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恒 的 魅 力--对鲁迅人格精神的几点认识

永恒的魅力——对鲁迅人格精神的几点认识作者: 李良玉指导教师: 曹建玲摘要:先驱者鲁迅之所以长期地吸引着读者和研究者的目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人格魅力的持久与常人的难以企及。

在鲁迅短暂的战斗生涯中，他的直击现实人生的“鲁迅式”的抗争，无疑筑成了他人格精神之丰碑。

本文仅从三个方面入手谈谈先生的人格精神:他务实重行,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大爱大憎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互为因果,爱憎不相离的；他对现实人生的认识上希望与绝望并存，更多的是绝望,可贵的是他绝望而不沉沦,始终坚持了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鲁迅的人格魅力是永恒的，它永远激励着后来的人们。

关键词:鲁迅;人格精神;务实重行;大爱大憎;反抗绝望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鲁迅自觉承担起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重任，启发中国人的思想觉悟，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他的中国急需要“行”而不是“言”的呼吁为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他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立统一的二元情感向度显示出他宽广的胸怀和是非分明的原则；而他直面人生的大悲苦后绝望抗争的姿态赢得了“精神界之战士”的盛誉和广大人民的由衷敬佩。

这位一生独战乃至牺牲的文化巨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人格魅力持久而永恒。

一、务实重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主要受儒、道二家影响而立身处世。

自古以来，士人或以天下为己任，将自我融入于国家的兴亡之中，伤时忧国，安邦济世；或信奉老庄的“心斋”，“坐忘”，“无为”，作“逍遥游”，逃避现实世界。

鲁迅则认为中国的落后“一切根柢全在道教”，道家思想使人们“宁踡伏而恶进取”,借《故事新编》对“能说不能行”的庄子和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老子进行尖锐地批判。

鲁迅没有陶醉在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精神王国中作形而上的精神玄想，他执着于现世人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从事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这就使他和古代的士人以及同时期的许多文人学者区别开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的摩罗精神，强调实际行动。

从水师学堂到矿务学堂再到仙台学医，由《说镭》到进化论、细胞学说等科学成果的介绍，可以看出鲁迅科学救国的渴望。

虽然他后来弃医从文，但他前期的介绍科学知识的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是青年鲁迅救国救民的尝试，在这种积极尝试的过程中，他立言重行，勇于实践的人格精神已初露端倪，此后这种精神伴随了鲁迅一生，无论是呼唤真的猛士还是企盼崭新的文场，鲁迅的着眼点一直是文化现实和历史实践。

其实鲁迅完全可以埋头搞创作，或者安心做学问，但他不属于书斋，而属于整个广阔的社会空间。

他注重实践，注重于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现实力量。

于是，未名社，朝花社，三闲书屋等出版社相继成立，为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阵地。

鲁迅与青年朋友们苦心经营，竭力出版优秀作品，出版《莽原》、《奔流》、《萌芽月刊》等刊物，鼓舞了大批志士参与文化运动，从事新文化的建设工作。

尤其是“左联”的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领导工作，顶住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高压，团结大批革命作家，对各种资产阶级或反动文化社团进行坚决的斗争，还在“左联”的工作中消除了长期以来由于个人奋战而产生的困惑，解决了渴望新的社会但不知“新的”该是什么的矛盾，以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姿态活跃在文坛上。

与他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作一比较就更显出鲁迅勇于实践的特色。

比如朱自清。

朱自清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有正义感，渴望改变时代，但同时又清高，脱离民众，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活，在时代的浪潮中哀怨悲叹，虽然也保持了文人的气节，但于己于世无补。

鲁迅却是介入时代的“铁杆”文人，他强调行动，行动就有选择，选择则意味着责任。

在改造中国的壮烈战斗中，他成为真正有价值、有创造力、有责任心的英雄。

正当鲁迅在仙台学医走上医学救国之道时，现实的发现使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对愚弱的国民，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弃医从文。

鲁迅的弃医从文是深思熟虑经过实际考察后的选择，决非一时的冲动或血气方刚。

历史表明，他的文艺创作实践在扫荡旧秩序、为寂寞的猛士呐喊助威而与反动势力斗争等方面表现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巨大的作用是其它任何一个文人所无法比拟的。

以文艺开启蒙昧，澄清思想混沌，鼓舞人民斗争士气，作家自然离不开对现实的深切关注。

鲁迅是现代文学作家中最扎根于现实土壤中的作家之一，他挖掘对社会有益的题材，刻绘启发人猛醒的形象。

鲁迅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文学追求：“以前的文艺，好象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的社会。

”[2]“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3]鲁迅紧贴着现世人间的大地，以文艺为武器斥责麻木的民众，始终没有脱离与大地上苦难人民的联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像鲁迅这样，以“非主流”的小说作品向传统的落后思想展开进攻，揭露封建统治者和“上流社会”的种种假面具，照出它们假、恶、丑的原形。

无数的赵太爷们，织造了从肉体到心灵统治民众的封建罗网，造成了天昏地暗的落后中国，造就了夜郎自大的愚昧民众，赵太爷们不除去，中国无法前进。

所以，鲁迅要刻画统治者的日渐腐朽及灭亡。

鲁迅的小说，自觉参与历史的发展，参与人民的革命事业，使“文以载道”、小说消闲的观念成为过去，小说与革命的事业相结合，从鲁迅开始成为现代小说最基本的趋向。

鲁迅在剖析社会病态时，除小说创作外，更多使用“杂文”武器，因为他不是“纯文学家”，他的创作是紧密结合实际，更注重实际战斗作用，杂文具备了此种特征。

鲁迅杂文尤其是后期的杂文创作，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御用文人的丑行，可谓酣畅淋漓，所向披靡，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一点，郭沫若与其相比，差距清晰可见。

郭沫若与鲁迅的文艺目标一致，但在实现目标的途径方法上相异：鲁迅主张从客观现实中汲取强大的战斗动力，显示出冷静严峻的现实主义真实性，郭沫若惯以雄浑豪放的调子冲击黑暗罗网，表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特色。

在郭抒写灵感，“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背后，隐藏着唯美主义的虚夸之风，多少有些脱离“大地母亲”的倾向，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显然不如鲁迅“为人生”、注重实际那般扎实与坚韧。

鲁迅注重实践行动,从事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向我们证明了：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他是文学家，但他和“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来粉饰，聊以自慰”[4]的软弱文人有天壤之别。

即便是文艺创作，他也是立足于现世，以笔为武器，揭露罪恶社会，并承担制造光明的社会责任。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富有责任心的文人更加强调血与火的社会实践，脚踏实地与青年朋友一道战斗，一路行走在探索光明的荆棘丛生的道路上。

鲁迅的文艺创作指导着国人向前迈进，他的实践活动又补充并印证了他的思想及观点。

可以说，知与行在这里获得了高度统一；而相比较文字而言，鲁迅更注重行动,因为行动在当时的中国显得那般迫切——不管是明确的社会行动，还是立足于实际的文艺创作活动。

也正是由于他的务实重行，勇猛顽强地向黑暗处捣乱并且企盼真理和光明的出现，他的人格才一次又一次被大写。

二、大爱大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是鲁迅爱憎观的经典表述。

鲁迅乐于做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为人民仗义执言，创作出一篇篇深刻反映民众疾苦，振聋发馈，激励国人奋起反压迫求生存的现实主义杰作，也写出了如匕首、投枪般声讨压迫者的战斗文字。

这里的爱和恨界限分明，毫不含糊。

先谈鲁迅的“爱”。

对于民族或国家的赤诚之爱，应该是鲁迅所有情感的基石，它给呼唤光明的鲁迅注入无穷的战斗动力，在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这块“基石”又确保鲁迅不随波浮沉，没有向“左”或向“右”倾斜，更没有退避三舍，而始终荷枪实弹，冲锋陷阵。

这一点周作人恰为反例。

周作人及与其相似的文人集团，适逢“治世”，他们便善于唱颂歌与赞美诗；若遇“乱世”，他们又苦斋中饮茶，自娱自乐，全家上下确保平安足矣。

只要其情感略有满足，只要生活略得安逸，他们便自鸣得意，高兴之余，还要标榜自己的“提倡平和”乃是有益于百姓安居乐业，这只是狭义意义上的“爱”之追求罢了。

相反，鲁迅却以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5]这种高尚无私的爱国情愫与坦率真诚的悯民情感，充盈于鲁迅“大爱”之情怀，使他永远占据于为正义、为民主而呐喊的先锋位置。

长歌当哭纪念刘和珍君，情深意长追忆韦素园君，满含希望与隐忧注视子君出走与“回来”……读鲁迅作品，必须用心体会才能领悟作者之深情，因为鲁迅的“爱”如地火运行在地下，一旦冲出地面，将烧尽腐朽的野草；惟有地火般的深情才能强烈冲击读者的心灵。

反过来说，如果鲁迅空谈仁爱，那也很方便，凭他的写作才华，易如反掌；进一步说，如果高呼仁爱，那也不难，还可以为自己赢得掌声和荣誉，不至于有人说他“阴冷”。

然而，鲁迅没有那样，也决不会那般“直呼”，因为他永远都是独自拥抱黑暗，将温情传递于人间。

这就决定了鲁迅的“大爱”是深沉的、凝聚的、内向的。

他的爱早已由毛孔深入骨髓，深入灵魂的深处了。

再谈鲁迅的“大憎”。

鲁迅对敌人横眉冷对，决不容情；对叛变文人奋力斥责，揭其面目；对愚昧民众深入剖析，哀怒并存。

环境愈险恶，他的斗争愈激烈。

他怒骂苟延残喘的“落水狗”，貌似中庸的伪君子；他抨击逼人于绝路的封建礼教和“吃人”的非人间；他揭露反动政府的种种丑行……在黑暗的现实里鲁迅艰难地但勇猛地杀出一条血路。

与鲁迅之“爱”相似的是，鲁迅之“憎”亦无愧于被称为“大憎”，因为他的对手不仅仅是几个麻木的中国人，而更是旧文化、旧势力，而且他的所有论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6]作为一名觉醒了的东方民族的知识分子，鲁迅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专制的双重压迫，激起了他的“仇敌”意识，他决心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进行一番根本改造,与一切反动和腐朽势力作殊死搏斗，真正地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

可以说，鲁迅55年的价值、意义集中体现于这种伟大的“憎”之中了。

鲁迅之“憎”与常人不同处还在于：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除了迫不得已的反攻外，对有希望的同志作出适当的宽容与期待，以团结志同道合者，顾全大局。

这方面最好的例证莫过于林语堂了。

林志浩在定位林语堂的社会角色时说：“自由资产阶级的根性，使他选择了不党不派，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

”[7]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众所周知，鲁迅与林语堂二合二离，既友又敌。

鲁迅始终希望林语堂为革命文艺做些实际工作，并争取团结他。

然而，林语堂的言行屡次让鲁迅失望，终至断交。

由此可见，鲁迅之憎也是是非分明，而且心胸宽广，这种心胸惟有强者才有。

综上，我们发现了鲁迅“大爱”与“大憎”的复杂关系：爱中有憎，憎源于爱，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

[8]鲁迅之爱，决非无原则，无是非的“泛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