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鸟图像组合的释读与内涵探究

鱼鸟图像组合的释读与内涵探究
鱼图像和鸟图像都是中国的传统图像之一，由于其拥有独特的自然属性，被人们认为是天地的象征。

这两种图像除了单独运用到各种器物上，鱼鸟图像的组合也成为独特的“风景”。

鱼鸟图像组合的不同形式，出现在不同器物上，所表达的含义也不同。

本文以鱼鸟图像组合变化为依据，来探究鱼鸟图像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标签：鱼鸟图像；题材；变化；内涵
鱼鸟结合的图像是汉代艺术形象中常见的图像之一。

两汉时期画像石、画像砖中大量出现了鱼鸟结合的典型性图案纹样。

如何解读这种典型的图案纹样的象征意义和其蕴藏的文化内涵，我们还要向更早的文明记忆中去追溯。

鱼鸟纹不仅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也出现在后期的金银器、陶瓷器、壁画等艺术品的装饰图案中。

可以说鱼鸟组合图像是空间和时间跨度较大的一个代表性图像。

通过现今出土的考古资料，图像的解读成为考古资料收集和整理中的重要环节，在图像解读方面比较全面的有张朋川的《中国彩陶图谱》一书和雷圭元的《中国图案作法初探》，这两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解读图像时尽量返璞归真，更加贴合图像所表达出来的原始含义。

因此鱼鸟图像虽然是汉代比较突出的常见图像之一，但是要探究其组合的文化内涵，除了结合汉代出土的一些考古资料作为依据外，更要结合鱼鸟图的原型去研究，这样才能推断出汉代鱼鸟图像的继承和发展性。

一、鱼鸟组合图像的释读
查阅相关资料和图录，鱼和鸟组合的图像大致分为两种类比，一种是鸟啄鱼的图像，另外一种是鱼鸟独立在一个画面的图像。

关于鸟啄鱼的图像，最为人所知的是1978年在河南省汝州市阎村所出土的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

彩陶缸器形为敞口、圆唇、深腹，器高47公分、口径32.7公分、底径19.5公分。

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绘有《鹳鱼石斧图》，画面约占整个器物的1/3，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彩陶图画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新石器陶器艺术品。

经14C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约5000年[1]。

整幅图像分为两部分，左侧描绘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鹳鸟，此鸟身躯微微向后倾斜，显得十分健美，嘴里叼着一只大鱼，似乎正在享受着这顿鲜美的午餐，右侧绘有一把竖立的有柄石斧，石斧的孔眼、木柄下部的编织物以及柄身上面的符号，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195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的两件仰韶文化早期的彩绘陶壶，壶腹部都
绘有“水鸟衔鱼图”，（如图一）其中一件陶壶上面描绘着一只水鸟正凶狠的啄着鱼，被啄着的鱼呈摆动状，描画十分生动形象。

在四川地区代表古蜀文化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过跟鱼鸟组合有关的器物。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杖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

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

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冠，耳垂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

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

出土时，金皮内侧存炭化木痕。

在距杖头端约20厘米处，出土一穿孔的铜龙头饰件，由此推测此杖可能原为一柄金皮木芯铜龙头杖。

长142、直径2.3厘米”[2]。

仔细观察图案，前端两只相对的鸟做展翅飞翔状，昂首竖尾；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的穗形叶柄为箭，即箭射入鸟的背部和鱼的头部。

到了汉代，很多的汉画像中也有表现鱼鸟组合关系的。

较为有名的有四川长宁“七个洞”东汉纪年画像崖墓中的六号墓和七号墓。

其中六号墓门框的外门框上方为两个圆形的瓜果，呈对称状。

中层门框上方分别为一鸟啄一鱼，且呈对称状，鸟啄鱼的分布状态与仰韶文化早期的图“水鸟衔鱼图”类似，大致呈现平铺状。

左右侧框分别为拖着日月的伏羲女娲。

（如图二）七号墓的门框图像为外门框上方正中两个圆形瓜果中间排着鸟啄鱼的图像，鸟啄鱼的形式与六号墓相似。

中层门框正中为变形的“胜”纹，并且在两侧各连有一鱼线着。

两侧框分别为手托着日月的女娲和伏羲。

（如图三）
以上几类鱼和鸟组合图像的释读，多位专家都有独到的阐述。

比如严文明先生针对“鹳鱼石斧图”，认为“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的图腾，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这个解释是图腾说的公认最佳解释。

严先生认为这幅图命名精妙之处在于“啄”这个动词，可以很好地把战争中白鹳氏族的主动权地位表现出来，作为图腾可以很好地在战争中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这种解释同样可以用在图二的鸟和鱼的关系上。

在这种解释中，鱼作为鸟的食物而存在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鱼鸟背后的内涵的探索
鸟图像和鱼图像分别都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传统图像之一。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二者是独立出现的。

距今5000年左右，黄河上、中游一带是彩陶繁盛的地区。

这一地区图腾艺术较为发达，彩陶花纹也以仿生性的自然形纹样最具特色，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图腾意识的表现。

鱼与鸟这两种动物图像早就双双出现在陶器之上。

鸟纹最早出现在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存陶器上，表现技法有彩绘、刻画、模印、贴塑等。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

所见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

殷墟时期已有以鸟纹作为主要纹饰图样。

西周早期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

商代鸟纹常见短尾式，西
周鸟纹多见长尾高冠式。

大量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古代文明中，鸟的符号意义为太阳崇拜或雄性生殖崇拜。

有趣的是鱼图像的出现同样很早，几乎与鸟图像同时期，也同样赋予了神圣的宗教内涵。

最早的鱼纹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式的彩绘陶器上，最典型的是临潼姜寨出土的彩绘陶盆中描绘的人面鱼纹。

常规的研究论点认为鱼纹是一种原始宗教崇拜，将之视为部落图腾。

也有认为鱼纹象征生殖崇拜，取之“多子”的寓意。

综合来看，鱼与鸟大致都象征某一特定部落的文化符号和宗教信仰。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鱼的形象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物质层面，“鱼”和“渔”密不可分，作为渔猎对象代表着不同于耕种的一种生产方式；在精神方面，鱼代表着对自然的崇拜。

中国传统文化中，鱼的形象与文人士大夫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周时期，姜太公因为垂钓遇到周公，施展了政治才华，于是有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秦汉之际农民军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用从鱼腹里面找到的布书作为上天授意的凭据。

《庄子》中的“北溟之鱼”可化为直飞九万里的鹏鸟，一直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向往。

韩信早年生活窘迫，以钓鱼谋生时遇到了善良的漂母，漂母的激励对韩信日后成为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将才有着很大功劳。

东晋陶渊明正是通过渔人的带领，才找到被历代文人所向往的桃花源。

此外《庄子》还有“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论断，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由的无尽追求。

元《西厢记》中唱到“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说明鱼在古人的心中是和大雁一样代表着书信。

鱼在古代文化中一直有着祥瑞的意思，《史记·周本纪》上载有鸟、鱼之瑞。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在一些诗句中也流露出对渔夫的神往，如柳宗元的《江雪》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渔夫在面对捕鱼时所遇到的各种风浪时最后都能安然度过，也反映出士大夫们希望在政治中能够“中庸”的思想。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鱼的形象通过不同载体表现出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鱼文化。

而鸟图像也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者的组合是在特定区域内、特定时期内以特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反映社会意义的独特社会语言，对于其组合总结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鱼和鸟分别代表两个古代氏族的势力。

在中国原始文明滚滚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发生氏族冲突和文化碰撞。

可以说“水鸟含鱼”图极为形象地注解了远古时代鱼鸟相战的复杂关系，隐喻着鸟图腾氏族与鱼图腾氏族的争斗。

渭河流域的“鱼”氏族与豫西地区的“鸟”氏族曾东西对峙，双方相互交战。

鱼鸟纹恰恰反映了中国文明对原始社会冲突融合的文明记忆。

二是阴阳观念的产物。

鸟纹通常象征阳极，雄性；鱼纹通常象征阴极，雌性。

当“阴阳融合”的原始信仰和哲学思想出现时，鱼鸟纹自然成为这一原始文明的典型符号。

三是后世艺术作品中出现的鱼鸟图式，是对社会各阶层再现世间的复制性描摹，同时也是表现社会各阶层人们心理的程式化表现，是人们精神信仰的真实再现。

在其表现的背后，也存在着其独有的创造性，一系列抽象的扩张、变形、扭曲、夸张等手法也是为了呈现当时物质、精神的程式化而必备的艺术表现形式。

这些对研究当时社会各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J].考古，1977（4）.
[2]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