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一)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一)

我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的萌动时期。正是这种萌动，导致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1]工业化包括新式产业的兴建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与组织管理的变化。为简便计，我以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代表新式产业资本，并把各时期产业资本集成和产值的估计列为本文附表。2]-从附表可见，在甲午战争前中国的产业资本原大于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这是洋务派创业之功。而甲午至辛亥间测是民间资本即通·称民族资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的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迄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本文目的不是研究产业资本发展的过程，而是探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或它在当时条件下可行的道路。故有关增长情况可参阅附表，不再置论。工业与小农经济我国新式产业是在汪洋大海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这两种传统经济中诞生的，它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如何，决定它发展的道路。我国不是一个海上国家，工业发展必须以国内农业为基础。据五十年代的经验，一年丰收，次年工业即有发展；一年歉收，次年工业发展即受阻。这也适用于近代中国，不过那时因受殖民地型外在因素干扰，反应不甚灵敏而已。那时的国际和国内条件都不允许我国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我国的工业化应当是建立在工农业协调的基础上。我曾考察，鸦片战争后迄抗日战争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有所增进的。3]就农作物产量说（不包括潜在生产力），确实增长极慢，年率也许不过0.5－－1.5％，擎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但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产值的比重，由19世纪末的约10％增为1920年的17％和1936年的23％；加以棉种、蚕种的改良和烤烟的种植，基本上能满足当时工业发展对农产原料的需要。实际上，也能满足当时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粮食进口的增加乃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大口岸经济的结果。这种大口岸经济又使农产品价格脱离生产成本，给农业造成损害。4]-尽管如此，近百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仍能对工业建设作出贡献，与工业的发展保持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这是因为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亩产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这是我国传统农业中可贵的积极因素，至今我们还在利用这个积极因素，即家庭承包制。传统农业有巨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50％可知，而且中外皆然。几乎每个国家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依靠从农业中汲取原始积累。英国的暴力圈占土地只是历史上的特例；最通常的办法是通过不利于农产品的交换价格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5]从甲午战争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着。大约除1905－1912年、1921－1925年短期间外，都是不利于农产品的。1913－－1920年，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快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13年间差价扩大约

1/3；这时期也正是工商界所称“黄金时代”。1926－1931年，同样的差价在6年间就扩大了1/3，工商繁荣。接着进人经济危机，危机中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快于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差价进一步扩大。6]-危机最甚的1934年与危机前的高峰年比，农业所得下降了31％，工业所得仅下降5.9％；若用1931年不变价格计，农业所得下降20.8％，工业所得反增长11.9％。7]®农业对工业的资助显然可见。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十分迟缓，但毕竟有所加速。我们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农产品的商品化有赖于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我国新式产业的开发中，交通运输业快于制造工业。有人认为铁路、轮船等“先工业资本而发展”，以至“过度开发”，并导致民族资本“偏向商业”，乃是半殖民地经济的表现。8]此论非是。1920年我国铁路货运量中，农产品占41％，矿产品占39％，工业品连同进口洋货不足10％。9]-又商业资本大于工业资本二三倍，人常谓“畸形”发展。但据我们测算，1936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

介的交易额中，农产品占45％，手工业品占26％，工矿产品占16％，进口商品占9％；不得谓之‘“畸形”。在当时，惟孙中山明确指出交通运输业乃先行产业，并提出保商、通货流之要义，实属卓见。10]®

工业与手工业我国原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并以技艺精湛闻名于世，除自给外尚有出口。鸦片战争后，洋货人侵，约有8个传统手工行业受到摧残，但除手纺纱外都非重要行业。据我们考察，迄1920年，绝大部分手工行业都是发展的，手工业总产值也是增长的；并且，机制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有这种情况。1920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82.8％，机制工业占17.2％。这以后，情况略变。机制工业加速取代手工业，但手工业产值仍有增长，到1936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69.4％，机制工业占30.6％。作为封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原甚微弱。鸦片战争后，则发展甚快。我们估计，1920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25％，比当时全部机制工业（包括外商厂）的产值还稍大些。这以后，工场手工业仍有发展，但因电力比较普及，部分工场手工业向机制工业过渡。到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30.6％，与机制工业的产值比则只有后者的69.2％了。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艺术品除外）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据我们考察，至少在1920年以前，两者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同时两者又有互补性。当时最大的两项民族机制工业是棉纺和面粉。棉纺业是先以纺粗支纱供应手工织布为主，到1920年它已占有52％的纱市场；然后转向织机布，到1936年亦占有57％的布市场。至此，它已杜绝了洋纱进口，洋布的进口也不多了。机制棉纺业的发展比较顺利，实得力于农村手织户以及定县、高阳、潍县、宝低、郁林、平遥等新的手织区的兴起，给它提供补充作用。这是一种垂直式互补。机制面粉业兴起于20世纪初。1931年至1936年；它的产量由0.47亿包增至1.23亿包；但同期土磨坊的产量也由1.66亿包增至1.72亿包，土洋并行发展。又机制面粉厂最初是采用一种土洋结合的机器磨坊形式，然后改用全机器化的滚筒制粉法。在上述期间，机器磨坊的产量也由90万包增至1,476万包。三者并进，形成一种水平式互补。这样，1913年进口洋粉260万担，1936年就仅进口51万担了。11]此外，如火柴、针织、电器、日用化工等工业，一自国外引进后大都是先用手工上马，或利用家庭散工制，使事易举，俟扩展市场后．再实行机械化的大生产。传统手工业中，不少是从改革工具人手，增进生产力的。如丝织业，原用投梭机Ｅ世纪初引进日本手拉机，接着并用足踏铁轮机，再进一步改用电力铁轮机。到1936年，全国丝织机中，已有20.3％是电力织机，按生产力计，占到38.3％；即1/3以上已过渡为现代化绸厂了。12]棉织业的工具改革与丝织业同，但因早有机制纱厂在，织布厂用电力织机者不多，手拉机和足踏铁轮机则长期使用。余如缚丝业，由手摇丝车而足踏丝车，而汽喉（煮茧用）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轧花业由手摇轧车而足踏皮棍轧车，再到动力齿轮轧车。榨油业由木槽楔人油榨而人力螺丝油榨，再到蒸汽吸人式油榨。这种工具改革大多出现在工场手工业，而个体户仍少改进。以工场手工业而论，在一定改革后即容易过渡为机制工业。又手工矿业，到1920年大体都已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在煤矿，是先添置动力吸水机，积累资金，再添置井口卷扬机，采掘仍用手工。在金属矿，是先添置动力铁林捣石机，积累资金，再添置新式粉碎机以至新式冶炉，采掘仍用手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近代中国，不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要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个幻想。但不是说，就应当否定当时人们的任何工业化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新式产业，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且，新中国的建设，也仍然要利用前人遗留的物质基础──尽管十分薄弱──和经验。我国地区辽阔，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这就决定了机器不能轻易地取代手工。传统是个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能一举取而代之。即使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障碍后，也还是这样，这可以从解放后行之有效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战略中得到启发。高度发展的传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