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世纪西欧商品经济下的政教关系

2021年中世纪西欧商品经济下的政教关系

一、中世纪西欧5—13世纪的政教之争

本文虽然主要论述的是中世纪西欧商品经济下的政教斗争，但对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前世俗政权与基督教会之间的争斗有必要做一番简要的论述，因为中世纪西欧的政教斗争并非只是在商品经济出现以后才表现出来的，它贯穿了整个西欧的中世纪。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逐步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到处行使的不仅限于宗教的统治，而且行使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的权力”①，是一个超国家，“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②，它的权力越来越凌驾于世俗最高统治者———皇帝之上。另一方面，后者对于教皇这种越权管理行为的不满与日俱增，两者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最终走向政治斗争。5－8世纪是政教之争的酝酿期。盖拉西最早提出政教二元论，随后在756年丕平献土事件使教皇国得以建立，教皇开始染指世俗权力;9－13世纪是双方的对垒期。随着教会经济力量的发展，其想要摆脱世俗政权控制的欲望日益强烈，于是有了克吕尼运动—改革教会提升教会力量。随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继位，正式拉开了教会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序幕。最先开始的是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一段落。在十二世纪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登上王位后，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就企图通过控制他而实现对德意志的完全统治，这与弗里德里希企图建立一个欧洲帝国的想法发生了冲突，并由政治斗争演变为军事斗争。最后，弗里德里希代表的霍亨斯陶芬王

朝的统治被终结，德意志皇权也彻底崩溃。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结果，皇帝腓特烈一世在1176年的莱尼亚诺战役中惨败，教皇权威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时期达到了极盛。虽然教会此时拥有凌驾于世俗统治这之上的权威，但它终归无法也不可能代替国家的统治地位，因为它对于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对于商品经济来说，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现象就注定了它不可能长久，“谁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谁必将被历史证明它的虚弱性和腐朽性”③。

二、中世纪末期西欧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中世纪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欧出现了不同于自然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经济，另一个是货币，尤其是到了十三世纪，发展尤为显著。西欧的封建经济在十三世纪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性经济的形成，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④。城市经济的极大发展之所以能对西欧社会施以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它打破了封建经济的传统结构。城市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的经济活动相比，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它是一种不依赖于土地的商业活动。围绕着城市，形成了一种被德国经济史学家称之为“城市经济”的经济形态，即:城乡之间分工明确，城市从事工商业，农村从事农业，其产品运到城市参与市场活动，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这种经济结构导致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租佃制取代领地制。城市经济的发展

也引起了政治状况的变动。在十一至十三世纪，西欧城市普遍展开了反封建主的斗争。如在法国，许多城市通过斗争获得了自治权，建立了自治机构，称为“公社”，“城市在政治上的相对独立的地位，是它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反映”⑤。进入十三世纪，随着城市经济地位的提高，其政治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市议会等行政机构便应运而生了。此外，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市民阶层发生了分化，其中最富裕的阶层成了贵族阶层，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他们必然会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权利。货币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恩格斯对此曾指出，西欧市民阶级使用的是“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⑥，而货币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货币的使用，加快了封建土地制度由领地制向佃农制的转变。正是“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⑦，使得过去领地制上领主与依附农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两者之间契约关系的成分逐渐增加，而人身依附关系的成分逐渐减少，到最后，以封建领地所有制为基础所建立的封建等级制都统统退出历史舞台。十三世纪，教会权势登峰造极。但与此同时，西欧封建社会内部新的因素———城市经济和货币不断发展壮大。面临新的状况和变化，教会不仅没能适应，而且显得格格不入，这就为教会权力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三、中世纪末期商品经济发展下的政教之争

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便是天主教会成为封建制度的中心，成为超国家的机构，西欧社会的全面基督教教化。但正如在本文第一

部分末尾所提到的那样，教会的这种超国家性根本不可能永久存在。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教会在与世俗政权的斗争最终还是以前者失败告终。在中世纪的西欧，虽然商品经济出现并在十三世纪有了显著的发展，但封建生产方式对城市和货币经济仍有着束缚和限制。尽管如此，这些新因素自身承载的反封建特质使得它们与封建制度走向了反面，并最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城市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封建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对于当时已臻极盛的天主教会权势也造成了极大的撼动，十三世纪以后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之争在这样一种新的状况下也就呈现出了一番新的图景。在9—13世纪，世俗政权在与教会的斗争处于劣势，教会甚至取得了对君权的优势，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是缘于封建领地制下封建诸侯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国家君主被削弱和孤立，这就给了教会以可乘之机，再加上教会的封建化以及其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强化了自身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者君主就甘心于被教会压制，因为教会的这种超国家性加剧了国家的分裂割据状态，严重损害了其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反对国家分裂，实现权力的集中，成为君主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和货币，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由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这就意味着教会的特权，尤其是在经济上的特权，应该被取消，国家应该实现统一。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君主想要实现集权，想要实现国家统一，却苦于自身力量弱小，教会力量的强大;市民阶层想要通过实现国家统一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却苦于教会掌握着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