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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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

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

前言

作为领导,并不一定要比所有的部属更有才干,关键是要看能不能将各有所长的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共同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去努力。因此,识别有才之人,用好有才之人,是领导艺术的最高体现。而在中国历史,关于用人识人,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便是曾国藩。

1、曾公简述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魅力的神秘人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曾国藩,有人称之为“圣相”,有人称之为“罪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国藩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潜心研究学问,留下过许多值得后人汲取的养分,他面对现实,奏陈时弊,成为晚清王朝的柱石人物;他招兵买马,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晚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他在一定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倡导洋务,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在知人善任、教育子女等方面,曾国藩的确做出了令世人称道的业绩。正是曾国藩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才使后人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识人用人,爱才聚才的一生。通过门徒,幕僚、学生去推行他的儒家思想,政治抱负,利用群体的力量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因此,对于当代管理界来说,曾公的很多高明之处,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并且运用到日常管理实践。

2、曾国藩爱才之道

曾公第一大可贵之处在于爱才。曾国藩是属于真心实意喜爱人才的这类人物。这很大的原因也有他性格上的原因。第一就是他很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恰好是相反的,总是善于看到别人的缺点。第二,他性格上的特点,他乐于广交良友。乐不乐意广泛地结交朋友,

这个也是性格使然。有不少人他就不喜欢结交朋友,他们或者是内向、拘谨,或者是清高、孤傲,不愿意把时间与精力花在交朋结友上。

我们从流传的史料和曾国藩存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喜欢结交朋友的人。我曾经仔细剖析过他的朋友的圈子。他在京师的时候,地位还不是很高。曾国藩是30岁到北京开始做京官,是一个翰林,在翰林院做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说曾国藩当年是30岁的时候,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进入中央的文化部门,从一个副处级做起,从七品就是我们今天的副处级,这就是曾国藩进官场的起步点。他在北京有十多年的时间,官位很长时间里也不是很高。就是在这个不高的官位上,我发觉很明显的他有三个比较大的朋友圈,一个就是以翰林院詹事府为中心的,京师的那批在文化部门担任官职的一批朋友,比如说唐鉴、倭仁、何绍基、吴廷栋、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他跟曾国藩同年,在翰林院工作),就是以这批文化官员为主体,他们有过很广泛的这种联谊。

还有一个朋友圈就是湖南籍的,在外省担任大员的朋友圈。他们是湖南人,但不是在北京工作,而是在外省做巡抚,相当于我们今天省委书记,比如说贺长龄、李星沅这批人。曾国藩无论是从年龄、从资历还是从职务来说,跟他们都差了一大截,但是他跟他们有很明确的书信联系。

还有一个朋友圈就是湖南当时一批出头露脸的名士,他一直跟他们保持着很广泛的联系,比如说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郭嵩焘、刘容这批人,后来这批人都是他湘军的早期骨干。可见他是一个非常乐于、而且很善于结交朋友的人,性格上的这两个特点是他识人、用人的基础。

3、曾国藩惜才之道

曾国藩始终清晰地认识到,人才是决定的因素。考察曾国藩的史料,我发现他这一点非常突出,就是他什么时候脑子里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人才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很多朋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从理论上讲都应该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事都是人办的,人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曾国藩这一点他非常清晰,他从来不模糊。不止在他后来带兵时,他早期在部

院做大臣的时候,他就在为人才的缺乏而担忧了。曾国藩的官做得比较顺利,他30岁到北京做官,只用了7年就做到了二品大员,也就是部院大臣,就是我们今天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然后他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央的六个部里,他做过五个部的侍郎,也就是五个部的副部长,除户部,财政部没有做过侍郎以外,他在其他的五个部都做过侍郎。可以说明当时的曾国藩是一个被朝廷,最高决策集团所非常看好的一个官员。

他希望他的朋友,尽量给他多推荐各个方面的人才。而他自己平时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去发现人才,去网罗人才。

他听说彭玉麟很贤能,但是因为他正在守母丧,不愿意出山。他就三番五次地写信给他,请求他出来跟他共襄大义。后来彭玉麟完全是为他这番情意所感而投奔他。

他知道胡林翼带领六百个贵州兵,前去援助武汉。走到湖北和湖南交界的地方时,武汉城已经陷落了,这支部队前进失去了目标,后退又没有盘缠,徘徊在湘鄂之间的时候,曾国藩给朝廷写信,请求朝廷把胡林翼的这支子弟兵留在湖南,请求胡林翼与他共事。而且他在给朝廷写的奏折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就是胡林翼的才能在我十倍之上。

不仅注意广取天下的英才,曾国藩还特别的注意副手和接班人的培养。他将这件事情说成是要多选替手,“替”就是代替。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就是一个人要办大事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多选替手。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部分的替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副手,全面替代就是接班人。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办大事第一等要考虑的问题。他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陆军方面代替自己的人,还是水军方面代替自己的人,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一部分指挥陆军,一部分指挥水军。在全面替代他的接班人这件事情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他所培养的接班人是谁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近代名人李鸿章。

4、曾国藩识才之道

曾国藩很会识别人才。很多领导都会这样说,重视人才不难啊,难的是识别人才,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人才呢?如何将人才从普通人中辨识出来这一点可能是最难的。领导所面对的人可能个个都说自己是人才,人才这两个字也不会写在额头上。怎么样把他从常人中识别出来?所有做领导工作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人们都说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很有一套,他尤其会识别知识分子。俞樾就讲过,曾国藩“尤善相士”。特别善于识别知识分子

曾国藩识人的第一条是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这是他识别人的一个总原则。我们通常评价一个人,都是在德、才、学、识几个方面来看一个人才怎么样。“德”是指道德、品行、操守;“才”是指才干、能力、本事;“学”是指学问、资历;“识”是指眼光、见解这样的几个方面。人们常常会讲“德”与“才”作为主。曾国藩很明确地说过,“德”和“才”之间,“德”是主的,“才”是次的。“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德”是木之本,也就是一棵树木的本,它的根本;“才”好比是枝叶。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德才不能兼备,他宁愿要“才”差一点的,但是“德”要好。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理论上他会觉得,德才之间“德”应该排在第一位,但是在具体做的时候,“才”又往往会成为我们选拔和重用干部的第一选。

“学”与“识”。曾国藩在“学”与“识”这两个方面也有很明确的议论。他认为“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他明确地说,一个人办大事“识”是主要的,“学”是为辅的。他还说过,他说“汉臣诸葛亮曰”,也就是诸葛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才须学,学须识”。才能是建立在学问的基础上,学问要建立在见识的基础上。由此看来,在曾国藩的眼里,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排列的顺序是德、识、学、才。“德”第一,“识”第二,“学”第三,“才”第四。

5、曾国藩用人之道

曾国藩是用人的高手,对将领、官吏、勇兵的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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