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易卜生和_001

第三节 易卜生和《玩偶之家》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伟大的戏剧家，是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的戏剧创作对二十世纪的戏剧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他被推崇为西欧戏剧史上与莎士比亚、莫里哀并驾齐驱的三大剧作家之一。
一 、生平和创作
易卜生出生于一个木材商的家庭,家里一度是富裕的，但八岁时父亲破产，家道中落，16岁时，易卜生不得不辍学到一位药剂师那里当学徒。由于生活寂寞，易卜生不久即开始写作一些诗歌。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席卷全欧，易卜生也受到了振奋，写下了一些歌颂民族独立的诗篇，如《致马扎尔人》、《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等。他的第一部剧本《卡提利那》（1848—1849）也是在欧洲革命风暴影响下写成的。
1851年10月，易卜生开始担任卑尔根剧院的导演和编剧。1857年，他又被奥斯陆的“挪威剧院”高薪聘为编导，当时，“挪威剧院”以上演民族戏剧为办院的宗旨，这一点与易卜生的愿望不谋而合，在那里，易卜生为挪威民族戏剧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易卜生之前，挪威的剧院上演的都是用丹麦文写的剧本，在易卜生等的倡导下，挪威语的剧本才占领了舞台，他后来的写作，虽然艺术倾向有所改变，但民族性贯穿始终。所以说，易卜生是挪威民族戏剧的创始人。
1863年，挪威剧院破产后，易卜生一直没有职业，精神抑郁，1864年出国，他的几部社会问题剧都是在国外完成的。1891年，63岁的易卜生回国时，已是一个名扬欧洲的剧作家了。1906年，易卜生逝世，挪威国王为他举行了国葬。
易卜生在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一共写下了26部剧本，他的创作活动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
早期创作（1848—1864）。这一时期易卜生的作品占主要地位的是所谓浪漫主义历史剧。这一类的作品大多采用民间传说或民族历史的题材，通过对民族历史和古代英雄的歌颂，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为挪威当时的民族独立运动服务，比较著名的有《英格夫人》、《觊觎王位的人》等。
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易卜生认为，丹麦、挪威、瑞典三个国家唇齿相依，不可分割，丹麦被侵略，挪威决不应该袖手旁观。但挪威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的考虑，不支持丹麦，易卜生对此感到失望，于是愤然离国出走，此后，他长期侨居意大利和德国。
中期创作（1869—1890）。易卜生离开挪威，一去就是26年，这段时间是易卜生创作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发生了意大利的统一，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革命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经历过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易卜生逐渐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他的创作由浪漫主义转

向了现实主义。1866、1867年取材于现实的诗剧《布兰德》和《培尔?金特》先后出版。这两个剧本的发表为易卜生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布朗德》中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为了实现理想孤身奋斗的充满浪漫色彩的悲剧英雄，同时也是易卜生笔下一系列“精神反叛”形象中的第一个。《培尔?金特》的主人公的性格恰恰与布朗德相反，他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固定的生活原则，成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是典型的挪威小市民的形象。主人公培尔?金特经历奇特，富有浪漫色彩。一般评论家认为，《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是易卜生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作品，体现了过渡时期创作的特性。
在这时期，易卜生围绕尖锐的社会问题，创作了一大批“社会问题剧”。在这些剧本中，易卜生将严肃的社会问题带入戏剧，在舞台上展开辩论，促进人们的思考。根据其讨论的内容，这些剧本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处理社会政治问题，一部分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宗教、道德、家庭、妇女、教育、法律等很多方面，笔锋犀利，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它们是世界戏剧史上的重大成就。比较著名的如《青年同盟》、《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其中后四部被称为易卜生的“四大社会问题剧”。
《社会支柱》的主人公博尼克是造船厂老板，城市的首富，保守党的头面人物。表面看来，他是一个慈善家，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在那个城市里有“社会支柱”的美名。但随着他的妻弟约翰的上场，一件件事实却证明他实际上是个诱奸妇女、出卖朋友、撒荒造谣、唯利是图的恶棍。易卜生犀利的讽刺锋芒直指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1881年，易卜生发表了《玩偶之家》，这部作品的发表 触犯了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为了驳斥这些攻击，易卜生写了《群鬼》。《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是一个不敢反抗礼教而被牺牲的妻子。阿尔文是一个沉湎于酒色的荒唐鬼，她发现丈夫与婢女通奸后，再也忍受不住，打算离婚，但在牧师的一番教诲之下，阿尔文太太又回到丈夫身边。为了避免儿子受到不良的影响，她把七岁的儿子欧士华送到巴黎读书，为了掩盖丈夫的劣迹，她又在丈夫死后用遗产办了一所孤儿院，伪称这是她丈夫的善举，她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他的儿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但不幸的是，在欧士华学成归国后，却爱上了他父亲与婢女的私生女并为此痛苦不堪，最后，欧士华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性病发作，变成了白痴，而孤儿院也被一场大火焚毁

。这就是阿尔文太太遵循传统道德的结果。传统的旧道德这些已经死亡的或正在死亡的东西像一群鬼一样死死纠缠着阿尔文太太，阿尔文太太无力摆脱，最后成了社会和家庭的牺牲品。剧本的主题就是呼吁人们：要向“群鬼”展开斗争。
《群鬼》发表后，易卜生遭受了十分猛烈的抨击，为了它，易卜生几乎变成“人民公敌”，一年后易卜生干脆就写了一部戏剧《人民公敌》做为还击。《人民公敌》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是一个正直、勇敢、热爱真理的医生。他发现正在兴建的温泉浴场有传染病菌，为了疗养者的安全，斯多克芒医生提出了改造温泉浴场的科学建议。他的这一建议直接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于是遭到市长、报界、房主等有产者的激烈反对，斯多克芒医生不顾他们的威胁利诱，举办演讲会，想向市民说明真相，宣传自己的主张，市长等人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听众，操纵会场，以所谓“民主表决”的方式，宣布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斯多克芒医生决不妥协，他不但不向无理的压迫低头，并且几乎是孤军作战地坚决跟当地的官僚市侩周旋到底。剧终时斯多克芒声称“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表现出一种“精神反叛”的个人主义思想。像斯多克芒医生这样一位坚持真理，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勇士却被宣布为“人民公敌”，这与“社会支柱”博尼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种对比中，易卜生对资产阶级舆论、道德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抨击。
易卜生的这些社会问题剧使他成为一个戏剧艺术的革新者。这些剧作以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技巧震动了西方舞台。把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戏剧从形式主义的泥坑拉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晚期创作（1891—1906）。从回国到逝世，是易卜生创作的后期。勿庸讳言，易卜生一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一贯坚持人的精神反叛的主题，但到了晚年，他看到“精神反叛”毫无结果，便产生了对个人反抗的怀疑，可是又找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加之晚年的病痛和受到当时流行思潮的影响，他后期的创作从对社会的批判转向对人物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剖析。晚期作品中的批判力量减弱，而悲观主义情绪变得浓厚起来，作家更多地使用象征主义手法，作品往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有时不免陷入晦涩。后期的作品主要有《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博克曼》（1896）、《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等。
二、《玩偶之家》
发表于1879年的《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优秀的剧作。在这部著名的剧作中，易卜生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虚伪，鲜明

地提出了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的问题。有人把《玩偶之家》最后一幕娜拉的谈话比作一篇“妇女独立宣言”，它像是一颗炸弹一样投入资产阶级的中心堡垒。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在中国，人们就是通过这部戏剧才认识易卜生的。
《玩偶之家》的故事有真实原型，易卜生通过一个家庭所发生的故事，来达到他剖析社会的目的。
林丹太太来拜访老同学娜拉，娜拉的家庭生活看起来非常幸福，丈夫新近又提升了银行经理，这一切都成为死了丈夫、靠工作养活自己、向老同学来求助的可怜的林丹太太羡慕的东西。当林丹太太感叹娜拉不懂生活艰辛时，娜拉向林丹太太透露了自己的一个秘密：几年以前，海尔茂得了一场重病，为了挽救患重病的丈夫的生命，娜拉瞒着他借了一笔钱，在借据上她伪造了父亲的签名，因为当时父亲也病得很重，不好把丈夫患病和借钱的事告诉他。这件事娜拉一直瞒着丈夫。几年以来，为了偿还借款，她都非常节俭，甚至偷偷地在夜间做一些女红、抄写等工作。借款马上就要还清了，还剩一个尾数。这时，银行的一个职员柯洛克斯泰来到娜拉的家，他希望娜拉说服丈夫不要解雇他，否则就要揭发娜拉，原来他就是娜拉的债主。但是海尔茂不听娜拉的劝阻，还是辞退了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发出了要挟的信。娜拉原本以为丈夫会为自己的行为所感动，但海尔茂看信后却暴跳如雷，认为娜拉破坏了他的名誉，断送了他的前程。这时，柯洛克斯泰又寄来了一封信，将借据还给了娜拉并道了歉。原来林丹太太是柯洛克斯泰原来的情人，是她说服了柯洛克斯泰。海尔茂眼见自己的名誉已经保全，立即改变态度，对娜拉重新亲热起来，可是经过这一场家庭风波，娜拉已经看透了丈夫虚伪自私的灵魂和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玩偶地位，便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娜拉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易卜生对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妇女的出路问题的思索。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形象。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教育，能歌善舞，天真烂漫，她热爱生活，秉性乐观，但她并不养尊处优，也不是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为了救丈夫海尔茂，她甘冒触犯法律的危险，当事情快要被揭露时，她甚至做好了自杀以保全丈夫名誉的准备。她还非常善良，同情象阮克医生，林丹太太这些不幸的人，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娜拉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她热爱丈夫，满足于幸福的家庭生活。但当她看透了丈夫的虚伪和自私自利以后，再也不愿意当别人的玩偶，她对丈夫说：“你一向待我很好。可是

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在这儿我是你的“泥娃娃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亲的“泥娃娃女儿一样。”她觉悟到了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进而要求自己做人的权利。
娜位做为一个妇女要求独立的人格，就必然同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律和宗教发生矛盾。从自身遭遇出发，娜拉对于这一切都有了自己深刻的认识，当海尔茂企图用法律来约束她时，她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允许女儿给他省麻烦。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允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海尔茂企图以她是母亲和妻子，有神圣的责任来阻止她时，她回答说：“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那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对于宗教，她蔑视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了怀疑，“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之后，娜拉勇敢地冲破资本主义的法律、宗教和道德习俗的枷锁，愤然出走了。这一行动表明娜拉是一个有着坚强的性格和独立行动能力的妇女。对于娜拉出走后的结果，鲁迅先生作过这样的分析：“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走后怎样》），因为社会经济制度不改变，妇女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林丹太太这个例子就说明在那个社会里，妇女求职是多么的艰难。对此易卜生也无能为力，只能留给读者自己思索了。但是无论如何说，娜拉毕竟走出了第一步，她的出走给当时的许多妇女带来了曙光了。
海尔茂是一个是男权主义的力行者。以世俗观点看来，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模范公民，标准丈夫，他事业有成，有一个温暖的家，但借据事件前后他的表现却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他。在他看来，妻子对丈夫只有责任，而没有任何权利，他似乎很爱自己的妻子，但实际上，只是把她当作一件装饰品和私有财产，他宣称为了娜拉可以牺牲一切，甚至希望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娜拉，自己好为妻子牺牲。但当娜拉冒名鉴字的行为会影响到他的名誉地位时，他便把假面撕了下来，他不仅暴跳如雷，而且还说什么“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当危机已经解除，他又扮演起了保护神的角色，“你放心，一切事情都有我，我的翅膀宽，可以保护你……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底下救出的小鸽子一样……”，其自私虚伪的嘴脸可见一斑。他的一切行为

实际上都以自己为核心，他辞退柯洛克斯泰的动机，仅仅因为柯洛克斯泰为了表示亲热，当众叫他的小名，与宽厚善良的娜拉相比，他的心胸太狭窄了。通过这一次家庭风波，易卜生检验了这位“模范人物”的灵魂。
《玩偶之家》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玩偶之家》的结构艺术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玩偶之家》选在情节进展接近中间的位置作为切入点，开场时已有签字一事，但离事情的败露和戏剧冲突的高潮还有一定距离，前情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零零星星地分散在许多部分中交待出来。这种结构方法既可使观众从容地进入到戏剧的高潮之处，又使作品的情节紧凑，毫无拖沓之感。《玩偶之家》所叙述的故事，是从圣诞前夕娜拉准备圣诞礼物到娜拉最后离家出走，时间跨度不大，涉及人物也不多，但全剧矛盾交叉，关系错综，矛盾冲突不断，高潮迭起，在急促时刻，情节大起大落，升降幅度大，使得剧本情节曲折，有很强的戏剧效果。《玩偶之家》还巧用伏笔，使得剧本前呼后应，情节完整。
其次，《玩偶之家》的心理描写非常出色。娜拉的觉醒自始至终是通过她的心理变化的轨迹表现出来，在借据事件中，娜拉的内心经历了由平静到烦乱、到幻想、到绝望、到愤怒的过程。伴随着心理的起伏波动，娜拉的精神反叛性格顺理成章地得以完成。易卜生往往并不直接去分析人物的心理，而是让人物的外在言行表现出人物的心理变化。
易卜生的剧本，尤其是社会问题剧，思想深刻，艺术独创，是挪威文化的骄傲，对世界戏剧影响深远。中国“五四”前后的社会思想，文学创作、话剧运动都受到过易卜生及其代表作品《玩偶之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