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看法

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看法
孔飞力教授在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研究了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并运用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在国内外一直是一个争议，有学者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也有学者将186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作为其开端，还有的学者将1911年辛亥革命作为其开端。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论断，也有很多的论据论证，而孔飞力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深入的，细致的，更是严密地从多方面去论证他的观点——以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比1840年更适合。

（一）民兵制度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雷海宗在他的专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提出，中国曾有一段时间是处于无兵文化的，而这样的处境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我们抵御外部敌人的能力是脆弱的。

这夸大了传统中国民与兵的分离。

传统中国的民和兵不是绝对分离的。

在西魏和北周时期出现了一种国家民兵制度——府兵制，其中广泛分散的后勤部队和受中央控制的作战部队的分离，影响了从明到清时期军事制度的发展。

在唐代，它使军事力量和平民经济的一体化成为可能；这一制度旨在剥夺地方指挥官的主动权和独立性。

明清时期出现了世袭驻军制度，平民和军事家庭之间有正式区别，体现了士兵和平民间的彻底分离，但世袭驻军制度也体现了民兵的某些特征，特别是把不变的军事责任加于某种村社，并把这种村社作为与主要作战指挥部分离的后方勤务单位对待时更是如此。

在国家民兵之外，还存在不是国家活动产物的民兵制度和军事化类型，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不明确的或公开对抗的。

1796年发生在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的白莲教“叛乱”就是一种公开与国家对抗的军事化类型，而当时，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民兵为主力去镇压。

这个镇压“叛乱”的民兵就是为国家吸收控制，与国家合作的民兵组织。

根据孔教授的论断，为国家所吸收的称之为“正统”，而与国家对抗的称之为“异端”。

在清帝国来说，是不允许地方民兵出现的，更不可能任其壮大，地方民兵的团练是不合法，不被允许的。

那么为什么这次清政府却要动员民兵呢？这是因为白莲教特有的特征，难以对付。

这些“叛乱者”与人民之间有广泛联系，又有充足兵员，具高度流动性。

不仅渗透到地方政府，而且某种程度上成为超越阶级的运动。

相比之下，清政府没落，地方军强大，清朝军队装备沉重，训练不足，行动迟缓，制度腐败，缺乏地方支持，费很大劲才取得微小胜利。

所以正规军无力镇压，官方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团练。

早期团练对国家政治的威胁并不大。

至少在嘉庆时期，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还是一种在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方法。

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作用。

清朝衰落，民不聊生，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为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当它危及现存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正统文化意识时，清朝的统治政权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行政能力都无以应付社会大动荡的局面，危难之际，传统士大夫阶层纷纷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源，组建武装，与清军合力镇压太平军。

太平天国的问题在于势力无法渗透到农村，孤立在城市的围墙里，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

而农村的名流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不断吸收人员和财富，他们是地方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就处于这些名流的上层阶级。

1853年曾国藩奉令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团练，曾国藩主张“团”、“练”分开，齐头并进。

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干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制度的军队——湘军。

在组建湘军时，曾国藩针对绿营、八旗的流弊，采取了改革措施，湘军全军上下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具有强烈的私属性，战斗力极强。

它逐渐发展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依赖力量。

当太平军起义后，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摧毁，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镇压太平军，必须依靠握有能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并给予更大的权力，以肃顺的主张，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镇压太平军。

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民兵制度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一条重要线索，它是名流——士绅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民兵制度的扩大标志着地方权利旁落到了名流——士绅手里，这一趋势将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二）从中国内在看其历史分期
孔飞力教授提到，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

许多学派都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近代历史的转折点，而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是因此而起。

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否能由外部因素来直接改变呢？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显然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和地方社会的连续因素是要联系起来的。

政权的稳定关键因素在于传统名流延续不断的权势，他们对社会所起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基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主要的外部事件来划分”。

那么，如何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的衰落，需要从社会、经济、思想等领域进行分析。

在晚清动乱时期，名流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为着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

这表明中国社会结构已有所变化了，加上当时人口增长的过剧、通货膨胀、铸币发行大量增加以及农村社会日益剧烈的竞争等等，都显示着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逐渐衰落。

而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渐渐退去，中国受新思潮的影响，很多的知识分子留洋海外，这是思想方面的转变。

基于这些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传统国家随之的崩溃。

孔飞力教授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以旧秩序的衰落，传统国家制度的毁灭与地方军事化为着眼点，在西方大规模冲击中国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危机，新的力量已经在开始从社会、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削弱中国传统社会。

因此，以地方军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能比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