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史》(第一卷)读书报告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读书报告阅读完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人果然要多读书，读好书。

这本书不愧是大家之作，不仅内容相当丰富、涉猎颇广，囊括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还涉及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法学、史学和哲学；而且有作者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暂且抛开这些见解是对是错，都足以让我对熊彼特肃然起敬——学识渊博，不人云亦云，洞察力卓越、看问题比较公正客观，求真务实。

该书大大丰富了我的课外知识，除了对我较为熟悉的经济学教材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之外，还了解了另外一些或多或少对经济分析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对于这样一部宏伟著作，快速阅读不是不可以，但效果欠佳。

由于我平时看的经济类书籍比较少，对于本书中很多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理论观点都不甚了解，想要快速阅读无疑是走马观花，因此我读的比较慢，遇到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就去查阅相关资料，尽管如此，想要对经济分析史有更加深刻和透彻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有时间的话还应该阅读一下与该书内容有关的书籍，比如熊彼特在小字部分中提到的一些著作。

熊彼特研究经济学非常注重经济史，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认为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以及个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认为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

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

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

对于本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并加以必要的评论。

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时代的产物，事物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由外部影响引起的。

熊彼特认为亚里士多德只是帮助了事物的发展并提供了工具，并没有决定经院学者的意识和行为。

罗马法的存在也是因为正好适应了要求建立法律制度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假如没有罗马法，法学家最终也会制定出类似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把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混淆了财富与货币，注意到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职能，承认货币在价值贮藏上的用处，没有提出“分配”理论，虽然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价格理论，谴责垄断价格，认为价值的相等就满足了公正的要求。

他把很多经济学问题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并未进行科学推理和分析。

熊彼特认为这并不奇怪和值得责备，因为在科学分析的开始，大部分现象都原封不动的停留在常识的范围之内。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些观点已经激起了后代科学的好奇心。

经院派学者们首先提出了人们为什么要支付利息的问题，首先收集有关利息的事实以及描绘出利息理论的轮廓，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利息理论，不应该被推崇为现代货币利息理论的先驱。

圣·托马斯有关公平价格的论述是亚里士多德派的论述，他的价值量只不过是正常竞争价格，他对价格和价值的区分只是个别交易中支付的价格与估计价格之间的区分。

他谴责利息违反交换公平，其理由令人不解，并且丝毫未触及为什么要支付利息这个唯一与经济分析有关的问题。

熊彼特认为邓斯·司各脱发现了竞争均衡的条件，即十九世纪所谓的“成本定律”。

后期经院学者将亚里士多德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发展成了一种效用理论，虽然未能提出完整的供求理论，但已具备建立这种理论所需要的全部因素。

他们认为无论是获利还是亏损，都应是市场机制不受阻碍运行的结果，而不应是公共机构或垄断企业操纵价格的结果。

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了经济活动本身，特别是分析了商业活动和投机活动，他们的分析工作具有现实性，并非仅仅进行思辨，而是尽最大可能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

在货币方面，他们不仅是理论上的金属主义者，还是实践上的金属主义者，但他们对于货币成色的降低对物价的影响只做了很肤浅的研究。

熊彼特认为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关物质财货的生产理论，也没有任何完整的分配理论，地租和工资也还没成为需要他们加以分析的问题，但他们提出了营业利润产生于风险与努力的理论，首创了利息理论，提出产生利息的根本原因是营业利润的普遍存在这一命题，该命题是对利息分析作出的主要贡献。

但他们没有再向前推进，特别是营业利润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尽管如此，后继者甚至反对者从他们的分析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了。

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利息问题没有取得任何分析上的进展和新见解。

熊彼特认为就经济分析史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院学者与经院学者的反对派就利息问题展开的那场大论战。

用现代术语表达自然法概念即如果不干扰社会状况方面的事实，让它们自由发展，它们就会决定事情发生的某种先后次序。

这种思想可以归之于经院学者的公正概念。

宗教分裂和整治情况的改变把自然法哲学家和经院学者区分开来，而自然法哲学家的方法和分析结果实质上与后期经院学者没有什么不同。

自然法哲学家试图建立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在这种理论中既不是已很重要也不是一独立的部分。

他们普遍认为人类心灵和身体的天赋才能是大致相等的，相互之间的差别极为有限，以致可以假定它们完全相等，这对于经济社会学、对于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对于经济理论的许多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功利主义”一词是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者是十七世纪自然法哲学家的历史继承者，功利主义体系源于自然法哲学家的体系。

功利主义是以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是一种采用统一分析方法的综合性社会科学体系。

但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和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对于解释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比没有价值更糟糕，实际上只对所谓的“福利经济学”有根本性的意义。

从15世纪起，各级各类的行政官员开始发表关于如何管理政府和经济的意见。

他们都是实干家。

熊彼特认为卡拉法是最伟大的顾问行政官，他第一个全面论述了近代新兴国家遇到的经济问题。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许多作家都步他的后尘。

十六世纪的经院学者都热心于收集资料，当时和整个经济学史上的情况一样，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实况调查上。

经济学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吸收和消化新的材料已成为专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专家已赢得了自主权，该时期的经济知识对基本原理的表述较为正确，对实际问题的看法较为宽泛，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家发表了众多经济文献，其中一些著作对经济分析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但事实上《国富论》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

尽管如此，它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是斯密辛勤劳作了二十五的产物。

斯密天生适宜做协调整理工作，能驾驭来自很多方面的浩繁资料，他的论述通俗易懂，最呆笨的读者也听得懂。

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他鼓吹的是现成的东西，所做的分析也是为这些东西服务的。

斯密成了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但如果抽掉他以前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不知道斯密的思想是否还能存在。

“政治算数”这个名词首先由配第提出，在斯密宣称他对政治算数没有多大信心时，就全部断送在他的手里了，结果二百五十年来大多经济学家对此可说是一无所知。

不过配第给人口统计因而间接地给一般统计工作带来的推动力并没有丧失。

配第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实际问题的推动下写成的，但是并没有什么非常突出非常有创造性以及与众不同的见解，它们代表当时最优秀的英国经济学家中流行的或即将流行的观点。

不过他有些自己独有的东西，他在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和国民收入的研究上比同时代的人要走得远一些。

坎梯隆是配第的学生，他对计量经济学的热忱是从配第那里得到启示的，他对于有别于正常价格的市场价格问题给予很大注意，他把市场价格看成独立的现象，而把供求关系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市场价格上，这样就出现了正常价格由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肤浅的公式。

坎梯隆关于企业家的职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充分加以阐述，他提供给我们一幅经济生活的鸟瞰图，他才是第一个编出“经济表”的人。

他对银行、银行信用与货币铸造的分析成就差不多历经一个世纪都没有人能够超过。

魁奈是重农学派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魁奈的理性虽然对于进步事业怀着毫无保留的信念，但却没有反对宗教和政治性的锋芒，在魁奈的经济政策纲领和他的分析体系中，农业再一次占居中心地位，这和当时的风尚很合拍。

他的建议一是实行自由放任，包括自由贸易在内；二是对提低净收入征收单一税。

就魁奈关于经济过程的观点与他的政策意见而论，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

以最小的牺牲以求得最大的满足，毫无疑问他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后来完全竞争的最大化学说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人口理论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比马尔萨斯先走了一步；他的工资理论以最低生存水平的命题为核心：他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利息理论，而且完全没有能说明这种现象；对于物物交换与定价，他把他的理论坚决地建立在消费者欲望的基础上。

他认为经济过程平稳运行的一个明显的条件是：每个人迅速把他的净收入用在消费品上。

魁奈对资本理论的贡献在于：由于他了解到除非事先供给农业企业家以所有各类的东西，否则他们就不能开始他们的事业，因而他把资本看做是上述生产过程开始以前所积累。

杜尔阁是个伟大的公职人员，他在改进财政管理和皇室财政状况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高。

即使如此，它也从来没有结出它本来很容易结的果实。

如果有一个反应灵敏的经济学专业能对杜尔阁论著的内容加以正确的理解和吸收，那么分析性的经济学只消二十年就可以走完发展历史了，而不是一个世纪。

由此可见熊彼特对杜尔阁的成就的高度赞扬和惋惜之情。

本书第五章讲的是人口、报酬、工资和就业问题，主要包括人口主义和反人口主义对于人口原理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包括不同经济学家对地租、工资、失业和“贫民状况”的的研究和见解，其中不乏一些很有见地的论述。

当看到杜尔阁实际上使用了边际分析而发现了真正的报酬递减法则时，我不由得再次感叹他的了不起。

本书第六章阐述了货币分析以及它与总量分析的关系，不同经济学家对有关支出和储蓄以及价格问题的各种看法；介绍了理论上和实用上的金属论和名目论和十七十八世纪的理论金属论以及反金属论的传统。

该时期的经济学家列出了货币的四项职能，这四项职能后来在十九世纪的教科书中享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此外，作者还谈论了关于铸币税和降低货币成色的问题。

在价值悖论问题上，熊彼特仅仅谈到加利亚尼，认为是他把这种分析发展到了十八世纪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