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发生与起源

陶器的发生与起源
在人类早期文化发展史中，作为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并推动文化巨大进步的，乃是以陶器的发明和出现为其重要标志。

然而关于陶器的起源，学术界却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和观点。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从学会制陶术开始”的。

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相当于今天所言“新石器时代”。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创造，是后来在考占学上被称之为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关于陶器的起源，或者说作为具象化、形态化的第一只陶器是如何产生的，学术界众说纷纭，一般在谈到其起源时，皆引用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著名论断：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

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其实，恩格斯的这一见解是在阅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后得到的观点。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也是引用了爱德华·泰勒在其《人类远古史研究》中借鉴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

而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柴尔德也持有与此类似的观点，他在自己的专著《远古文化史》中提到，考古学家曾经发现“有两块小碎片，据鉴定是出自坎尼雅（今通译作‘肯尼亚’，引注）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地层中的，暗示有这种可能。

”所渭“这种可能”，是指“可能是因为一只涂有粘土的篮子，偶然经过火烧，就成了不透水的”。

后来普列汉诺夫在其《论艺术》中也持与之相类似的观点：“当陶器出现的时候，它们被赋予了以前普遍使用的编制用具的形式和外貌。

”
以上所有观点，在其试图探究陶器的起源时，都作出了一定的思考，然而其中有几点值得商榷：其一，这些观点仅仅是理论上的推论，即使柴尔德的观点有考古学的证明，但也只是作者的猜测和推理，因为作者说“可能是”，“暗示有这种可能”，说明作者是十分审慎的。

其二，摩尔根等人的观点，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来的，那时考古学还没有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且考古学实物的发现（特别是史前时代遗存的发现）还比较少，因此对史前的文化面貌认识不清。

其三，随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和
考古发掘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史前时代的文化特征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特别是随着实验考古学的兴起，人们对陶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而以上观点中所猜测的陶器的制作方法，除了发现一些孤证之外，大量的陶器和陶片，迄今为止还无法得到其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支持和证明。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陶器最初产生于人们将粘土做成的容器，放在太阳下晒干使其变硬．然后盛物这一活动中得到的灵感。

有时遇上阴雨绵绵而数日不晴的天气，人们便将其放在火边烘烤，于是粘土容器被蔓延的火直接烧过而坚硬异常。

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人们从中得到灵感，于是便有意识地将晒干的器容放在火中烧制，随之便产生了陶器的制作技术。

还有人认为，这些晒干或烘下的容器，在长期盛放实物的过程中，由于偶然的火灾而为当时人们窥破了烧制陶器的秘密。

所有这些观点皆基于陶器只是烧制技术的突破这样一个前提条件，这固然抓住了制陶技术的关键，然而对于史前人类来说，陶器器形的发明和制作工艺，也是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困难的。

因为要做出第一只陶器，必须要有以下观念上的突破：首先要有需要保存和盛放物品的意识，因为人类最初的物质创造，莫不与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密切相关；其次要有一定的空间意识，即自己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既要有一定的封闭性，可以盛物而又不遗漏，又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即可以放人或者取出物品；此外这个空间必须是圆形（至少是准圆形的）的，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考古发掘．还从来没有发现一件除了圆形之外其他形状的早期陶器（至于这是什么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在后面章节中试图作出探讨）。

所有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而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思索。

从现有考古学的研究我们知道，陶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是捏制法，用手捏制一些比较小的器物，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但其造型比较粗糙，不规整，且不适用于一些形制较大的器皿。

一种是贴筑法，即将粘湿的泥团捏制成片，在一个物体外部一块块敷贴整合而成，一般用两层或数层泥片。

这种方法制作的陶器器身厚重粗糙，器形不规则。

一种是盘筑法，即将泥料揉搓成条，从下往上盘绕成形，然后再用陶拍和陶抹拍打、压抹完成。

以上三种方法是目前发现的陶器制作最早、最原始的方法，此外还有轮制、模制和雕塑法等几种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在陶器制作中出现较晚，是在陶器制作技术被发明并且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后才出现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陶器制作工艺，所以我们暂不介绍。

从陶器的这些制作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在其始初阶段，一定是在基本上没有借助外在工具的情形下用手捏制而成，因为：首先陶器的制作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盛物、特别是盛水的需要，所以罐体不必太大；其次人们已经有了圆形的观念和思维，且从工艺要求上看，圆形器物的制作始初无法做得很大；此外，陶器器形的出现，当与那时人们普遍使用的一些盛水器物有着密切关系，受到了启发，如葫芦、人或动物的头盖骨等。

因为据进行陶器制作实验的考古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任何经验和借鉴，用随意的方法和随意的原料，是难以制作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陶器的。

当然，至于第一只陶器是如何制成，恐怕永远是一个无法破译的文化发生之谜了。

从世界陶瓷史上烧制陶器材料的发展变化看，其大约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一是用软质纯粘土晒干成为“土器”的阶段，这可以看作是陶器的雏形；然后是烧烤阶段，这时火力还不足，于是在制作陶器的泥料中掺人碎草，贝壳末或石英石等烧制出羼和陶或夹砂陶；第三阶段是在粘土中掺入硅质材料，烧出的陶器呈红色或棕色；第四阶段是泥质红陶；最后一阶段是随着轮盘的发明和绘彩工具的出现，制作日渐精细的彩陶，这一期彩陶一般器形规整、纹饰流畅、色彩艳丽。

陶器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发展流变规律之外，自然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而这些外在因素，虽然不能使陶器形成，但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说作为陶器创造主体的人在其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直接地促成了陶器的发生。

如果从一种文化创造主体的角度考虑，除了现有的一些论述作为物质创造主体的人在人类文明创造中重要作用的观点以外，我们认为陶器的出现，产生于当时部落中一些体弱多病和老幼无力的人们的创造，在史前时代，先民们始初过着寻猎物而行、逐水草而居的渔猎生活，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随着季节时令的变化和周围自然生态的改变而不断地移动迁徙。

这种不断迁徙移动的生活，就对人们的体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每一个人都需要有骠悍强壮的体魄。

然而从个人的生命状态来看，每个人一生总不免生老病死，有些人总不免体质虚弱，这就决定了部落中年幼、衰老、体弱，多病或怀孕临产的人们以及那些厌倦了长期不停的流浪生活的人们，无法适应迁居不止、流动不息的生活。

这些人或因数量较少，无法对整个部落的迁徙生活起到改变作用，因而在不安定的生活中被遗弃，因无法应付外界险恶的环境或取得必需的食物而逐渐地死去，这些人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牺牲者。

而另外一些人，或者因数量较多，因而使得整个部落的人们为了照顾他们而留了下来；或者他们被大部落所遗弃，为了谋生，他们重新组成了新的小部落，由于体
质虚弱，他们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和手艺来谋生，这就促使他们为了维护生命的本能的现实物质生活需要而进行文化的创造，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水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而水的取用又是那么地困难，于是作为取水器的陶器的发明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正如那些愚笨的动物无意中陷人沼泽或那些体弱多病的动物在沼泽地中无力自拔，它们的身体迅速地被泥浆所吞没，然后很快地与氧气隔离，从而给后来的考古学家们留下了完整的骨骼化石，向后代人们传递着它们的生存与命运的信息，人类在自己的文化进化过程中，也不无巧合地上演了极为相似的一幕，正是那些年老体弱或不断为残疾病痛折磨的人们，成为了后来文化的创造者和文明的开拓者，因为无法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自然要遭到部落成员的冷眼相待，因为无法适应长途跋涉的艰苦生活，他们必然要遭到被整个部落所遗弃的命运，因为先天的体力不足但又要想方设法地去生存的本能，促使他们必然要用脑力去弥补体能的不足，于是无形中启蒙了他们的心智，给他们的创造发明以良机。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偶然性的因素，成为了不断推动人类文化向前发展、进步的重大发明和创造的必不可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