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论

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论”知识分子不应沉默



亲爱的清华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班的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大约一个月前，钱颖一院长邀请我时，我当时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确有一些思考和体验想和同学们交流；另一方面，我缺少和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的年轻一代沟通思想的经验，不知道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否能为你们理解和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鼓起勇气来了。

我算是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在这6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工作的管理者，我的关注点从企业管理、宏观经济逐步扩展到社会问题及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在思想认识上我也走过了信仰—困惑—独立思考—不断寻求真理的路径。
我想先从大学的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的使命谈起。关于大学的功能，在欧美曾经历了精英教育 ─ 专业人才培养 ─ 通识教育这样一个复归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大学功能、大学教育、大学学生使命的再认识。简而言之，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的几百年中，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

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中国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担忧。面对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普世价值” 与“中国模式”之争。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 “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 “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学术界的这场交锋或许还没有引起高校学生特别是80后年青一代应有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社会精英绕不开而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与经济和管理相关的问题。

1、 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己发育到一定阶段后，是应该继续坚持强力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和要素价格，还是应该从“替代市场”转向“干预市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称为“发展主义政府”，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来看它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结合並导致腐败、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资源错配、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社会的不公。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己充分显现。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

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3、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46％，这一进程至少还会持续10年。

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也是解决城乡差别的必然选择。尽管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相关的观念、制度、政策却明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土地的获取是政府的“征购”行为而不是市场的交易，农民由此得到的“补偿”并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在土地征购、转让和建筑、销售环节中，政府的收益主要不是用来向农民转移支付、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建造廉租房。虽然城市更现代化了，但农民和城市居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们在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但是在深层次上都是是否认同“普世价值”的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清华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明年将迎来百年华诞。一百年来，清华和从这里走出的学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非凡贡献。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两个三十年，未来的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构建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我期待，同时我也充分相信，今天在座的新一代清华学子一定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作为演讲嘉宾在2010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对秦晓先生在清华讲话的几点看法 附加两篇 转帖
[寒竹] 对秦晓先生在清华讲话的几点看法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讲。本来，这种讲演本不太重要。但秦晓先生在讲演中郑重其事的宣称，中国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着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这就是“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既然这个问题被说得如此之重大，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秦晓先生的具体说法。

先谈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问题。秦晓先生非常严肃地把“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称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坦率地说，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或者说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这个命题中的一方为“普世价值”，用秦晓先生的话说来说，是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命题中的另一方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具体说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显然，秦晓先生所讲这二者在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对等，一方为一种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另一方为一个国家发展发展的具体模式或路径，二者指向的内容不同，如何构成重大的交锋?如果要构成真正的交锋，要么是把秦晓先生讲的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进行比较，构成两种价值体系的交锋；或者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跟另一种现代化的“普世模式” 进行比较，形成两种发展模式的交锋。遗憾的是，何为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价值体系？何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普世模式？秦晓先生 却语焉不详。

考虑到上述命题只是秦晓先生的一篇讲话中的内容，而非正式的论文。所以，抛开上面提到的逻辑问题不谈，仅仅对秦晓先生讲到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一些分析。

秦晓先生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并且认为这是“中国模式” 需要去掉的特点。下面对秦晓先生讲的中国模式的这两个特点进行一些分析。

如果说“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民族主义的支撑，那么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在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完成的，或者说，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所谓的“世界主义” 乌托邦的支撑下完成的？只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而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我们不得不承认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建立是西方所有先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

的基本形式，两三百年以前是，今天仍然是。联合国仍然被称为“United Nations”。所以，中国今天用来支撑现代化进程的民族主义并非源自中国，而是从西方先发国家学来的。作为西方国家的学生，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已经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两三百年，正在向西方学习。所以，用民族主义支撑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中国的特点，而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共同点。

再来谈谈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这个特点。毫无疑问，政府主导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征。但是，这里仍有几点需要弄清楚。

首先，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许多后发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而非中国的唯一特点。在广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以外的国家是作为一种弱势国家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在由西方资本力量所主导的全球竞争中，后发国家的民间资本很难凭借自身力量发展。由政府整合和主导经济发展是许多后发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以中国的近邻日本和南韩为例，在这两国的现代进程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政府主导现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是中国和其他后发国家的共同特征，而非中国的唯一特征。

当 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对经济主导作用超过了日韩诸国，在今天的金砖四国中也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选择，而非一个理想选择。众所周知，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的经济是模仿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而中国的改革正是立足于这么一个历史留下来的全权主义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今天在经济中的强势主导作用是三十年前中国经济结构的现实所决定的。正如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一个国家的政府也不可能抛开历史去创造一个社会。按照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说法，现代文明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所以，孤立地去谈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让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在城市中，党政企三位一体，在农村中，政社合一。政府就是经济活动单位，经济活动单位就是政府准政府。政府以绝对的权力控制了社会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活动。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民营企业早已超过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国企在全国经济中已经退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果我们把这三十年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把这三十年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用曲线画出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活

动的主导作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根据统计部门的数据，民营企业在全国经济中仍在迅速扩张。截止2009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718.5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9.3%，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70.2%；民营注册资本13.59万亿，比08年底增长了15.8%，用工人数6985万人，比08年底增长了8.2%。上述三个数据都明显高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

最后再来看看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进行抽象，自然能够抽象出一些最一般的价值观念，比如自由、公平、和平、仁爱、扶助弱者等等。必须指出，这种抽象出来的普遍价值观念为全人类所共有，而不是一些强势国家或强势民族把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念普遍化为世界准则。秦晓先生把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解为欧洲启蒙运动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这种说法不要说中国人，恐怕很多西方人都不能认同。

欧洲启蒙运动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现象，其中包含着许许多多有价值的进步思想，但也蕴含着导致一些蒙汗药和毒药的成分。从思想内容上分析，欧洲启蒙运动可分为欧洲大陆启蒙运动和英国或苏格兰启蒙运动，而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发生影响的主要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但正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这场自以为是在照亮蒙昧社会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给现代专制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几乎二十世纪所有的专制主义理论都跟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这种启蒙运动思维方式的危害在于，把人的理性看成是至上的、社会是需要知识精英来启蒙的、宗教等同于迷信、未来社会是可以设计和创造出来的等等，最终，这种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催生了了后来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实验。埃德蒙·伯克曾对法国启蒙主义者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伯克认为，法国革命之所以陷入专制暴政是因为法国的政治文人，也就是法国的启蒙学者给暴政提供了舆论准备。伯克曾谈到，法国的这些政治文人喜欢标榜，崇尚革新，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如法兰西学院和百科全书派。他们固执狂热。正是在这些法国启蒙学者错误的抽象理论指导下，法国革命最终陷入暴政。基于这个原因，伯克坚决反对用一些抽象的理性概念来启蒙社会。事实上，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一些学者批判和清算法国启蒙学派的思想遗产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历史地看，欧洲的启蒙运动，包括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在当时都是伟大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也确实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但是简单地把欧洲启蒙运动看成是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是草率

的。其实，欧洲的启蒙运动跟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运动一样，都对世界文明有过巨大贡献，但同时也不乏误入歧途的偏执思想。如果简单地把某些国家历史上具体思想运动的成果当作人类普世价值，最终难以避免乌托邦和专制暴政的陷阱。从历史经验看，凡是试图用抽象的普世观念来创造新型国家的社会运动，很难不陷入乌托邦的专制陷阱，很难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概而言之，读秦晓先生对清华学子的讲话，感到很多说法都被哈耶克中肯地批评过。今天再用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去激励学子，确有误导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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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秦晓博士在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转载自/s/blog_4695fd9e0100ld99.html
背景：2010年7月26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博士应邀出席清华经管学院2010年毕业典礼，并作了题为《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演讲。

看到秦晓博士的演进，不由的让人陷入深深的思索。秦先生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当代知识分子，一位有着精英意识的高级企业管理者，上面的讲话反映出了当代精英们的思考，以及对今日中国的整体评价，对青年们的深深寄托。在我的感觉与印象里，几乎十之八九的中国知识精英都在作着与秦先生一样的思考，而秦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几乎以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影响着中国当代大学生和一般知识阶层。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感觉与评价，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注意，他们对现实的感觉常常是敏锐的——因为他们其中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社会的管理运作之中，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在对现实的考量上，大致唯西方之马首是瞻。从历史文化与信仰的终极视野来看，他们还是肤浅的。他们只会谈“普世价值”，而不会谈信仰。离开了信仰，还会有所谓“普世价值”吗？

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儒学、佛教与基督信仰等以人类的价值是终极的，不可撼动的。而三百年前的“启蒙”思想，而产生出来的“启蒙价值”，人权自由平等之类，是一种相对价值。所谓“相对价值”就是：善人用恶法，其法亦善。恶人用善法，其法亦恶。三百年前有了“启蒙”——照这样说，三百年前一直上溯到亚当被逐出伊甸的生民之来的人类历史都混沌未开吗？显然不是。“启蒙价值”，虽然人云亦云曰“普世”，它是随着科学、理性、人本思想相伴相生的，按照先生曾经教育我们的，它没有形上性。纯粹理性是

信仰的大敌，是人类狂妄的智力游戏。“祛魅”之后，才是人类信仰流失根本原因。所以有儒者提出 “复魅”之说。然传统信仰与宗教一直有“魅”的，不待复而有。夫子“吾五十而知天命”、“获罪于天无所祷”，这里的“天”就是“魅”。

想到这里，真的感觉到，儒学的回归中国，真是路漫漫其修远，而要冲破重重障碍与藩篱。

秦先生后面讲的“建立服务型政府”、“国有资产社会化”、“人的发展的城镇化”的观点，虽然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好的反动与有益对治，但毕竟是一种“边见”。这种“边见”可应用于一时，不能指导长久的将来。政府职能、国有资产的分配、城镇化问题，等等问题，需要一种在传统信仰与历史经验指导下的系统的、理性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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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晓先生演讲的几点质疑
转载自/s/blog_5ee31fee0100k8zo.html
在网上拜读了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先生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将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中”的演讲（凤凰网2010-7-27），有几点质疑，写在这里，仅供有兴趣者一笑了之。

我的感觉，整个演讲充满了盲目迷信西方文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否定的思想。

秦先生说中国没有通识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在废除科举制度后一味地跟西方的屁股跑，搞什么学科分工，越分越细，丢掉了自己特色。忘记了“歧路亡羊”的古训。中国传统教育先育人，从培养健全人格入手，在学习识字过程中打好人格的健全的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佛教是外来的宗教，道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虽说儒释道三者并存，但主流意识是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育人。西方是靠宗教育人，学校不抓道德教育。“因材施教”本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最为精彩的灵魂，可是我们丢弃了，大搞应试教育。当然，秦先生在这里讲所谓的大学通识教育是为了宣传“普世价值” 做铺垫。

秦先生接着开始了他的“普世价值”的宣传。他所讲的所谓“普世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核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从演讲中可以看出，秦先生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偏爱。为什么中国没有启蒙运动，如上所述，中国没有宗教产生，更没有象基督教那样的残酷的宗教压迫与思想的束缚，对伽利略的宗教审判就是佐证。中国儒家主张以“仁”治理天下，提倡人本思想。这是东西方在古代文化的差别。所以，中国的专制主义与的法国的专制主义有所不同。启蒙运动领导者不就是吸收了孔子的儒家思想

而提出来的“自由、博爱和平等”的思想的吗？“个人价值”有其合理性，但是也有其弊端，凡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吗？克雷洛夫寓言“天鹅、龙虾和梭鱼”就是对“个人权利”弊端的最好的注脚。个人自由与集体的关系处理不好，非但是个人问题，还会影响家庭和社会。中国的先哲早就看到了这一点，社会的伦理关系依赖于家庭关系，而个人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的至上势必破坏家庭关系以致社会伦理关系。美国的单亲家庭之多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至上的恶果。谁都知道一个简单的常识，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是社会人。一个人行为不单关系到行为者本人而且还关系到与其相关的人。正如孩子的健康关系到父母，同样父母的健康关系到孩子。天要下雨，娘要改嫁。是强者对弱者实施的行为。一个男人只管自己的喜恶，抛弃自己的妻子以及孩子，就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一个对自己的亲人、家庭都不负责的人他会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负责吗？秦晓1975年毕业于矿业学院机械专业，虽说后来读了哈佛的经济管理的博士学位。但是缺少人文科学，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为缺少。从他的讲话中就反映出来。也是一个言必称希腊的人。

中国传统价值里面到底没有“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在秦先生看来是没有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分析了有关的争论，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是概念的差异和理解不同引起的。仅以“自由”说明之。中国对自由的理解是绝对的自由——无拘无束的自由。而西方的自由是指不对他人的自由不构成危的自由，这与我国儒家的“子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谓同工异曲。

秦先生主张服务型政府，政府不要干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赞同者，而且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秦先生难道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尼克松的小政府大社会主张的恶果么？最近，在奥巴马签字，颁布了对金融业最强有力的监督法案吗？通过唐骏造假事件我才知道，美国是全世界野鸡大学最多的国度，这恐怕是政府不干涉的结果吧？美国政府倒是保护了本国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每年5亿美元的收入，既解决了就业又有GDP ，何乐而不为？却贻害全球。美国从来是不考虑别国的利益的。中国为何改革30年经济发展如此快，完全得利于政府干预。现在的台湾倒是实现了秦先生所主张的民主政治，政府是服务性，经济不但不发展反而倒退。请问秦先生对此作何解释。（关于“民主”我写了一篇博文“民主没有是非”，是对民主的弊端做了初步的剖析。欢迎批评指正。）执政党通过一

个决议何其难也。台湾创造亚洲四小龙的奇迹恰恰不是现在的民主政治时期。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至今都搞不懂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不愧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只懂经济。我看秦晓先生也是如此，只懂经济。秦先生非常崇拜《国富论》。其实《国富论》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理论总结，其理论基础的前提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公平的。可事实完全相反，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多是盲目的、投机的和贪婪的。这是人性的弱点所决定的。别说亚当·斯密，就是耶稣也改变不了，不然他创立基督教作甚？

秦先生拾人牙慧，大谈城乡差别的消灭。我从小就无数次听过消灭城乡差别这种说法。50多年前读小学时，每到放假我就带上假期作业到农村去过。虽说乡村在许多方面不如农村，但是有其特殊的魅力是城市所没有的，至今也是如此。这不，城市周边的有条件的农村办起了农村旅游，就是证明。我这时才思考关于消灭城乡差别这句话的意义何在，发现这是一些所谓的极端人士提出的动人口号，根本做不到。一言以蔽之，只要农业生产存在，只要城市存在，乡村就存在，城乡本质差别就存在。物种的多样性和事物的多样性造就了这个纷飞多彩的世界。有人却要消灭城乡差别，这不是反自然的事情吗？当然可以减少两者的差别。但是，农村田园般的生活是城市的生活永远所代替不了的。

总而言之，秦先生的演讲毫无新意，只是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而已。秦晓先生人文科学知识的如此匮乏，却去高校演讲，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岂不误人子弟？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使然。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中美辩论面面观



二十世纪末，国际形势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美国霸权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视为明日黄花。更有“历史终结论”者断言：美国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美国模式优于其他一切模式，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将万流归一。由此，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大力推行“华盛顿共识”、兜售“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候，仍然不忘向中国青年进行推销所谓“普世权利”。（点击这里查看更多相关评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发布的《中美关系简报》为双周刊，简报主编为孙哲教授，副主编为赵可金教授。）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经济上受到重创并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尽管其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依旧，但唯其马首是瞻、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大为下降。欧盟不再惟命是从，俄罗斯渐行渐远，其他发展中大国和资源

大国都在寻找各自发展、振兴、自强的道路，中国在“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酣瞬间,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高扬在美国城头普世价值的大旗被请下神坛，世人有机会重新打量美国、打量世界、打量自己。应该如何看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的辩论？特别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问题，本期以此为视角考察各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美国所谓“普世价值”观的来龙去脉

“普世”（ecumenism）一词源自希腊文oikoumene，意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基本思想是强调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而健全社会的道德、法律、制度都建立在个人的自主权之上。这些观念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出现，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确立，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标志着其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些价值观念对于打破欧洲的封建制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普世价值强调个人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强调通过自由竞争发挥个人能力，反对政府对个人和社会的自发性进行干预。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是美国意识形态重要的内容之一。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式的等级结构。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通过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在世界范围获得超额的垄断剩余价值。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全球自由贸易以及思想的自由传播，成为国家霸权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也风起云涌。社会主义运动，第三世界国家追求民族独立运动既要摆脱国际资本的剥削与压迫，追求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为发展民族工业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集中有限的资源，在不同程度的统筹计划下发展经济，这形成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强调集体的价值观念，这是美国与固有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通过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样的“普世价值”，先获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置一些发展中国家于“集权”之名下，削弱这些国家政权的凝聚力和主导经济能力，进而在其政权中扶植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最终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

尼克松在《1999 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明确阐

述了“普世价值”的作用，“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并不规定人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

美国历届政要，从杜鲁门、杜勒斯到尼克松，从里根、克林顿到大小布什，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重要战略武器念念不忘，把守护、传播这些价值作为美国使命。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中写道：“我们有两种强花色牌，即在经济力量和思想力量方面……我们应当充分运用作为西方文明基本特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由此，美国政府一贯重视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战、利用现代传媒进行长期的覆盖式宣传，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注意以文化交流为掩饰的秘密的文化渗透、文化商品输出。总之，在世界范围内倡导“普世价值”的美国版本，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弦外之音”

美国对“普世价值”的推崇与其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源于宗教的天命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极强的种族、制度、文化优越感、自由主义等政治信念和传统所构成的美国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是有利益、权力、安全、自由贸易和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多方面的现实诉求：

第一，确立“自由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权，确保道义优势。美国最初针对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为消除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突出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国将苏联塑造为极权国家，将两者之间的分歧描绘为“自由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打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又将“自由民主与专制”这样的话语模式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话语模式中，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把自己视为自由民主的象征。凡是与美国不同社会制度或体制的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被不同程度的冠之以“极权”、“专制”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任务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制度，从黑暗走向光明。这样的话语模式为美国的全球霸权行为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辩护。美国高举“普世价值”的大旗，“替天行道”，成功跨越了民族国家主权这一障碍，“把那些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法律体制所用的措词专用于世界政治领域”。美国追求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政治行为，被转释成美国维护国际正义，打击国际不法分子的

行为，而美国就是负责最终裁决的法官。

第二，以“自由民主”制度削弱目标国家的控制能力，使其社会离心化。按照普世价值来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本质上就是要移植美国的社会制度。美国的富强源于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在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位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边缘国家必须通过国家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复制美国的制度来实现美国式的富裕繁荣。但是，美国输出“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为了使这些国家走上康庄大道，而是为了削弱这些国家的主导能力，加强美国垄断资本控制这些国家的能力。苏联的解体正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经济利益的诉求，“普世价值”的拓展有利于美国在海外占领市场，在海外建立同美国国内相同或相近的自由企业制度，包括不受国家干预的私人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等，美国的资本可以通过自由投资，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在利用当地廉价资源、劳动力的同时，占领技术资本市场。通过普世价值的输出，在其他国家建立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等政治治理结构，获取更大的资本投资和销售市场。

金融危机更是美国模式的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令美国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质疑，被认为是“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进入新世纪以来，“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东欧和南欧等世界各地遭遇重创，先后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前的美英自由主义模式日益暴露出弊端和缺陷。伊拉克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损伤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信誉和形象，令美国的软实力大大削弱，降低了美国模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美国学界有人从对市场经济的过度迷信，过分依赖市场自律的角度进行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曾讲到：“华尔街的陨落，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没落，这告诉世人，这种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证明所谓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主张是错误的”。中国学界有人提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继“从简单化、粗暴化的否认西方到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应该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摆脱对西方模式和美国模式的迷信，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亦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应促使中国对多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进行深思。还有的学者对美国以由其主导、制定的各种所谓国际规则为平台和依托，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掠夺发展中

国家财富的“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揭露。也有学者从金融监管、金融创新专业角度揭示了“美国模式”的缺陷。

今年以来，美国国内提出建设新的资本主义，奥巴马总统提出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创造就业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金融市场和进口消费品市场的去杠杆化、医疗改革、移民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等措施，努力对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修补。不管奥巴马新政对美国发展模式修补的结果如何，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美式资本主义的狂热崇拜已经不复存在，全球思潮交流交锋向着趋于平等竞争和平等对话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模式弊端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关注中国模式，不同发展模式和社会理念的较量日益激烈，在客观上为中美之间开展战略对话提供了平等协商的舆论环境。

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自全球陷入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以抵御危机和迅速复苏的强劲能力，成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强柱石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高效发动机，中国模式一时间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

在美国模式受到质疑的同时，中国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和理念受到舆论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肯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讨论源自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拉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了“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强调“中国模式”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道路，主张“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谋求维护有利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雷默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模式不仅成了国际社会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青睐的对象。

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战略选择---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所以产生反应是因为：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表明“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和失败。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而所谓“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失败，使人们更加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

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二十年平均增长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一反常态撰文指出：西方国家应该全面、多角度看待“中国模式”，避免武断、非黑即白的判断，防止对中国进行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华盛顿邮报》此前在文中提出：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增长模式。谁也没有这方面的垄断权。在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趋势在增强。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确有可取之处，它独立自主，按自己国情办事，调控和适应能力强，速度快、效率高，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看法各异，赞成者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已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本成功，中国经验已经上升为值得别国参考与借鉴的“中国模式”；反对者主张，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还是很初步的，还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同时，“中国模式”首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翻版，是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阴谋，目前以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案例”命名为妥。

“中国模式”的定义与特点尚无定论，概括而言主要有：一、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二、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发展中国家并必然是全球化的输家，发达国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赢家”三、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排斥强政府。五、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的发展战略，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性突破。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也为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坚持独立发展、强调民族特色、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

■ 中心点评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国内早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展开了，只不

过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而是使用“中国特色”、“中国特点”之类的提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问题，但至于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当时还没有多少概念。后来，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等理念的提出，中国模式注入了大量新的内容，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强调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强调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和谐发展的统一，中国模式正在从发展活力的释放中变得更自觉、更自信和更具竞争力。

金融危机表明，“普世价值”也有抽象和具体之分。美国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不应该成为美国单方面的“行业标准”。人类一切文明、文化，每个生命体、族群甚至物种，其生存环境迥异，进而演化出多样性的生物，与多样性的文化、文明乃至价值，没有优劣之别。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观，唯有“美国价值”，更不可能以“普世”之名之推演一种所谓“优势文明”。适用与美国的普世价值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但是， 我们也不能以金融危机为由否认人类历史的“常识”：人类发展证明，任何社会形态的发展，都必须在“常识”的基础上发展。普世价值中对人的尊重，尽管由于各国发展的差别存在难以统一的不同理解，但把以往历史上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确立为国家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不能忽视的“常识”。

中国模式需慎提更需提升：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对此尚需保持清醒头脑，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务之急是避免自我满足，盲目乐观，防止“被捧杀”，迷失改革的方向。对中国模式而言，尚需要在如下诸方面吸取教训：一、经济发展必需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二、必需把效率与公平放到同等重要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三、全球化

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一个民主化进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是发展的目标。四、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全球化对于传统国家主权的严重挑战成为现实，但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仍然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重要保障。五、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良好合作是社会善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