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因何越减越负

减负因何越减越负
摘要减负政策从提倡到实施已持续多年，虽然不少相关的政策制定并执行了，但减负实施的效果如何？减负因何越减越负？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减负政策及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相关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减负越减越负的原因，以期提供借鉴。

关键词减负政策识论分析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以及各方面人士多次呼吁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仅在1985年至2000年期间，中央下达49次“减负令”，近年来教育部也在不断强调“减负”，2009年1月5日，温家宝总理题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在各大媒体刊登，文章突出强调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意义，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将减负话题再次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减负之风愈刮愈猛，那减负的效果如何呢？不少中学生在减负后感到放松的同时却萌生了一种焦虑的情绪，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今后的发展而感到焦虑，甚至有些学生主动要求上自习，补习功课；大部分家长对此是持怀疑态度，“减负了孩子将来考不上好高中，上不了大学怎么办？”为此，明则减负，实则家长东奔西走为孩子买辅导用书，给孩子额外加大作业量；从学校教师来看，自习取消了，却旁敲侧击告诫孩子该复习什么课本，该购买什么辅导书，却是另外一种做法。

最终的结果是：减负越减越负，家长不领情，忧心忡忡，孩子的负担越减越沉重，学生减负令屡屡成空文。

减负为何越减越负？笔者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减负政策，对减负政策的执行过程，即各群体的理性思维的角度来看减负政策。

一、从沟通理性分析减负政策的制定
首先我们必须从减负政策的制定入手，减负政策的制定是“策略行动”还是“沟通行动”，显然减负政策的制定是一项多方利益群体会涉入其中的沟通行动，沟通工作做不好就势必会影响到政策的执行。

社会世界对于沟通者们而言，是主体与主体的交互主观的世界。

行动者们通过沟通以达成一致的理解，来协调他们的计划。

笔者认为，在减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涉及政策制定者教育部门，政策执行对象中小学生群体，政策利益相关者学生家长、学校、教师等等。

因此，这些利益群体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达成一致的理解才能更好地执行政策。

沟通理性认为，言说者和听者沟通必须有正当、认可的规范，是沟通得以有效；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们的意向，使得听者能够相信他所说的话。

而对于这项政策，学生及学生家长、学校及教师、教育部门及政策制定者对此抱有的却是不同的看法，即他们对减负政策的认识没有达成共识，设想对一项政策首先执
行者在认识上就对此持有不同看法，那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可想而知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结果。

因此笔者认为，政策制定之前的沟通非常重要，排除一些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对他们进行相关的信息了解，让他们充分认识减负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的重要性，充分提高人们对素质教育的认识和社会发展现状对创新人才的需求，现在的人才培养方式已经不适合社会前进的步伐。

只有大家统一了认识才可能形成认同，减负在实施的过程中相对也不会有太大的阻碍。

所以在教育政策上需要恢复沟通理性，保证非专业人员能够得到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只有合理有效的沟通，才能制定出一项各利益群体都认同的并可有效执行的政策。

二、从工具理性看减负政策的执行
减负令推行后，很多家长开始为孩子东奔西跑咨询辅导班、家教、提高班等。

奔波于各大新华书店买复习资料、奥数等等，为的是让孩子在家中多学点知识以好应付高考；”我要去做作业，是自愿的，老师没组织，中午做完了作业，晚上可以多点复习的时间。

”这是来自一个初中孩子的心声；而对于校方，要求家长协助监督学生的作业，把学生的回家作业变成“课外作业”暗示家长给孩子增加习题量，书面作业变成了口头作业。

从政策的实施过程来看，不同的利益群体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以说他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对减负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敷衍了事，减负前该怎样的还是怎样，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减负并未阻止他们奔赴教育的应试之路。

可以理解，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沿着这样的路走的，此岸是严格的考试制度，彼岸是辉煌的大学之门，要想到达彼岸必须跨过重重困难，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才有可能实现彼岸的辉煌。

中国有句古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年寒窗只为求一生功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自然逃不出应试教育的束缚，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这对于学生自身而言就领悟不到学习的乐趣，所以可以理解学生及家长还有老师们采取不配合的态度是有根源的。

另外，宏观把握减负政策的实施过程，很容易理解利益群体在减负政策实施过程中是依靠工具理性做支撑的。

工具理性，是透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之客体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这种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之“条件”或“手段”。

工具理性是与个人看得见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对各方立场的分析就很容易理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以本地区的教育质量，中高考的升学率在全省地区排名而作为本省名誉地位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对于各地中小学而言，完全以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对于学校校长而言，要想出成绩，就必须用升学率乃至统考质量来衡量教师考核教师；对于教师群体而言，端饭碗、出成绩、调动、升迁都依据自己的教学质量来评定，而质量的评定则以学生成绩为主要指标；对于学生家长而言，要想让自己的孩子考
入好大学。

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利益驱使。

这种纯粹工具理性支配的观念使得减负政策陷入一个虚空的圈套。

作为一个社会人，在行为方式上以工具理性去衡量自己的得失成败无可厚非，但基本的意图该摆正，正如地基打稳了才能建造出坚挺的空中楼阁。

普林斯顿第13任校长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在100年前发表的激昂的讲话中提到“我们所寻求的办学宗旨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培养学生区分善与恶的能力，消化和理解事实证据，培养广泛的观察力和客观判断力。

此外还需要有清晰地逻辑思维以及发自心底的求知欲，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推理，并且对知识和人类智慧怀有深深的崇敬。

”或许我们可以些许感受到我国教育宗旨和美国教育宗旨之间的异同。

因此，我们应当把出发点确立好，立脚点摆正，明确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再以工具理性去促使我们去进一步实现既定的教育宗旨。

减负令的出发点可以很好理解，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很沉重，每天的作业量已超出了属于他们生理上的接受能力，已经完全扭曲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的正常的轨迹，在他们的童年里只有作业、考试、上辅导班、学小特长等等。

而减负政策的实施让孩子恢复纯真，让他们回归自然，享受应有的童年，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自建国以来，我国就长期以“大一统”的模式：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来管理教育、管理学校。

这样的管理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千篇一律，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责任心和判断力，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只知道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减负”的口号虽然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减负政策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却没有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效，究其根本，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根深蒂固，人们无法从已有的几千年传递下来的教育思想中摆脱出来。

教育不是让成长中的学生背负沉重的来自外界的压力，使求学和成长化约为机械性地完成课业的活动，化约为讨取家长和老师“满意”的活动。

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是让求学和成长的经历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自发行为和个人追求，使对知识的渴求成为像阳光、空气、美食等一样的人的生命活动能够得以延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获得知识的方式也要像享受阳光、空气、美食等一样的惬意与自由，这种获得知识的方式就是智慧，是没有“负担”的、本质的自由，拥有了这样一种智慧，“减负”也就成了一个不攻自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榕华.“减负”缘何存在这多担忧.[J]中学校长，2008，（5）.
[2]智效民.六位教育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3]黄明东.教育政策与法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