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经典诠释及其意义【比较经学】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经典诠释1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一向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必修课，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四书”的西文译本，而以1687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最为著名。在这些西文译本中，耶稣会士无疑对儒家观念施以基督教式的诠释，而且事实上突破了利玛窦所宣称的孔学和理学的界限，不仅选择了朱熹编定的“四书”并倚重张居正的注本，还对理学家的观念进行一些曲解以使此书看起来符合“孔子相信上帝”的论调。比如对“至善”的解释，朱熹解，明明德和新民这两者都当达于至善，善为事物当然之极。耶稣会士则补充，明明德和新民之后要努力达致永恒的至高之善（supreme good ），这“至善”被译为有玄学和神学意味的“summum bonum”，即supreme good 。及其意义——

以利安当《天儒印》为例

吴莉苇

内容提要：传统的文化交流观念通常期待外来文化能够在本文化的学统之下理解本文化及相关经典，并惯于以外来者理解了多少、正解了多少、曲解了多少作为判断外来者之文化态度、交流策略、学习能力的标准。这样的观察视角往往会忽略或轻视文化交流或文化撞击中产生的一些新事物的价值。然而，产生新事物其实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功能和重要议题，在讲求“跨越”和“多元”的今天，有必要正视或重新定位那些（以传统为模型而衡量之）看似不经或不准确的事物，并以此为契机思考，经典或传统的时代性价值该如何呈现，经典或传统的再生空间该如何构筑。利安当的《天儒印》竭力用天主教的一神论、道德观、礼仪含义及人类由来说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一些格言，使之成为天主教观念的注脚，因此正是思考跨文化诠释议题的良好个案。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经典诠释，传教士

一、引言

2另一方面，以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代表，耶稣会士以及接受耶稣会士指导的中国天主教徒也留下不少中文宣教作品论证“天”和“帝”即为天主，但这些作品普遍遵循利玛窦一开始的做法，其证明手段只是从《尚书》、《诗经》这类先秦文本中摘录明显含有“天”、“帝”耶稣会士此举是为承续利玛窦（Matteo Ricci ）设定的宣传方针，让欧洲人相信，经由孔子发扬的古老传统是不异于基督教基本教旨的体系，从而有理由以比较宽厚且缓和的方式在中国传教。这个举措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只在“四书”的西文译本中以基督教观念诠释中国经典，其目标读者是本土欧洲人，诠释的预期效果是让欧洲人相信，基督教的道理曾照耀中国。 1 本文的“诠释”对应Hermeneutics/Hermeneutic ，这个词作为哲学一个分支，以往被译为“解释学”，但近几年也被译为“诠释学”/“诠释”。Hermeneutic 指Interpretation 的方法或原则，而Interpretation 一词在不同的中文译作中被译为“诠释”或“解释”，本文统一译为“阐释”，但如是引用的书或文章标题译为“诠释”或“解释”，本文不再修改。

2 梅谦立神父将《中国贤哲孔子》1687年拉丁文本的阐释类型和解说层次作了详细分析，详见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stitutum Roma: Historicum Scietatis Iesu, 2011), pp. 3-75。

字样或帝之行为的词句。亦即，这类证明法主要还是着眼于文本的直观相似性，构筑相似性的基础是“天主”的几项基本品质——生养并主宰万物、全知全能、赏善罚恶，这已经进入了神学诠释的层次，惟其表达法仍较为含蓄，主要倾向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叙述而呈现其中包含有造物主观念。这是为了让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中国士人看了类似于《天主实义》的作品后易于产生的感想是，中国之“天”在西方也发挥作用。3可见，耶稣会士的主流懂得，对本土欧洲人和中国士人讲话时，方式当有所区别，根本目标是在不违背基本宗教要求的前提下，让两块土地上的人都能够接受他们的论调。在此背景下考虑，则1664年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 ）在士人天主教徒尚祜卿帮助下以中文出版《天儒印》，向中国读者全面展示以基督教的造物主观念和道德体系重新诠释后的理学经典，此举既很独特，又很大胆。利安当为何撰写这样的作品，没有直接证据可供解说，但从文本自身能够看出这对怀有基督教普世观念的人来讲颇为自然。比如，谢和耐（Jaque Gernet ）只用一句话提到《天儒印》，但他一眼便断定利安当赋予一大批“四书”章句以基督教意义，而且这体现传教士普遍重视的诠释经典之法。

4“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被朱熹视为大学即大人之学之纲领，要之为秉持天理而因应万事，不以人欲之私蒙蔽得之于天的灵明之性和基本准则。利安当入华之始便反对利玛窦容忍中国祭祖礼仪的妥协式做法，这有助于推测，即使他多少赞同古代神学，恐怕也不会赞同对中国古代经典采取妥协式理解。总之，本文的目标不是追溯利安当在中国的心路历程，而是展示用一种思想传统诠释另一种文化之经典的个案，推动思索跨文化诠释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果。

二、《天儒印》解《大学》章句

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为君子等核心之意，但利安当对这些全无兴趣。《天儒印》于《大学章句》仅选了四句话进行阐发。第一句，“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二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第三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第四句，“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5朱熹将“明明德”解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利安当却认为此句“盖言吾人之灵明，不能自有，而为天主所界也。”他接着说，“在亲民”的“亲之一字，甚切于天学爱人如己之旨也”，又指中国传统注释（朱熹之解）释“亲”为“新”不甚恰当，因为“新者，但指有旧染之污而去之，此义包于亲内，则亲是兼新，而新不足以兼亲也。”“在止若要深究朱熹此段批注，则免不了讨论朱熹心中的“天”和“天理”究竟为何。按照明朝士人的一般认识，朱熹心目中的天和天理指自然法则，耶稣会士接受此种解说并因此视朱熹为无神论。不过，耶稣会士又接受《大学》、《中庸》为孔子遗书之说，所以他们常引用此中含“天”意的句子却同时忽略朱熹的身影。利安当以同样的方法对待上述《大学》之核心话语，将“明德”之德、“明”之能力归之于天主，将“亲民”解释为基督教爱人如己之意，将“至善”解释为皈依天主，因惟有天主可称为至善。于是，他在一开始便写明基督教的要旨，并以此要旨作为解说“四书”的钥匙，贯穿全文，而朱熹的批注基本上被他视若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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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部专门分析不同时期中国基督教徒中文神学作品中之诠释视角的作品见Jingyi Ji, Encounter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 Hermeneutical Perspective (Berlin: LIT Verlag, 2007). 4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页【Jaque Gernet, Chine et Christianisme , translated by GENG She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2003, p. 14】。

5 本文所用朱熹集注皆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The Commentary of Si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限于篇幅，以后不一一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