兴安西省林西县情况”

详细记载了1935年左右村落数量及分布情况：“此地本为蒙古人游牧之场所，加之放垦日期不长，又受风、旱灾害之祸，故人烟稀少，实属难免。县内聚集二三十户的村庄很少，多数仅为分散成三里两户、五里三户的居民点。因而没有完整地村落制度，就在形成村落的地方，存在十户设一家长的制度，五十户聚居的地方，则起名五十家子，就够上全县最大的村庄。由此可想而知全县村落的大体情况了”。当时我县有大小村落200余个，人口5.2万人，1.2万户。至清末光绪三十三年，“所招徕之人，赤峰、经棚两县者居多，围场县次之、承（德）、滦（平县）、平（泉县）、朝（阳县）等县之人数又次之，总以汉族居十分之八九。满族融化于汉族内，回、蒙两族居十之一二焉”，可见林西建县之初就奠定了移民县的特点，由此也对林西地名的形成和演化起了决定性作用。

纵观林西县境的演化，从地名形成的时间上看，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是清中期至清末期（1736-1850）。这一时期我县有建村记载

的很少，“甘珠庙”建村历史最早的村（《林西县地名志》1987年版），1782年建于统部镇黑山头村，“甘珠庙”系蒙古游牧民族朝拜之地，放垦后被毁逐年废弃；

二是清朝末期（1875年—1908年）。这一时期建村的有138个，多数为蒙古语地名，如：那达嘎和白音长汗，蒙古语地名27个，汉语地名135个；

三是民国时期（1909年—1945年）。这一时期建村的有464个；这些地名汉语地名占414个，蒙古语地名占50个，明显看出这一时期地名的形成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的关系；

四是解放后（1946—2016年间）。这一时期建村的有37个。为汉语地名36个，蒙古语地名1个。

综上所述，从林西地名形成的时间上看，清末期，县境人烟稀少，此时基本没有什么村落，多为蒙古人游牧点。随县境蒙古民族的外迁，在沿袭蒙古族原生地名的同时，蒙古语地名而逐渐减少，此时形成的地名以派生蒙古语地名和汉语地名，随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汉语地名而逐渐增多。由以蒙古族游牧生活而形成的地名为主，转以汉族农耕生活而形成的汉语地名为主的格局。最早形成的地名主要包括两大类，自然村落的地名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而且这部分地名多以蒙古语地名为主，例如：居民点类的“十二吐”系蒙古语，“舍尔图”的音转，意为“长榛柴的地方”，就是人们依山而居、取柴做饭的日常生活，进而发现、利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地名。自然地理实体的“西拉沐沦河”，系蒙古语，因河水混浊色黄而得名。秦汉称饶乐水，三

国、西晋称作乐水，南北朝称弱落水，隋、唐称弱水、满水，辽称满河（契丹语称枭罗箇没里），元称失列门林。至清代汉字书写上有：锡刺木伦、失烈母林、什拉磨楞、什刺木兰、西拉木伦等，都是黄江之意。这一地名最早可追溯秦汉时期，是有文字记载的林西最古老的地名之一。

林西建县之初及之后的一个时期，随着以汉族为主的主体民族的迁入，在继续沿用了一部分蒙古语地名的同时，还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延续了以蒙古语命名的山、水、敖包名称来命名临近的自然村落名称，这种延续也是一种必然。其中一部分蒙古语地名随着汉族人的大量迁入而逐渐汉语化、有的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读音和含义。我县的移民多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前后迁入占地立村的。此时产生的自然村落的地名多达480个，一部分是某家某户迁出原村而自立新村形成的，一部分是由原来租种官宦人家的土地的人所建，还有一部分村落，原来只有一两户、两三户人家，随着驻军进入后而逐渐扩大而形成，如：统部、司令地、营盘、旅长地等。民国年间和解放后所形成的地名，大都属派生性质。

以上种种，皆因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大自然的演变以及人群的迁聚，以及人文活动而形成了我县聚落地名的现状。

从地名形成的方式上看，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区域范围内，有不同的特征和规律。林西县聚落地名亦和北方广袤大地上的聚落一样，遵循着一条“三冠五缀”③的规律。所谓三冠就是在每一个地名之前冠姓、冠位、冠数，五缀则是在每一个地名之尾缀以社会生活中

五个方面的字，这五个方面是：社会之源的“地”，赖以生存的“住”，越野渡津的“行”，精神生活的“神”，物质交换的“商”。冠姓就是在地名之首，冠以一个姓氏的字，如我县的张家营子、马家屯、刘家营子等，就是以最早迁徙至此的人的姓氏名来命名村落名。地名冠姓，是古代聚族而居的反映。由于人口不断增多，聚落的不断分裂，地名首冠姓，难于区别同姓聚落的重复，因而又产生了冠位地名。冠位地名是在每个地名的前面，冠以表明方向位置的字，以便进一步区分相距甚近的同姓聚落，如后刘家营子、北王家营子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的集中，产生了地主，于是又有冠数地名出现，即每个地名之前冠以一个数字，这类地名的分布，多与经济活动有关，故多见于土地面积较大的平川，如我县的大营子乡、官地镇等所辖的村落三七地、二八地等，就是当时的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秋后按三七、四六分成而得名的。虽有三冠亦难于使数百地名一个个区别开来，何况姓氏只有百家，而用数亦不可过多，过多则不便，可用的方位，也不过上下四方而已，于是又由尾缀的变化来解决。尾缀社会生活中的五个方面，由同义字相互转化，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地名命名。在我县的聚落地名中，“三冠五缀”是较为普遍的，在这种变化组合中三冠与五缀，有时是互相重叠的，常用的尾缀变化字有：地——沟、摊、湾、岗、坝，如我县的榆树沟、扫帚摊、阎家湾、吉林坝等；住——地、家、院、屋、房、村、庄、营；如我县的上官地、八五十三家、李家大院、上帐房、兴隆庄、宋家营子等；行——桥、道，如：巴林桥、大黑道梁等；神——寺、庙、庵、祠，堂，如我县的平顶庙、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