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谈叶芝诗歌中的爱尔兰情思

焦扬

内容摘要：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巴特勒·叶芝是爱尔兰诗人、剧作家，也是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渴望创立纯粹的爱尔兰文学，让世界认识到爱尔兰的历史，并勾画出爱尔兰民族文化的轮廓。本文从诗歌《丽达与天鹅》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通过挖掘叶芝诗歌中的爱尔兰情思来探寻诗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及其历史意义。

关键词：叶芝《丽达与天鹅》民族文化身份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n Butler Yeats，1865-1939），英语诗坛上的文学巨匠，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叶芝也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爱尔兰题材和元素，他的爱尔兰主题多为表现在对爱尔兰历史和现状的思索。在宣扬爱尔兰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扎根于本土文化，却跳出狭隘民族主义的语境，使其文学创作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叶芝深信，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就必须首先寻根溯源、追寻过去，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T·S·艾略特曾高度评价叶芝说：“他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语诗人，而且我还可以说是任何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可见在20世纪的英语诗坛上，其魅力和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本文从叶芝写作的时代背景入手，通过对叶芝诗歌中的爱尔兰情思的挖掘来探寻诗人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及其历史意义。

爱尔兰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爱尔兰人民是古代凯尔特人的后裔，大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可是在12世纪末期，她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在七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爱尔兰惨遭奴役和剥削。1171年英格兰国王享利二世率军入侵爱尔兰，次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封享利二世为“爱尔兰领主”。1534年享利八世正式宣布英国国教（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分离，自此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与信奉新教的英国人之间冲突不断。英国统治者对信奉天主教的广大爱尔兰人民进行宗教迫害。政治上，英国对爱尔兰人实行歧视，剥夺了他们的许多权力。同时，以新教为国教的在英国的暴政下，爱尔兰田园荒芜，水利失修。1801年英国强行将爱尔兰纳入英国版图。1845—1850年爆发了爱尔兰大饥荒，人口锐减了约二百万，加上几个世纪的被剥削和被压迫以及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爱尔兰爱国人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19世纪中叶，爱尔兰人的民族独立斗争从未间断，几度形成高潮。

19世纪晚期，英爱矛盾纷繁不断，越演愈烈。叶芝出生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的一个新教徒家庭中，他的祖先是英格兰移民，父亲是肖像画家，母亲是爱尔兰西部斯莱戈郡一位富裕商人的女儿。叶芝曾随父亲迁往伦敦，在那里接受正规的英语教育，却因为他是爱尔兰人而经常受到不公的待遇，加之父亲的潜移默化促成了叶芝从小的爱尔兰文化意识。在后来的创作中，他坚信爱尔兰的文化艺术能够增强爱尔兰人民的民族凝聚力。他研究爱尔兰的历史、民歌和语言并鼓励其他作家挖掘和弘扬爱尔兰民族题材，积极地参与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使叶芝意识到要自治或者独立，必须确立爱尔兰独特的文化身份。

写于1923年、定稿发表于1928年的《丽达与天鹅》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主神宙斯化形为天鹅，同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妻丽达结合，丽达产蛋，生下了绝世美女海伦和另一女儿克吕泰涅斯特拉。这两个美女都为人间带来灾难。为争夺海伦，特洛伊人与希腊人爆发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而克吕泰涅斯特拉则因与人通奸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全诗分四节，共十五行。字面上看第一节描写了天鹅的强大与丽达的无助，第二节描写了丽达的惊恐与柔弱，第三节暗示了两者结合的后果即特洛伊城的覆灭，第四节写了丽达从事件中可能获得的智慧和力量。叶芝赋予了神话故事以新的蕴涵，以达到表现其民族观的目的。

诗歌前八句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粗野的“天鹅”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扑向了美丽的“少女”，他是那样的迅猛、肆虐，使少女丝毫无法进行反抗。诗人采用了一系列色彩浓

烈、节奏急促、力对比鲜明的描绘：一边是少女娇美的“大腿”、纤秀的“颈项”、丰腴的“胸脯”、“被惊呆”而无力推拒的手指；一边是拍动的“巨翅”、摩挲的“黑蹼”、紧衔的“鹅喙”……通过一个“衔”字把这组力量的对比度表现的淋漓尽致，画面感很强，使人如临其境。化成天鹅的宙斯，神话中的天神，是一种权力的代表，是父权及帝国权力的象征。如果说英国是蛮横有力的“天鹅”，那么无疑柔弱的少女“丽达”就是受英国殖民的爱尔兰。该诗在反映性爱与暴力的过程中，也英国对爱尔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长达几个世纪地掠夺表现的淋漓尽致。而诗歌中的“丽达”并未被征服，她“蹒跚着、挣扎着”，正如从未放弃过斗争的爱尔兰人民。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涵义在后面的诗行中继续显现：那“断垣残壁、城楼上的浓烟烈焰”象征着因为海伦而引起的那场残酷的特洛伊之战，它给城邦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难以愈合的创伤。“阿伽门农之死”正是指丽达的受孕，已然种下未来焚城与杀夫的祸根。而这两大悲剧的发生都是由于“天鹅”播下的恶果。无疑的，爱尔兰饱受英国的摧残、奴役，英国的入侵带给爱尔兰人民无限的痛苦，难以愈合的创伤。而从“丽达”方面来看，她虽然被迫同宙斯结合，但她能否就此感到神的智慧，就此臣服，“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作者对此是充满疑问的。叶芝在此暗示：虽然在英国的高压统治下，爱尔兰一步步走向灭亡，走向英国化，但爱尔兰人民从来没用放弃过自己的民族身份、文化意识。英国虽然奴役了爱尔兰人民的血肉之躯，但是侵蚀不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精神。

叶芝利用诗歌的方式号召爱尔兰人民不忘本土文化，不忘民族身份。其实他做的就是使爱尔兰人民的心理去殖民化，构建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萨伊德描述了去殖民化的几个重要步骤：文化抵抗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宣称，重新命名，重新改变某一地方的习惯；追求其真实性和一个更适合的民族起源而不是由殖民者来提供；追求一个新的由男英雄，女英雄，神话和宗教构成的万神殿。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伊德指出：对叶芝来说，他所了解的，存在于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的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合点导致政治和世俗之间产生了危机，这种危机的压力使叶芝决定从更高的层面上即非政治层面上来进行解决。

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建筑学上的一个隐喻。“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通过叶芝等文化精英的人为建构，构筑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为爱尔兰可以自立于欧洲民族之林寻找一个基础。”作为爱尔兰文化身份的建构者，萨伊德认为叶芝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

有论者认为，“从语言上讲，叶芝的努力和成就在客观上则起到了延长英国对爱尔兰的文化殖民的作用。”而叶芝终其一生其实都在竭力使殖民者们了解爱尔兰文学并同时控诉了殖民者对爱尔兰的文化侵略。叶芝说过，“当你写作的时候，你就像是在对那个横穿马路的人大叫，并且总是害怕他听不见你，尽量去使他们听清楚。”另一方面，叶芝对英语作了爱尔兰式的挪用、转换、变形、嫁接、改造和重塑，使用的是承载了爱尔兰丰富文化资源的新英语。作者深信，把深爱爱尔兰文学的情思用英语表达出来，让那些居于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民把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播撒在世界各地是构建民族文化身份最有效的方法。

作为20世纪著名的作家，叶芝在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理由是“用鼓舞人心的诗篇，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文学才华的肯定，更为重要是对他作品中爱尔兰情思的肯定。但正如另一位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说的，叶芝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几乎没有提及内战或独立战争。“没有人比他更好地理解一个政治秩序的构造或破坏与文化生活的建立与损害之间的联系。……他来到瑞典告诉全世界，诗人和戏剧家们的地方工作对于他的故土和时代的改革，就如同游击队伏击一样重要……”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要取得民族的独立，只有首先认清爱尔兰在英国化过程中那条伪装的分界线，并重新确立爱尔兰真实的民族文化身份——爱尔兰性。爱尔兰性是诗人倾其一生在诗歌中构建的民族文化身份。叶芝正是通过把这种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