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

《蔡文姬》

看了《蔡文姬》,体验到了艺术欣赏所带来的快乐。五十年代末,在停止作剧十多年后,郭老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剧《蔡文姬》。这是一出交响乐般的诗剧。郭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发挥艺术想象力,这首华丽的交响乐章, 以文姬归汉撰修《续汉书》为主旋律,奏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最强音自从看完学校自己演的蔡文姬后,这出剧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久久不能忘怀。

这出戏展现的是东汉末年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代表人物从对抗、冲突到理解、融合的波浪壮阔的画卷。可以说，无论思想内涵和艺术创造都很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白雪塑造的蔡文姬，独具一格，别具风采，使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实实在在又血肉丰满，令广大观众感到可亲、可近、可敬、可爱而又可信。众所周知，蔡文姬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她博学多才，妙于音律，精工书法，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诗人。汉兴平年间，天下大乱，蔡文姬没入匈奴为左贤王王妃，在胡１２年之久并生有一子一女。建安八年，曹操遣使赎蔡文姬归汉。可以说，蔡文姬的身世，本身就是一部令人深思而又发人深省的传奇故事，可史书的记载却是少而又少。这样一来，虽然给编剧带来一定的困难，可供凭借的史料不多，却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很大的想像和虚构的余地。

这出戏演绎的视角很独特，它避开了人们习惯关注的文姬归汉的故事，把观众的视线引向文姬归汉后的一段情感历程。隐约之中又有一条暗线，即曹操敬重文姬的文才，有意使文姬完成其先父未了的《后汉记》。《蔡文姬》最直观的成就即其人物象的成功塑造。首先，本剧中彻底颠覆了历史和文学史上曹操负面的奸臣面貌，赋予他崭新的明君形象。其次，剧作对蔡文姬的形象刻画达到了后出转精的新境界。表演者将历代戏曲作品中各自着重刻画的蔡文姬的旷世才情、婚姻悲剧、慈母情怀以及流落之苦、离别之痛、思念之悲熔于一炉，陶钧熔铸，创造了一个感人至深又精彩八面的蔡文姬形象。

话剧作为视觉艺术，更加注重营造环境的氛围。节令时辰、人物活动和戏剧冲突，都要在典型环境中展现和发展。环境的典型性，它所涵盖的时空畛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戏剧主题的深化，也关系到艺术形象的典型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戏剧在成功塑造曹操和蔡文姬的同时，还“演”活了一批人。左贤王对蔡文姬和胡儿胡女怀有真挚深沉的爱恋，他面对即将“四分五裂”的家庭，几近“发狂”地表示如果孩子跟随文姬归汉，“我要把我全家杀尽！”周近和董祀两位使者的事风格截然相反，一个盛气凌人，一个诚信平和。赵四娘与文姬同甘共苦二十年，并替她抚养儿女十年如一日，以自我牺牲而成人之美。曹丕机智地为重陷困境的蔡文姬创造了辩怨的有利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样一批剧中次要人物形象也被“演”活了，水涨船高，曹操和蔡文姬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艺术光辉便更加突出。《蔡文姬》它要表现的，是多层次、多种类型的矛盾冲突，如蔡文姬归汉别子的矛盾，汉使与左贤王的冲突，左贤王与鲜卑人的冲突，文姬与曹操的冲突……诸如此类的矛盾冲突互相交织，错综复杂，但经过作者的妙笔处理，它们又井然有序，前后呼应，融归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整合之中。为曹操派往南匈奴的使者，周近盛气凌人、急功近利，“要不把蔡文姬送回汉朝，曹丞相的大兵一到，立地把你匈奴扫荡”威胁左贤王以求尽快完成使命。他的做法不仅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反而险些破坏大局。与此相反，董祀采用的是与周近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以与左贤王结拜为兄弟的举动和开诚布公、和平友好的感染力顺利消除了左贤王的忧虑，最终促成文姬回汉。尊重赢得信任，平等换来和平。董祀与左贤王的结拜正好昭示了《蔡文姬》一剧对民族关系的崭新态度：汉族与各民族都是兄弟，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就能赢得“天下”这个大家庭的和平与安定。

离乡十二年，人世几多变化。遥望那一片故土，心下茫茫。连襟之义，骨肉之情潸然不顾。文姬不再是受骗受辱离开，而是负有重任归汉的。第一幕左贤王的一席话就说得很

明白：“文姬，你安心回去吧。你回去，遵照曹丞相的意愿，继承岳父伯喈先生的遗业，撰修《续汉书》，比你在匈奴更有意义。”第三幕文姬归汉途中在父亲坟前也说；“曹丞相苦心孤诣地赎取我回来，应该是天大的喜事。”这都说明文姬归来是喜剧而不再是悲剧。文姬夜半固然弹唱道：“我与儿呵各一方，日东月西方呵徒想望，不得相随呵空断肠。”但这只是抒发了母子之情，而不具有怨艾的成分。这就引发了对《蔡文姬》主题思想的争论。郭沫若把主题归结为“替曹操翻案”，但未能获得多数学者和艺术家的认同。当年该剧导演焦菊隐认为，替曹操翻案，“这只能是作者的创作动机之一，不能是这个戏的主题”；“无论如何通过一出戏要给曹操作出全面的历史评价，这是不可能的”。[5]评论家阿甲认为，既然曹操一生做了许多好事，何不找一些典型事件来写曹操，使曹操的翻案有充足的理由。这个剧本似乎是“翻‘脸’有余，翻案不足”。。1959年初，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反封建专制和争取妇女解放，已经不是时代的主潮。郭沫若对蔡文姬和左贤王的关系，也重新作出历史评价。郭沫若认为，“因为爱护文姬，对于左贤王就不能把他处理得太坏。蔡文姬和他生活了十二年，是有感情的，如果他太坏，文姬却和他同居了十二年，那就连文姬也糟蹋了”。[2] 郭沫若重新发掘这一历史题材的积极意义。他自认，“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3]实际上，剧本以文姬归汉为主线，着力渲染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而广罗人才、力修文治的伟大功绩，具有影射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那种人才齐聚，政治局势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主义建设日臻繁荣的气象。剧本“以古颂今”的寓意，带有明显的时代的烙印。所以，“重睹芳华”，歌舞升平，成了这部历史剧的主调。戏剧情节围绕蔡文姬归汉的内心冲突而展开，读者和观众所关注的也是蔡文姬的感情和命运的变化。因此作者在创作中给自己提出的替曹操翻案的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完成。”

《蔡文姬》迄今仍活跃在话剧舞台上，但它不是以强烈刺激去赢得戏剧效果，而是一波抒情的、富有诗意的韵律和情调，给观众以美感享受。正如诗人徐迟所说：“《蔡文姬》是用散文写的，但语言也是很讲究的。在戏剧发展到高潮的时刻，就充满了战斗的诗情，它使人感到《蔡文姬》是一个诗人写的剧本。现在我们还只有很少用诗体写出的具有诗剧形式的话剧。以往的剧作更多地关注“文姬归汉”所关涉的人伦悲剧和亲情悖论，《蔡文姬》则以此为出发点，将“文姬归汉”引发的个人悲情纳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即对个人命运和家国利益之间关系的新思考。归汉悲情的关键是母子亲情，但拆散母子、割舍亲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很显然，不是回归故园，“看看万里长城，看看黄河，看看长江，看看东岳泰山，也不是到父亲的坟前祭扫，而是“为国修史”！这是一个文人生命中最伟大的事业！曹操将这一文化使命寄希望于蔡文姬。蔡文姬没有理由回绝，但母子深情又哪儿是轻易就能割舍得下的？就这样，抛夫别雏与归国修史之间形成了冲突，而这一冲突的实质却是个人幸福与国家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才是蔡文姬整整考虑了三天三夜，仍然难以抉择的症结所在。《蔡文姬》预先浓墨重彩地渲染文姬归汉前的伤感和矛盾心理，以强化在这场亲情悲剧中蔡文姬的母亲形象，尔后逐步转移主题，由萦怀于“个人事”的儿女情长，转向“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为了国家的文化使命，最终抛却了个人的家庭幸福。“文姬归汉”的主题在这样的巧妙转换中完成了质的升华。

郭沫若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散文、小说和戏剧，都具有浓郁的主观抒情的成分。《蔡文姬》虽是历史剧，我们却可以把它当做抒情诗或散文诗来阅读和欣赏。这大概就是《蔡文姬》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