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思辨

第9卷第4期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Vol.9 No.4 2019年8月 Journal of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Aug.2019社会·文化

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思辨

曹　红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现代以来，西方学者大多从阶层或责任的角度来定义知识分子，其中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性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知识分子是否必须具备公共性是其关于公共性之争的第一个层面：班达、约翰逊、索维尔对此持否定态度；波斯纳中立；葛兰西、雅各比、萨义德、德布雷则积极肯定和倡导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知识分子应发挥何种公共性，是其关于公共性之争的第二个层面，葛兰西、雅各比、萨义德、波斯纳、德布雷对此观点各异。研究知识分子公共性，首先要确认知识分子在学理上的含义，再将研究背景放在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中去判断中国的公共空间是否需要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及需要何种公共性，最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姿态应由“专家型”向“顾问型”转变。

关键词：知识分子；公共性；西方学者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19）04-0065-09

“知识分子”（intelligence）这类个体或群体在古代中西方早已有之，但是这个词汇在近现代才开始出现。在西方，“知识分子”这个词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深受西方知识和价值观影响（尤其是法国）的俄国上层贵族强烈反对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统治，并对底层人民抱有深刻的同情；另一个来源是19世纪末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根据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的叙述，法国《文学之光》的编辑乔治·克莱蒙梭于1898年1月23日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由于左拉、雨果等一大批文人激愤于军方谍报案中法国政府对替罪羊德雷福斯的不公判处，发文为德雷福斯辩护，“我控诉”成为当时的文人、作家等批判政府和社会黑暗的正义之声；同时，又有一批保守主义者反对左拉等人签名抗议德雷福斯冤案。而主持这场辩论的克莱蒙梭将这批以真理和正义的最高名义聚集在某个政治理念周围的学者、艺术家、作家等命名为“知识分子”。[1]基于“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两个来源，中国学者许纪霖从词源学的角度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2]可见，从“知识分子”的词源来看，它天然伴随着一种公共性而来。而关于知识分子及其公共性，西方学者自20世纪初就有诸多观点各异的讨论。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曹　红（1991—），女，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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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分子的界定及其公共性

虽然从逻辑学上来讲，并不是所有研究知识分子理论的学者都对“知识分子”作出过严格的关于内涵和外延的概念界定，但是，他们都对“知识分子”这类个体或作为一个群体的阶层作出了一定的区分或划定。抛开公众对知识分子的普遍印象（教师、工程师、医生等脑力劳动者）和政府文件中的指称（受过一定高等教育的人才），在西方学术界，“知识分子究竟为何”并未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一）阶层视角下的“知识分子”

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和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主要从阶层的角度来区分知识分子。曼海姆从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着手分析，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来自食利者阶层的具备一定教育背景的人，他们虽然处于各阶层中间，但并非处于利益的真空之中，而是可以与任何阶层的利益相联、服务于任何阶层的。葛兰西则指出，工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他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中分析出“有机知识分子”将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知识分子类型，它随着各主要社会集团的产生而产生，并为其服务，其主要功能是同化和征服乡村型传统知识分子。古德纳从阶层分化的角度指出，以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掌握文化资本的精英将成为20世纪的新特权阶层，他们控制着20世纪最先进的生产力——价值观和科技，因而将成为有知识、能反思、追求自身利益的新的普遍阶层。

（二）公共性（责任）视角下的“知识分子”

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和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则否定知识分子的世俗性或公共性。作为一名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班达强调知识分子的非世俗性，认为追求超验真理和普遍价值的“教士型”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服务于永恒的理念，决不对此岸世界有所关注和倾目。约翰逊否定导师型知识分子，并将其比喻为自大且好为人师的现代普罗米修斯。他认为，知识分子在讨论公共事务时不仅不具备更多的权威，而且更容易使理性逃亡，导致极权主义出现。索维尔则从职业分类的角度指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处理者”。[3]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开篇中就区分了一般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差异，认为一般知识分子的观点或理念普遍地受制于同行的理解、接受、质疑或发展，而公共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空间则会大概率地产生社会危害。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爱德华·W·萨义德和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则非常看重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并将之确定为知识分子的本质。雅各比将“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4]的人称为知识分子，这将知识分子与雅各比所谓的“常人”（高科技工作者、顾问和教授等）区别开来。无论知识分子写作的内容是什么，他的面向都是有教养的公众，其行为目的是丰富公共文化生活。雅各比哀叹知识分子的消逝，其实是在叹息公共文化空间的缩小和消失。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即知识分子并非为争取自身利益进入公共空间，他应代表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个人、公众或集体。因此，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5]德布雷则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6]他把在街头与人辩论的苏格拉底视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在这里，不论是萨义德积极肯定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还是德布雷倡导的介入性，都可以用公共性来概括。虽然葛兰西主要从阶层分化的角度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但他也非常肯定和倡导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认为工业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应是凌空蹈虚悬而论道的清谈者，而应成为脚踏实地的社会的组织者和建设者。因此，以葛兰西、雅各比、萨义德、德布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公共性之于知识分子而言乃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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