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课堂考试

1，简述公共管理产生的基础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1公共管理学是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政府管理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无法解决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2虽然产生于活跃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已经传入我国。

3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与教育体制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随着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已经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

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简述新公共管理产生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府改革，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重塑政府运动”、“企业型政府”、“政府新模式”、“市场化政府”、“代理政府”、“国家市场化”、“国家中空化”等，只是对这场改革的不同称谓。

人们普遍认为，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典范的、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正在出现。

赫克谢尔指出，政府改革打破了单向的等级指挥关系，建立了互动交流和导向管理，并开始向“后官僚组织”变迁[1]。

而巴扎雷说，摒弃官僚制的时代已经到来，公共管理由重视“效率”转而重视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由自上而下的控制转向争取成员的认同和争取对组织使命和工作绩效的认同[2]。

“重塑政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总结美国改革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经验，宣扬政府管理的新范式[3]把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所体现出来的政府管理新模式称作新公共管理典范[4]。

“新公共管理”实践催生出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理论新范式。

这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

编辑本段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自上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福利国家”制度。

它们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指导国家的经济活动，试图依靠政府的作用来弥补市场的不足。

然而过了多年，“福利国家”制度并未取得如愿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满意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滞胀、政府扩大支出产生高税收、政府公共服务无效率，造成社会普遍不满，最终导致意识形态变革。

人们开始从政治上批判“福利国家”的政策基础，主张以自由市场、个人责任、个人主义来重塑国家和社会。

在意识形态上崛起的“新右派”思想，主要来源于自由经济思想、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

它强调自由市场的价值，批评政府干预的弊端，主张用市场过程取代政治或政府过程来配置社会资源并且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它认为国家和政府作为非市场力量，会扭曲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高税收将资源从“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转移到“消费财富”的公共部门，妨碍经济增长和削减社会福利。

只有让市场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决定福利的供给和需求，才能促进社会和经济的繁荣。

于是，市场化成为政府改革的必然选择。

公共企业的私营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公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竞争，广泛进入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策略。

市场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为政府减负，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放权。

在现代国家，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舵手”。

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教育平等、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依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仍然支配着巨大的社会资源。

社会要求政府“花费更少、做得更好”，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财政资源。

对此，政府必须积极从内部管理上挖潜，寻找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

私营企业优良的管理绩效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自然地成为政府进行管理创新的改革选择。

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鼓吹市场化和效法私营企业管理，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典范的诞生而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

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英国是先行者。

1980年，撒切尔政府推行以缩小政府规模和进行“财政管理创新”为中心的改革，其后的梅杰政府（“公民宪章运动”）、布莱尔政府（“第三条道路”）继续推进政府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化作用；新西兰则在1988年开始以“政府部门法案”为蓝本的改革；加拿大在1989年成立“管理发展中心”，并于次年发表题为“加拿大公共服务2000”的政府改革指导性纲领；美国于 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用来指导政府改革，后于1998年更名为“重塑政府国家伙伴委员会”这些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新公共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理论基础与以往的行政理论有很大的别。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

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

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

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

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2，简述对城管执法这一问题的理性的认识城管是维护城市秩序的重要力量，但其群体形象却很糟糕，绝大多数城管新闻都绕不开“暴力执法”这个关键词。

究其因，城管们似乎从未把自己当作城市管理的“服务员”，而是一直甘愿做追求秩序美学的“管家”——为了市容市貌的整洁，他们孜孜不倦地与街边流动摊贩上演“猫鼠大战”。

惯于集体出动的城管执法者，往往表现得比较强势和蛮横。

因此，即便有些冲突的责任不在城管，公众依然会习惯性地同情作为“弱势群体”的小贩。

城管群体频频遭遇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原因就在于片面地将整洁、光鲜当作了城市管理的最高追求。

良好的街头秩序、整洁的市容市貌，当然值得追求和维护。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

每一个街边小摊都关联着一个家庭的生计，都关系到一群市民的消费需求，城管将这些小摊掀翻或者没收，当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但未必是最佳处理方式。

如果因为觉得小摊小贩影响了市容市貌，就粗暴地将他们打伤打残打死，更是价值次序错乱的表现。

转变城市管理理念，才能实现规范城市秩序与保障小贩权益的“兼容”。

在香港，被称为“走鬼”的无牌小贩，也曾让香港政府十分头疼，但香港并没有一禁了事，而是通过颁发牌照的方式将小贩纳入了法制轨道。

香港每年都要按街区交通情况及市民需要进行测算，确定固定摊位和流动摊位数目，小贩必须持牌经营，并接受食物环境卫生署下的小贩事务队的卫生监管。

城市化最重要的尺度是人，在追求城市秩序和市容市貌的同时，时刻都应将人的权利置于首位。

要破解城管执法的尴尬，出路在于将小摊贩纳入规范管理的轨道，让他们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能有更多生存空间。

做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满足城市人差异化的消费需求，还能为城市生活增添几分“人情味”面对复杂的执法环境，城管的压力非常之大，工作的执行也异常之难。

城管执法的对象多为城市低收入群体，进城的农民工和下岗职工。

在城里“摆地摊”在他们看来是顺理成章，“地摊经济”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的是所有的经济来源，是生计问题。

但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摊经济”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麻烦，堵塞交通，影响市容等等。

不让摊贩们乱摆摊是城管们的工作职责所在，执法者的工作性质使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本身就是对立的。

在执法过程中，执法对象普遍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暴力抗拒。

在与执法对象的冲突中，执法者也经常会受伤，也会发生执法者死亡的事件。

但是，公众在网络上了解的、关注的往往是“摊贩被城管暴打”，却从未关注过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遇到“耍混”甚至是“暴力抗拒”的摊贩而受伤。

事实上，笔者看到的城管执法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如此暴力，他们往往都是进行耐心劝说的。

但是，在城管执法时，往往会有“好事者”拍下某一瞬间的照片，断章取义，不顾事实真相乱扣标题放到网络上，而不明真相的公众在“同情弱者”的人之常情下选择了相信，对城管群起而攻之。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事件发生后有口莫辩，很多城管在外出执法时都被要求用摄像机录下执法全过程。

网络的飞速发展，到底是促进了执政的公开透明，还是为“好事者”提供了惹是生非的平台？3，简述政府与社会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才能良性互动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社会利益多元化形成，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其地位作用日益凸显，政府与社会组织新型关系逐渐重构。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

具体而言，社会组织是指由公民自发组成，为实现组织成员的共同理想，并按照其内部章程开展活动，以便实现组织的宗旨和目标的非赢利性社会团体。

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的民间组织正在发展壮大，这是我国改革深化的结果。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一要努力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二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有利于形成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越精简，政府职能越精练，政府需要购买的公共服务就越多，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机会也就越多，社会组织的用武之地也就越广阔。

只有政府和社会组织有机合作、良性互动，才能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改变目前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现代社会横向联系和网络化的社会关系。

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社会民生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承担所有社会管理职能。

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承担起对社会的管理服务职责，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中的主动性和潜能，与其携手合作，共同提高人民幸福指数，是创新社会管理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