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使用方言现象的语言学评价

传媒使用方言现象的语言学评价-------观电视节目《阿六头讲新闻》有感【摘要】今年来国内一些地方电视台争相开办方言节目，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争论。

本文从方言的产生、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世界发达国家方言发展过程以及媒体应遵循的法规和责任等层面对此作了分析。

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言终将被共同语所替代，世界先进国家的方言发展也证明了这一趋向，国家法律和条例也说明，肩负新闻传播、政治宣传、文化建设等使命的新闻媒体也决定了应该选择汉语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作为基本工作语言，更好地实现舆论与文化的健康导向作用。

【关键词】新闻媒体；方言；普通话一、近期传媒使用方言情况及其相关争论近两年来大陆传播媒体上陆续出现了阵阵“新风”：电视台以方言作为工作语言主持娱乐节目、甚至用方言播报新闻、播出用方言译制的外国影片，报纸开出方言专栏等等，社会也因此产生持续的争论。

据笔者不完全的调查发现，近期在一些地方台播出的用方言表达并产生一定影响的节目就有不少，其中主要有：山东卫视的《剧来风》、四川电视台的《天府食坊》《经济麻辣烫》《超级品位》，湖南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以及名扬全国的杭州电视2台的《阿六头说新闻》等等。

另外，一些纸质媒体也开辟了方言专栏，仅湖北而言就有多家报纸编排有方言栏目，如《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楚天金报》等分别开设了“汉味茶馆”、“九头鸟”、“街巷故事”等专栏，方言特色浓厚。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经典译制片也被用方言换译并在电视台播出，如《猫和老鼠》《唐老鸦》等。

一时间，国内电视台似乎出现了明显的方言播报热，报纸也有开辟方言专栏的势头，而且有些节目在相对范围内拥有了较高的收视率，比如杭州电视2台播出的《阿六头说新闻》，其“综合AC尼尔森和央视索福瑞两个指数，收视率平均超过4个点”，“一下子窜到了杭州地区各档新闻节目收视率的首位”。

[1] 该类节目之所以“成功”，有的人认为是电视台本地化的结果，是因为“这种用方言形式说新闻能够贴近市民，显得亲近一些。

特别是有些东西用普通话是很难表达出来的”。

[2] 可见，地方台用方言播报节目似乎成为获得新看点，“进行媒体竞争的杀手锏”。

[3] 有人更因此而得出使用方言就是保护文化这样的结论：媒体以及民众使用方言是对方言的保护，也是对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的保护，并喊出了“只有地方的，才是全国的”口号。

[4] 还有多位人氏呼吁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确保地方话的存在与发展。

[5] 当然，更多的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方言的社会化扩大化，是一种逆潮流而行的反动。

[6] 有人则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对新闻播报中采用方言的现象提出了中肯而切实的批评。

[7] 一些网站也为此开辟了专栏，集中展示各种观点和争论。

可见，近两年来，方言的使用传承，尤其是媒体使用方言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学界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

我们都知道，自然语言是新闻传播的最重要语言，对任何一家代表政府或社会团体，负有社会责任的媒体而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行业内部规定选择合适的表达载体，应该说是不会存在异议。

之所以近期我国大众媒体在传播语言载体形式上出现了上述混乱现象，产生如此截然对立的争论，我们认为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

其中既有近期特殊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有新闻传播人员自身的素质等因素，更表现出一些人对方言及其相关问题常识的缺乏。

本文仅拟从语言学的角度就方言本身的性质以及新闻传播媒体在传播载体选择上的责任等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或许对厘清某些不必要的误解、对一些新闻传播人员及社会公众在这一问题上建立起相对成熟的认识会有些帮助。

二、方言、汉语方言的来历在相关争论中，赞同用方言作为播报手段或栏目表达语言的人，并没有一个人认为其价值仅仅在于迎合部分受众口味获得新的看点等，相反，总是从方言本身的性质和地位来找依据。

我们觉得，有些论点是值得怀疑的。

比如有人提出汉语方言代表了地方的文化，方言的失去就是语言的消失，是文化的消亡，甚至引用外国语言学家的论断作佐证：“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8] 有的研究者直接将媒体使用方言与其负载的文化使命联系起来，认为“方言见诸大众传媒追求的不仅是语言上的本土化，更是深层意义上的文化的本土化，反映出编辑、记者有强烈的本土意识，积极寻求、探索恰当、到位的方式展示地域文化，从而增强报刊的地方色彩”[9] 还有人用形象的比喻来解释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为类似节目寻找理由：“普通话好比国有大中型企业，地方方言就像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占着主导地位，这也不妨碍私营企业有生存空间啊。

”[10]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在支持传播媒体使用方言的人看来，方言是与普通话有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方言代表了地方文化，甚至作为语言系统而具有民族类型价值。

且不论这些观点本身在逻辑上所存在的混乱，仅就对方言的认识来说，表明了他们对基本常识了解得还不够充分。

下面我们将以汉语方言为代表，简单地就方言的来历、发展走向及其与普通话的关系作些介绍。

（一）方言以及汉语方言按照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先生的理解，方言（dialect）“是共同语的继承或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

[11] 可见，方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在不同地域内的表现变体，相对于共同语来说，方言是低层次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看，将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比作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是完全不合适的。

从世界范围看，属于任何一种语言系统的方言，其形成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社会的分化——如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建立时，蒙语是统一的，但由于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社会产生了分化，方言随之产生；社会的统一——如北美印第安人结合成部落联盟时，就将原来各部落的语言在融合的同时，也产生了部落方言；大规模的人群迁徙——现代美国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实际上就与英国人成规模迁徙直接相关；对社会交流不便的地理环境以及落后的社会形态——即便有民族共同语，一个社会如果出于相对封闭的自然或落后形态下，不同地域的人彼此之间长期缺乏交往，也会形成与地域相应的共同语分支。

[12]（二）汉语方言的来历具体到我们汉语方言及其地理格局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加上地理条件的阻隔以及落后的社会交流形态。

著名语言学家周振鹤、游汝杰通过大量的历史史事和方言现状研究后认为，“历代移民是汉语各南方方言的历史渊源，也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主要成因。

”[13] 现代汉语方言，学界通常将它们归并为七大类，除了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的北方方言外，还有南方的吴方言（分布于江浙沪）、闽方言（分布于福建与台湾）、粤方言（分布于广东广西）、赣方言（分布于江西）、湘方言（分布于湖南）以及客家方言（散居于广东、江西等地）。

由此可见，南方方言是随着北方民众因政治或军事等原因导致的大规模移民而产生的，是直接受到以古代不同的时代所产生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系统浸染而形成的汉语地域支裔。

为了行为简便及与方言节目有相应的针对性，本文仅以吴方言中的杭州话为代表，对其因移民而形成的过程作简略介绍。

处于吴语区的杭州初民，在受北方文化影响之前，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其语言风貌也就无从谈起。

历史上记录的最早的活动，就是关于北方文化南下的过程。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录：“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

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

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14] 从当时的情况看，吴太伯、仲雍举家南迁，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和先进的北方文明，也同时带来的当时的汉语“雅言”——这就是“吴语”的最早形态。

这可以看作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汉语对南方话的第一次影响。

随后几千年的交通阻隔和文化交流的实际疏远，到了汉后，受北方话影响的吴语已经与一直在发展变化的北方话有了较大差距，这可以从《吴越春秋》（汉赵晔著）《说苑》（汉刘向著）等古籍中可以看到。

到了西晋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匈奴王刘聪派遣石勒等攻打晋国，歼灭晋军十万，入都城洛阳，俘获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

为躲避战乱，北方大批民众率家南迁，进入吴地，“人口估计在百万以上，超过了土著”[15] 这就必然导致北方话对吴方言的第二次大规模浸染。

《颜氏家训·音辞篇》就记录了东晋时期北方话成为朝野标准语的情形：“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按照周、游的研究结论，此时的“北方官话逐渐取代了吴语”。

[16] 此时的杭州话也同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包括杭州话在内的吴语与北方话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差异，这就是至今仍流行于苏州、上海、宁波等地的吴语形态。

然而，南宋时期又一次大规模民众南迁，直接导致了今天与周边地区吴语有很大差异的杭州话的产生。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切见临安（即北宋杭州）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

”显然，不仅仅是在政治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皇室等的南迁，而且人口也数倍于当地居民，他们所带来的当时的标准语必然极大地影响了杭州吴语，用周、游的话说，就是“使杭州原有的语言发生变化，带上北方话的特点”。

[17] 至今杭州话中很发达的儿尾词、人称代词不用“侬”、“伊”而全用北方话的“你”“我”“他”等就是受北方话影响的明证。

[18] 通过这些简单介绍可以看出，杭州话并不是一个与北方话更不会与普通话相对独立的代表地方文化特色的“语言”系统，她只是古老汉语的一个分支，与北方话有不可割分的渊源关系，是普通话的低级形式之一。

如果把杭州话比作一个活化石的话，她至少由三层层级岩状的成分构成，即便将最原始的吴越土著话算在内，在经过三层北方话的反复冲洗后，所留下的已都是汉语的风骨。

与现代北方话所不同的是，尽管遗留的根是北方话，但由于地理、交通以及文化等原因，在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后，今天的杭州话更多地保存了原来那个时代的风貌，而北方话却一直在向前发展，这就是今天包括杭州话在内的南方方言与北方话所有差距的直接原因。

就整个南方方言而言，其他方言在形成过程中，或许有移民的源头、数量、时间、次数上有区别，但无一例外的，都是北方人大规模南迁后带去的北方话的遗留。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南方方言与北方话都不具有并列的关系，而是树枝与树干的关系。

弄清楚汉语方言的这一形成过程，就能很明白地看到，一些将某个方言与北方话甚至与普通话并列而谈的观点，就显得十分荒唐而不值一驳了。

前文所引的外国语言学家对语言消失的担忧是针对民族符号系统而言的，用它来佐证保护方言的理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三、发达国家方言发展过程与汉语普通话的推广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