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形成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

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形成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

精神胜利法是什么？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多方面得到表现。和别人发生争执时，会空口无凭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被赵太爷打了，会想：“现在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这样，他认为很有威风的赵太爷就成了他的儿子，就得意起来了。钱被别人抢了，打自己的嘴巴，还以为打了别人。他以自轻自贱而得意，甚至以作贱自己，用力打自己的耳光为胜。挨了假洋鬼子打，就拿小尼姑发脾气，以调笑、欺侮小尼姑博得闲人们的喝彩而对自己被打报了仇，把所受的侮辱统统忘掉。他健忘到麻木地步，甚至以被侮辱、被损害作为忘却的条件，常摆出挨打的姿势，被打后，反觉得了却一件事而一无牵挂。他忌讳别人说自己癞头，有时又说别人还不配癞头，好像他的癞头是十分光荣的。由此可见，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尽管现实中他受尽压迫和凌辱，但精神上却常处于优胜的满足之中，使他不能清醒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无法对统治阶级作真正的反抗。

精神胜利法形成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分别是什么呢？

1、社会原因

精神胜利法是近代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鲁迅先生本人对精神胜利法产生的社会根源作过历史的分析。鲁迅先生不是从《阿Q正传》才第一次才提到精神胜利法。作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注意研究这种现象，并撰文批评过这种现象。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这些作品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状况，指出精神胜利法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和国内封建统治腐朽，国家民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精神胜利法有了发展的土壤，形成为特定时代的产物。

一九0七年写的《摩罗诗力说》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文明古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词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大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胜腾笑？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光辉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新时。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兰之奴性，有漫为国歌者亦然。盖中国今日，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夫二国与震旦孰劣，今姑弗言；若云颂美之什，国民之声，则天下之咏者虽多，固未见有此作法矣。”

鲁迅在这里批评的弱点，与阿Q夸耀自己先前如何阔是一样的，也与长着癞疮疤的阿Q却看不起又癞又胡的王胡情况相似。所谓“国歌”本来就是统治者所创作，而“军歌”也出自张之洞的手笔。可见，精神胜利之法产生于统治阶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九一八年，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批评了所谓“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并且把这种自大分为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别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这五种议论，哪一种不是精神胜利法呢？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鲁迅写的《文化偏至论》开头就指出，中国曾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已而无取于人。……屹然出中央而无校佳谁，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然而作者又指出，这里也潜伏着危机，“惟无校佳谁故，则宴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缀，使人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所以，后来帝国便从强盛到衰败了。取了近代，鸦片战争暴发，帝国主义“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于是“人心始自危”。“自危”意味着封建统治在中国失败了，就要亡国。穷则思变，清王朝于是开始向西方学习，发起“洋务运动”，但只学机械制造，吵允许输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就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⑥张之洞在1898年出版的《劝学篇》自序中夸耀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者矣。”敌人的枪炮已架在脖子上了，赔了钱，割了地，还嘴硬得很，摆出“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论调。这是标准的盲目自尊自大，难道不是精神胜利法吗？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长期处于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中，腐败、贪婪的清王朝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地位，不能奋发图强，就欺骗和蒙蔽人民的认识，炫耀早已泯灭的光荣史，大肆散布精神胜利法。可见，精神胜利法产生于封建统治阶级，并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形成一种带有强烈没落意识的思潮。这是形成阿Q精神胜利法的时代根源和社会根源。离开社会和时代，阿Q精神胜利法就变成超时空的东西了。

2、个人原因

精神胜利法为什么在雇农阿Q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呢？

阿Q是一个雇农，从其自身地位而言，奴隶的地位和反抗失败的历史，是接受精神胜利法生长的土壤。

首先，阿Q作为农民阶级的一员，作为小生产者，有其落后的一面，如：生活在孤僻封闭的状态中，目光狭小、知识浅陋等。但中国近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胜利法，却是和统治阶级分不开的。马克思和思格斯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⑦鲁迅也说过：“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田地就有二百亩”的赵太爷，是“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同时又支配精神生产的资料。这样，农民阶级在经济上受统治阶级剥削，思想也同样受统治阶级控制和影响。精神胜利法既然是统治阶级没落思想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会被灌输给农民阶级的。清王朝的“国歌”、“军歌”，

就是一种灌输形式。阿Q难免要受精神胜利法之害,逃脱不掉统治阶级的没落思想的影响.

其次,近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是在民族矛盾和危机日益严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民族矛盾和危机中,农民群众身临其境，是一个革命阶级，为反帝反封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他们的斗争往往遭受失败。在失败中，也不可避免地有部分觉悟不高、目光短浅的农民，失掉斗争信心和勇气，使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在他们中间易找到生长的土壤，成为他们自我安慰的工具。特别像阿Q这样落后不觉悟的雇农，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完全失去生产资料，没有固定职业，又经常出外谋生，使他有机会较多接触一些成分复杂的落后阶层，接受更多的消极影响，“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一次又一次的欺侮向他袭来又无法摆脱；长期生活在封建思想浓厚的未庄，既接触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又接受不到先进的思想抵制统治阶级思想腐蚀。这样，阿Q在精神上受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影响和毒害更深，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然，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精神胜利法属于阶级本质的东西；后者，精神胜利法属于非阶级本质的东西。统治阶级运用精神胜利法，主要的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阿Q不自觉运用精神胜利法，只能自欺，自我麻痹，暂时摆脱痛苦，用得越多，越带有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