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和成员的考证

关于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和成员的考证(谢荫明执笔)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并非“共产主义小组”，几位当事人在回忆中都谈到过这个问题。

张申府回忆:一九二○年八月，“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

……征求我们的意见。

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

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①朱务善回忆:“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名称我记得叫‘共产党’，不叫‘共产主义小组’。

”②罗章龙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

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③，“成立之初就称‘共产党’。

”④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另一成员张国焘回忆，当时党的组织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或“共产党小组”⑤。

一九二○年十一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正式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①，或“共产党北京党部”②。

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向党的“一大”报告时，称自己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③。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认定，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一九二○年十月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或简称“共产党小组”。

一九二○年十一月底，名称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直沿续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党的“一大”召开。

从小组成立到“一大”召开这一阶段，可以笼统地称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根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回忆和有关资料，曾经参加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人及其简况如下:(一)李大钊④: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生于一八八九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

一九一三年北洋法政大学毕业后，即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

参加反袁世凯运动。

一九一六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编辑。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并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

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组织者。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二)张国焘①:一八九七年生，江西萍乡人，又名特立、凯音。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九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参加过《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八月后曾任北大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席，北大学生会干事副主任。

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

(三)刘仁静②:一九○二年生，湖北应城人。

一九一八年八月考取北大理预科，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在理预科学习，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六三”大逮捕中被拘留，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四)罗章龙③:湖南浏阳人，又名罗璈阶、罗仲言。

一九一八年九月入北大法预科，后升入经济系学习。

一九二四年于经济系结业。

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五)邓中夏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

一八九四年生，原名康，号仲懈，湖南宜章人。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年在北大国文系学习，结业后转入哲学系学习，直至一九二三年毕业。

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一九年三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一九二○年初，参加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担任过讲演团的总务干事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部主任。

他负责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主编《劳动音》周刊，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九三三年五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九月在南京就义。

(六)高君宇①:一八九六年生，名尚德，字锡三，山西静乐人。

一九一九年在北大理预科毕业后，又进入地质系学习，一九二二年毕业。

是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又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一九二五年病逝。

(七)缪伯英②:女，一八九九年十月生。

一九一九年七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曾加入北京工读互助会，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一九二九年十月病逝于上海。

(八)何孟雄③:一八九八年生，湖南酃县人。

一九一九年三月入北大政治系学习。

在学习期间，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组织过“工读互助团”。

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曾作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去参加少共国际大会(后被阻回来)。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被捕，二月被国民党杀害。

(九)张申府①:又名张嵩年，河北献县人。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在北大物理、数学系学习，后入文科哲学研究所，“五四”前后是北大校内的活跃分子。

一九二○年任北大讲师。

同年冬出国，去巴黎讲学，是中国留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

(十)朱务善②:又名朱悟禅，湖南澧县人。

一九一九年四月入北大学习，积极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又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十一)李梅羹③:湖南浏阳人，北大德文系学生，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著作。

(十二)吴汝明④:湖南长沙人，又名吴汝铭，雨铭、雨溟。

北大法科学生，第一个报名到长辛店担任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做过较长时间的工人工作。

(十三)范鸿劼①:一八九七年生，湖北鄂城人。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北大化学系学习。

参加过五四运动，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曾担任过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主编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

一九二七年四月与李大钊等一同就义。

(十四)李骏②:湖北应城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北大化学系学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十五)邓培③:一八八四年生，字少山，广东三水人。

一九二○年前后是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被害。

(十六)史文彬④:一八八七年生，又名石志清，字志卿，山东青城(今高青)人。

一九一二年进长辛店铁路机厂做工，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一九四二年冬因病逝世。

(十七)宋介⑤:《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说:《曙光》杂志“有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

”指的应是宋介，宋是《曙光》杂志社第一批九名成员之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二一年六月，《曙光》共出版了六期，每一期的第一篇文章都为宋介所撰。

除此之外，每期至少有他三、四篇文章，他还负责与各地的通讯工作，因此可以认定他就是《报告》中所说的那位“负责出版”的同志。

《曙光》杂志社共十四人，除宋介外，其他人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可能性都不大。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宋介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

(十八)张太雷①:曾经担任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国人柏列维的翻译。

一九二○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天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他曾同邓中夏、杨人杞及张国焘一起去长辛店参加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

一九二一年五月，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同年六月，又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十九)陈德荣②:一九二○年十月和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

当黄凌霜等人退出共产党小组后，他仍留在组织内，并参加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过《先驱》的编辑工作。

此外，参加过共产党北京小组而后又退出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张伯根等。

在一些人的回忆中还提到江浩、李韶九、梁鹏万、陈为人等参加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但尚待进一步查证。

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状况从共产党北京小组筹建到党的“一大”召开，十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并不十分固定，常有增加或减少，其中较大的几次变动是:一九二○年九、十月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筹备和刚刚组建时，成员仅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①。

原打算发展刘清扬入组织，未果。

②一九二○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黄凌霜、袁明熊、陈德荣、张伯根等③。

此时张申府由北京赴法国，离开了共产党北京小组。

一九二○年十一月初，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通过自己制定的中共临时纲领时，因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一条，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反对。

争论的结果，黄凌霜等三人退出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

④也有说五名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的。

⑤根据刘仁静回忆⑥和北洋政府档案①，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陈德荣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仍在党和团内工作。

因此，只有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的说法较为可信。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一九二○年十一月初，又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加入。

共产党北京小组成员发展到七、八人。

他们开始着手进行印发传单、出版小册子和《劳动音》周刊等工作，“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罗章龙、刘仁静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同时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其实不确。

罗章龙、刘仁静在回忆中都没有提到在小组内发生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

罗章龙回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又退出小组?这个我没有印象。

”“当时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作中不分彼此，但是在党外合作。

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党后再退出，记不清有这回事。

”②刘仁静回忆:“我记得当时的党员只有七、八个人。

黄凌霜是无政府主义者，倾向共产党，但是没有加入这个小组。

”③两个人的回忆都很肯定，否认无政府主义者的加入和斗争。

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明确地记载了共产党北京小组内的这场斗争。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呢?只有一个可能性，即刘、罗是在无政府主义者已经退出组织的情况下加入的，他们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经过。

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记载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由于随后就有邓中夏等四人参加(此四人即: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及一不知姓名者，参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编者注)，北京小组的力量反而加强了”①。

延安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写道:“党内一面清洗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分子，一面在组织上又吸收了一些新的分子进来。

张太雷、邓中夏、刘仁静(在北平加入)，……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加入了党的”。

一九二○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加入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有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朱务善、李梅羹、吴汝明、范鸿劼、李骏、邓培、史文彬、宋介等十余人。

①《“一大”前后》(二)，第220—221页。

②访问朱务善纪录，存中共唐山市委档案室。

③《“一大”前后》(二)，第195页。

④访问罗章龙纪录，1977年。

⑤见《“一大”前后》(二)，第146、147页。

①见《“一大”前后》(二)，第148页。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