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论
浅析“普世价值”的有关问题
浅析“普世价值”的有关问题“普世价值”思潮在我国的泛起有一个过程。
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一些争论，如何认识普世价值、如何认定普世价值、它的存在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关系，都值得我们深究。
普世价值的源起“普世”原本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广泛使用的一个宗教概念。
其本意是指普天下所有的人，亦即全人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神学家、伦理学家把某种普遍接受或广泛认同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称为“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普遍伦理”或“世界伦理”等，并在国际上掀起一股走向“普世伦理”的热潮。
也大体在这个时期，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把某种普遍认同的现象或观念概括为“普世价值”。
西方学者在解释“普世”概念时，主要指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共识。
“普世伦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德国神学家孔汉思认为，“普世伦理”是一种在“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是“由所有宗教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学家赛亚〃伯林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时代都共同操守的价值，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在行为中表现出来。
但当“普世”概念被引入政治领域后，就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赋予了特殊的涵义。
1996年，美国政治与外交智库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主张用西方的“普世文明”、“普世主义”对付非西方的文明和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他认为，虽然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意味着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取得“全球性胜利”，但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西方文明与反西方的文明、西方意识形态与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
他还无奈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然而“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如何对待这种冲突呢？亨廷顿指出：“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
正确理解“普世价值”
244刘 佳：正确理解“普世价值”时至今日，互联网、热映的“美国大片”、期刊杂志、基金会资助等经常是被西方国家用来对我国进行“普世价值”渗透的手段，如我们熟知的美国经典大片，一个人拯救了一个世界这样的题材早已屡见不鲜，可以看出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背后实际上是将他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向全世界推送，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符号和象征。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一语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的本质。
即“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具体的、历史的，会因人因地因时而不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超阶级的“永恒价值”。
没有任何一种价值可以脱离历史，超越时代具有普遍性，必须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社会层次。
这种“普世价值”实则是西方国家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信奉和遵守的最高价值规范和准则，并试图在全球范围推广和普及，将其他非西方的价值观纳入到西方主流价值观中的一种思潮。
这种普世价值思潮在我国传播的政治意图就是要用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念取代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用西方的政治模式改造我国的政治制度，对于这种思潮我们应该高度予以警惕。
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现行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念。
如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认为“万物有灵”，相信存在于自然界的超自然力量主宰一切，将自然力超自然化，这一时期为可以说是价值意识萌芽阶段。
时间再往后走就到了奴隶社会，这一时期人们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凄惨，奴隶完全依附于奴隶主，白白给奴隶主进行劳作，到最后也没有人身自由。
与奴隶社会有所不同的是，封建社会以“忠孝为本”“三纲五常”等“核心价值观”为延绵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创造了思想保护层。
时至今日，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在全社会激发起强烈共鸣。
理性看待西方“普世价值”
吕娉婷 中共辽阳市委党校摘要：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把中国作为了灌输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对我们的灌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无孔不入，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并且做好应对。
关键词：西方；价值；普世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036-01当前，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为之寻找的真理，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念念有词。
西方价值是否应该是普世的？西方价值到底是不是普世的？一、认识西方“普世价值”的演变西方“普世价值”来源于基督教，后来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推翻地主阶级和封建宗教的压迫，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口号推翻了封建势力的统治。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台和平演变战略，西方“普世价值”拥有了政治目的，成为了和平演变的武器。
进入21世纪，随着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的出现，西方“普世价值”不仅仅是和平演变的思想武器了，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武力入侵他国、干预他国内政的幌子。
二、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一）从理论层面剖析西方“普世价值”1.以“普世标准”掩盖多元标准。
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有多少个国家，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甚至一个国家内部的价值标准都可能不是完全统一的，都会有差别，但是，西方“普世价值”强调全世界的价值标准应该是一致的，这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2.以真理概念偷换价值概念。
既然叫“普世价值”，那它就属于价值的概念和范畴，价值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
强调的是主体对客体的感觉，西方的“普世价值”，虽是价值的概念，但是它按真理的概念去实行，强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从学理上讲，他违背了价值的概念，这就是有意的混淆了真理和价值的概念。
3.以抽象概念代替具体内容。
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从来就是那几个字，民主、自由、人权，他们从来不告诉你，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论普世价值
论“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概念，顾名思义，普世价值指的是能够被全体人类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
普世价值在英文中意指“普通价值”或“普适价值”（普遍适用的价值）等。
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少数学者把某种普通认同的现象或观念概括为“普世价值”。
随后西方陆续有一些神学家，伦理学家，政治思想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一些中国学者都或定义或研讨过“普遍伦理”。
再后来伦理学上的“普世”被引入到哲学，政治学，法学领域并通过媒体波及各个社会领域。
“普世价值”通过互联网最终在中国演化成一种社会思潮。
虽然国人对“普世价值”的解释看法各不相同，但一种观点认为价值的普世性有三个表现：普通适用性，普遍永恒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来表述。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相对的普世价值”。
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反映出对于“普世价值”的概念缺乏严谨性与科学性。
要探讨是否有“普世价值”需先做一些学理上的分析。
价值认识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有阶级性。
第一，价值是具体的，因主体的不同、需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音乐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但音乐这种美的价值，只有那些懂得欣赏的人才能品味出来。
还有人的生命源泉水，也会因人类需求不同而呈现不同的价值。
第二，价值具有历史性，因时间的改变、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人类需求要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变为现实，而人类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所以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价值认识活动，也必然是一个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需要的满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现代人已不满足于洞穴或封建时代农民的茅舍。
在社会领域，价值认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从根本上讲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
人们的价值观念总会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例如在不同的社会里，人们所追求的公平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公平标准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在批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永恒的公平”时，他说：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
普世价值——精选推荐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
普世价值的内涵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2、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3、创新，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念。
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而不能随心所欲的挑挑拣拣，对客观普世价值的拒斥和反对，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
相对主义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价值观念。
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得体现。
在近代东方民族反抗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侵入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普世价值立场。
现在西方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普世价值，从本质上说，是西方打着反对民族主义的旗子想把其价值观强加于别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是民主，法治。
这一条虽然是来自西方，但落实这一条就会成为西方的附庸，显然是不合理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那就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逐步地享有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效率、富裕、博爱、和谐等等基本价值，所以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
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并不是普世价值，因为其所主张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等基本价值实际只是为少数人、少数国家所享有的，而不是为人们普遍享有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普世价值则是同义词，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源起、演变和思考
“普世价值”的源起、演变和思考2014年04月23日13:14 来源：红旗文稿最近以来，看到一些有关“普世价值”的讨论，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特别是讨论中不时流露出来的那些执着和热忱，让人难免不回忆起“普世性”和“普世主义”的最初推动者——基督教会的所作所为，当然也联想到对“理性”顶礼膜拜的启蒙思想家们，以及各种各样的、典型和非典型的“中心—边缘说”和“欧洲中心论”。
普世的观念最初来源于基督教。
基督教原本是犹太人的宗教，耶稣基督曾经被称为“以色列的救主”。
在基督教初期向外传播和扩张的时候，种族的界限是它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
根据《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拯救以色列的迷失的羔羊的，一些居住在Judaea（现以色列南部地区）的非犹太人希望接受洗礼，皈依基督，这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极大争论。
而与此同时，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今利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用希腊语在安提克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耶稣”而非“以色列的救主”，使非犹太人无需先将自己变成犹太人就可以成为基督徒。
可以说，基督教早期得以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播是与其“去犹太化”的努力分不开的，而“普世性”的概念就出现在这样一个历史场景之中。
根据《加拉太书》，“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保罗虽然认为上帝的选民不必然是犹太人，但是，接受并追随基督的教义却是不可少的条件。
在“普世性”背后隐藏着的先决条件是对基督教教义和规则的无条件接受。
从“普世性”的源头可以看出，“普世性”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概念，它服务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扩张。
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生根发芽，“普世性”这个概念又成为教会手中的思想工具，服务于多种目的：它是教会维持在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位、对抗以君主为世俗权威的工具；它是教会讨伐异端、维持教会正统的工具；它也是进行宗教战争、对外武力扩张的工具。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难点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难点陈冬生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各位大家好，下面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难点。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思潮，也有几种思潮一直在争议，就是对改革的方向怎么定，道路怎么选择，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一、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我们记得近年来，有一种叫做普世价值以及中国模式之争，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的前董事长秦晓先生，他曾经就提出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前行长佐利克也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最好都要全部私有化，当时有一位大学的讲师，大学的年轻的老师，跑到他演讲的地方抢他话筒，去跟他争议，后来被保安提留出来了，当然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讲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的关系。
也就是中国的道路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今后的趋向是什么。
因为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一种政治话语，它有特定的含义。
如果是把这个问题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那么就引起一系列的思想混乱，再就是思想上的难点。
所以当时至于国有企业能不能够全部私有化，私有化又会带来一系列的什么问题，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由郎咸平先生，他就掀起了一股，他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大问题，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视。
后来上海的一位大教授萧功秦，他在十八大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超越左与右，主张要新权威主义。
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一种大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怎么去看待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导致了一些思想上的一些难点。
二、结构革命与转型升级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世界性的一种历史事件，我们知道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9%，到后面逐步逐步往下降，2001年到2011年是10.07%，2012年为7.8%，那么到今年，到明年，可能还会有所缓和。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GDP是1470亿美元，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是1.198万亿美元，到了前年为32万亿元，到了去年为50。
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还是“普适”价值？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念。
普世价值可分客观价值主义与相对价值主义两种类别。
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是客观的，且标准一致的共同价值观，人们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而不能随意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对客观普世价值进行拒斥和反对，被视为是腐朽、落后甚至倒退的表现。
相对主义则认为，不存在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价值观念。
被称为“网上百科全书”的“维基百科”中有“普世价值”(universalvalues)的词条，其解释大体有三层意思：其一，“在哲学或人文科学上,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其二，“广义，没有确切内容，一般都是自话自说，没有广泛认同”；其三，“代词，即‘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
那么，普世价值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普世价值的侧重点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和自我实现价值等基本方面的认同和捍卫，而不是对全部社会价值各方面的相互认同。
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并不是一个无差别、无对立的世界，而是要求一个“处理相互的对立的时候有底线的世界，这个底线就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人们的自我意识的联盟”，是相互认同和确保。
比方说“自由”这个普世价值，显然不能是“自由地剥夺别人的自由、生命等等。
也就是说普世价值之间是相互关联、统一的，任一方面都不具备单一的绝对性。
在我国，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定义及内涵各抒己见，现列举如下：万俊人认为，“普世伦理是一种基于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性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并以人类最基本的道德生活为主题的通过共识和相融互通的伦理理念，寻求的只能是最低限度的普遍化方式”。
1李德顺认为，“人类普遍价值有两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事实上存在着人类普遍的或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宗教、行业等界限的共同基本价值，但普世价值是具体的历史的无限性和有限性”。
王绍光：走中国道路，探索中国模式，推介中国经验
王绍光：走中国道路，探索中国模式，推介中国经验讨论中国模式，应注意三重含义。
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模式，是一种客观原形；二是价值论意义上的模式，是一种目标模式，可以称之为典型；三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是一种理论模式，是对现实的概括、总结，这个在学术上经常叫做模型。
在客观意义和本体论意义上，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关心的主要是这个模式是否客观存在？在讨论资本主义时，会具体讨论莱茵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
今天有很多人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其实他们以前都会用“模式”这个词。
中国的发展自然有其特殊性，反对讨论中国模式的人也已经留意到。
许多人宣扬普世价值，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说中国发展具有特殊性，所以要提倡普世价值。
中国模式的特色可以用数字说明。
从1953年到2008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8.4%，即使在第一个30年也有6.5%的增长率。
第一个30年我们没有太多的数据，但第二个30年是有联合国开发署的数据，这个数据说过去30年全球的贫困人口减少了4亿，而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5亿。
换句话说如果扣除中国的贡献，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实际上增加了1亿。
另外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比较一下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大国，1950年中国的指标比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低很多，跟印度几乎是不相上下。
但第一个30年结束时中国已经有巨大改善，到2007年中国已接近俄罗斯、巴西的水平，而且发展非常之快。
可见中国模式是有特色的，所以要走中国模式。
在价值论意义上，讨论中国模式实际是个好坏判断。
现在有些人认为模式必须是完美的，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模式是完美的，拉美模式显然就不是一个正面模式。
有人说中国模式不具有可借鉴性、可复制性，但是可借鉴与可复制还不是一个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世界上恐怕从来都没有，没有一个模式是可以直接照搬的。
世界上仅有的一次照搬模式，恐怕就是美国黑人在非洲利比里亚建一个美国，利比里亚的国旗、大学、纸币都像美国一样，但是结果怎样很明显。
浅谈“普世价值”(续)
浅谈“普世价值”（续）陈永青二、中国将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重要贡献我们看到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如果从1965年美国在法理上真正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同样的“自由、民主、人权”算起，还不到50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快速发展，国际格局的明显变化，再想搞“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主义”已不可能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的神话已经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相信了。
一些西方大国不敢把自己财富的积累过程真实地告诉大家，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有多少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
曾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
现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主义”者，不分时间、地点、民情、发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
曾有一个欧洲学者，在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上指责中国的民主说：“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他说“我认为实现民主化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在场的一位中国外交学者问他：“你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你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
他要求在场的学者，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是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搞普选的？无一人举出例子，这说明民主化的过程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中国也一定是这样的。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直为建立和创造高度文明奋斗着。
但不能接受西方加强的民主模式，中国正是在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按照世情、国情，并以人民愿望出发，走出自己发展的道路。
当今世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不足以应付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在一些长期从事外交活动的学者和专家已在多种国际学术论坛上提出：“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
理论文章：“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
“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经过一段时间的批驳，许多人对“普世价值”的本质有所认识，但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这些模糊认识的背后，涉及到若干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
为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上保持清醒头脑，有必要进一步对“普世价值”进行剖析。
一、“普世价值”论争的本质论争本质在于：不是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中国是否要搞“全盘西化”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必须明确，“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历史上关于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问题争论的简单延续，而是西方意识形态针对特定对象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
“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发端于2008年，聚焦“宪改”，即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宣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
“普世价值”思潮矛头直指我国根本国家制度，企图以此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难看出，“普世价值”以西方民主制度为理论依托，以西方国家制度精神为核心价值观，是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思想武器。
“普世价值”力图渲染的价值是，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构架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核心价值。
因此，走“普世价值”之路，就是走“全盘西化”之路，就是从制度上照搬西方。
“普世价值”一旦还原为政治价值，其“人类共同价值”之表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之实的矛盾马上就暴露无遗。
如果说，停留在道德精神层面抽象地讨论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还有迷惑性的话，那么一旦进入政治实践领域，这种“普世性”就马上化为乌有。
历史证明，政治实践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普世模式”。
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
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
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
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然而，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
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
“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
但是，就个人观点而言，我认为以上说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谈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问题，把“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认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或者说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
这个命题中的一方为“普世价值”，是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
命题中的另一方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具体说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
显然，这二者在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对等，一方为一种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另一方为一个国家发展发展的具体模式或路径，二者指向的内容不同，构成重大的交锋的说法显然不成立。
另外，如果要构成真正的交锋，要么是把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进行比较，构成两种价值体系的交锋；要么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跟另一种现代化的“普世模式”进行比较，形成两种发展模式的交锋。
21世纪人类普世价值观
21世纪人类普世价值观：家—国—天下主义辜正坤原载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总第411期） |21世纪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拼合而成的家国天下主义。
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精神)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及当代科学发展(例如人类是一家的基因研究的发展)之间的高层次结合和相互补充，会进一步完善家国天下主义。
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是符合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自然演进生存模式的。
当然，人类的普适或普世价值不止一种，但家国天下主义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
一切文化都是合理的，但在相当的层面上也有高低优劣之别文化主要包括价值观、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宗教、艺术、政治体制及知识技艺等。
但是文化的核心成分是价值观，尤其是道德价值观。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文化与文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大多数的学者仍然趋向于认为，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
对这些区别的界定相当繁琐，但是其主流观点是：文化更多地指人类的精神性成果，而文明更多地指人类的物质性成果。
所有的文化都是合理的，都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合理的文化不等于都是同等优秀的文化。
文化中的有些层面并无高低优劣之别。
例如就审美趣味而言，喜欢达•芬奇的画和喜欢齐白石的画这两种趣味是很难有高低优劣之分的。
但是相对而言，文化的别的若干层面或其总体是有高下优劣之分的。
例如从价值观层面来看，崇尚利他主义精神优于崇尚利己主义精神，这是不言而喻的。
或者从器物层面来看，电子计算机技术优于古老的算盘技术，也是不言而喻的。
判断一种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那么如何判断一种文化的先进性呢？注意，我这里用的“先进”指的是相对好，“落后”指的是相对落后。
“落后”不等于坏或完全负面的东西。
判断一种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有很多，这里列出十一点，主要偏重于精神性质的层面。
一是看其是否能够教化、熏陶出善良的人民。
一个使民众变得狡诈(智谋)、卑鄙或好斗的文化不是好的文化；一个使民众变得朴直、诚恳、不争、谦让的文化当然是好的文化。
论“普世价值”的真实价值取向
论“普世价值”的真实价值取向近年来，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在我国思想理论界造成了不小影响。
受此影响，有人声称“改革开放成就是学习和实践普世价值的结果”，有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混为一谈，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拒斥普世价值，将失去做人类社会正常成员的资格”。
其实，对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何为“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实质等基本问题，一直充满争议，需要进行深入辨析。
“普世价值”的形成过程“普世”一词源自希腊文，意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
而“价值”则是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是反映主客体需要—满足关系的范畴。
“普世”和“价值”合成一词并发挥影响，经历了由宗教化而学术化，继而政治化的过程。
“普世”概念最先为早期基督教派争夺影响力而使用，后世教派曾发起“普世运动”，主张“教会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普世实体”。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探讨“全球伦理”问题，提出“普遍价值”概念，力图建立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的“底线伦理”。
随后，“普遍价值”转化为“普世价值”并被政治化，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代称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
当前，所谓“普世价值”，指的是超宗教、超国家、超阶级的，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认同的价值观念。
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大力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它们被认为具有广泛而永恒的“普适性”，在世界范围内推行。
政治化的“普世价值”之所以形成，既是资本主义把自己的价值观普遍化的结果，也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不无关联。
这种“西方中心论”或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或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具有普遍性，代表人类发展方向。
20 世纪末，美国学者亨廷顿主张：“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2010 年，有关国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其持久利益有四项，第三项就是“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还详尽阐述了推广“普世价值”的战略措施。
西方“普世价值”的伪善本质
西方“普世价值”的伪善本质近年来，西方国家大力推行的“普世价值”在我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国内主流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虽然“普世价值”在我国已经遭遇了诸多抵制，但其仍未销声匿迹。
2017年，普世价值论通过乔装打扮，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
第一，意识形态企图依然明显，越发暴露出“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普世价值”包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企图。
当前，“普世价值”已经由生活话语、学术话语逐步转变为政治话语。
“普世价值”的拥护者打着淡化意识形态的幌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动摇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报刊影视、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以及扶持“西化精英”等手段，企图以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改造中国。
西方竭力推行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双重标准掩盖下的霸权行径：一方面利用“普世价值”到处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
第二，混淆概念本质，掩藏“普世价值”的迷惑性。
一是将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世界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以及治理赤字三大难题，人类急需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凝聚共识、寻找共同的价值遵从，这给“普世价值”从“全球伦理”角度包装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混淆。
当前，一些人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字面上的部分重合，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企图以“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种故意混淆概念、掩盖价值本质的做法是居心叵测的。
通过模糊判定标准来制造思想上的错乱认知，是“普世价值”因站不住脚而采取的迷惑手法。
第三，文化渗透，体现“普世价值”推行的隐蔽性。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普世价值”时也进行了战略手段的调整。
“普世价值”是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传播和推销文化霸权的主要表现形式。
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
另一半中国梦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许纪霖自近代之后，中华民族面临外来文明的严峻挑战。
历史学家雷海宗七十年前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文明危机，至今没有获得解决。
到了21世纪，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有了可以与西方媲美的综合国力，然而，文明依然没有崛起，在“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的时刻，在文明抉择上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更要命的是不知彼岸究竟在何处，陷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文明迷失之中。
中华文明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这些问题今天再也无法以“不争论”的发展主义策略绕着走，绕过文明的经济发展，只会在原地打转，继续在深水区摸石头，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彼岸，度过文明转型的大河。
一，现代性：一种新的轴心文明晚清之后给中国所带来巨大冲击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文明？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认为：自16世纪之后，在西欧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轴心文明，那就是现代文明。
它从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这两种古老的轴心文明演化而来，首先在西欧出现，然后迅速向全球扩张，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裹挟其间，正如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所说，现代化成为一个无可逃避的宿命。
究竟什么是现代文明？对此已经有众多的研究和阐释。
在这里，我们要将现代文明的两个很重要的层次加以区分：一个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性，另一个是有着明确价值导向的文明。
前者与富强有关，后者乃是一套价值观以及相应的制度设置。
在晚晴的时候，严复和梁启超都发现西方的崛起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说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所谓富强的现代性，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它：现代化、理性化、世俗化、全球化、资本主义等等。
国内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李鹏飞10219034综述国内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一、争论从何而来？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的表现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
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顺其自然的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
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
二、普世价值对中国有益（1）有普世价值首先，普世价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
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
其次，普世价值不一定是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而是被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大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
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侧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第三，我国政府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第1页，2005年10月。
）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强调，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是世界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而以上这些观点，恰好说明，普世价值观不仅是存在的，况且也为温家宝总理所认同。
第四，马克思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宝贵遗产，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同上第1卷第67页)，自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页)，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
五、中国应该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当代社会，随着各国交往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使得多样化的特殊性价值观念之间频繁发生碰撞和融合，在此过程中共同的价值观念得到不断充实、重构和完善。
从实际需要看，由于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比如，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支配力和创造力空前增强，而人类精神领域内却呈现出空前的混乱与迷惘，理想阙如、信仰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高科技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环境问题、核扩散问题、霸权主义问题、人口问题和艾滋病问题等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一国或几国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要以独立的文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把自身文化中包含的共同价值贡献给全人类，以此来为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奉献力量。同时，这也可以改变原先西方总是共同价值的输出国、自己总是共同价值的接受国的状态。由此形成各个国家地区的人们既是共同价值的认同者，又是共同价值的创造者的和谐局面。
理论上不存在全球统一的主体，现实中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又千差万别，怎么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遍价值？
因此，正由于普世价值的主体——人、民族、国家，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那么普世价值的内涵、内容、作用方式等也是具体的、相对的。那种所谓的“适用于所有人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必然性的”普世价值，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价值统一。有人或许会说，人们从古至今一直推崇的“真善美”，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可是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阶层，对它们内涵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内容上的差异性无不反映着特定时代、特定族群的独特性。也就是说，这里的普世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2010年10月01日 14:25《中国改革》【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30条“取代论”是一个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秦晓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启蒙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如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人均GDP等，这些经济、物质指标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标志。
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核心价值观支撑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为制度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
在此以后，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走过了100多年，其中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前者是用科学和民主的力量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纲常秩序的颠覆，后者是对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抛弃。
这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中途都发生了路向的改变，前者为“救亡”所淹没，后者则转向以“民富国强”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
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问题应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或者说，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社会构建的问题。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核心是“普世价值”还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
这一指向是对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
普世价值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符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
普世价值的内涵应当包括三个方面：1、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2、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3、创新，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念。
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而不能随心所欲的挑挑拣拣，对客观普世价值的拒斥和反对，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
相对主义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价值观念。
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得体现。
在近代东方民族反抗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侵入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普世价值立场。
现在西方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普世价值，从本质上说，是西方打着反对民族主义的旗子想把其价值观强加于别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是民主，法治。
这一条虽然是来自西方，但落实这一条就会成为西方的附庸，显然是不合理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那就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逐步地享有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效率、富裕、博爱、和谐等等基本价值，所以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
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并不是普世价值，因为其所主张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等基本价值实际只是为少数人、少数国家所享有的，而不是为人们普遍享有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普世价值则是同义词，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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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 与“中国模式”之争。
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作为演讲嘉宾在2010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对秦晓先生在清华讲话的几点看法 附加两篇 转帖
[寒竹] 对秦晓先生在清华讲话的几点看法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讲。本来，这种讲演本不太重要。但秦晓先生在讲演中郑重其事的宣称，中国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着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这就是“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既然这个问题被说得如此之重大，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秦晓先生的具体说法。
如果说“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民族主义的支撑，那么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在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完成的，或者说，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所谓的“世界主义” 乌托邦的支撑下完成的？只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而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我们不得不承认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建立是西方所有先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两三百年以前是，今天仍然是。联合国仍然被称为“United Nations”。所以，中国今天用来支撑现代化进程的民族主义并非源自中国，而是从西方先发国家学来的。作为西方国家的学生，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已经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两三百年，正在向西方学习。所以，用民族主义支撑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中国的特点，而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共同点。
先谈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问题。秦晓先生非常严肃地把“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称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坦率地说，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或者说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这个命题中的一方为“普世价值”，用秦晓先生的话说来说，是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命题中的另一方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具体说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显然，秦晓先生所讲这二者在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对等，一方为一种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另一方为一个国家发展发展的具体模式或路径，二者指向的内容不同，如何构成重大的交锋?如果要构成真正的交锋，要么是把秦晓先生讲的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进行比较，构成两种价值体系的交锋；或者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跟另一种现代化的“普世模式” 进行比较，形成两种发展模式的交锋。遗憾的是，何为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价值体系？何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普世模式？秦晓先生 却语焉不详。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再来谈谈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这个特点。毫无疑问，政府主导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征。但是，这里仍有几点需要弄清楚。
首先，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许多后发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而非中国的唯一特点。在广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以外的国家是作为一种弱势国家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在由西方资本力量所主导的全球竞争中，后发国家的民间资本很难凭借自身力量发展。由政府整合和主导经济发展是许多后发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以中国的近邻日本和南韩为例，在这两国的现代进程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政府主导现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是中国和其他后发国家的共同特征，而非中国的。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在城市中，党政企三位一体，在农村中，政社合一。政府就是经济活动单位，经济活动单位就是政府准政府。政府以绝对的权力控制了社会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活动。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民营企业早已超过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国企在全国经济中已经退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果我们把这三十年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把这三十年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用曲线画出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根据统计部门的数据，民营企业在全国经济中仍在迅速扩张。截止2009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718.5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9.3%，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70.2%；民营注册资本13.59万亿，比08年底增长了15.8%，用工人数6985万人，比08年底增长了8.2%。上述三个数据都明显高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论”知识分子不应沉默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当 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对经济主导作用超过了日韩诸国，在今天的金砖四国中也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选择，而非一个理想选择。众所周知，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的经济是模仿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而中国的改革正是立足于这么一个历史留下来的全权主义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今天在经济中的强势主导作用是三十年前中国经济结构的现实所决定的。正如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一个国家的政府也不可能抛开历史去创造一个社会。按照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说法，现代文明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所以，孤立地去谈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让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变强了，还是变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