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去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穗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lo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考察的重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
在16～19世纪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从中国进口了数以千万计的瓷器。
[1]由于岁月的溅逝和战争的摧毁，这些“外销瓷”存世的已经不是很多。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是欧洲比较知名的收藏中国“夕>销瓷”的单位之一。
它有幸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得以完整保存自17世纪以来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由仿制中国瓷器而发展起来的欧洲瓷器。
其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该馆收藏的欧洲人自己生产的陶瓷。
17世纪，受中国瓷器高额利润的诱惑，欧洲也尝试着自己生产瓷器。
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德国)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1670―1733)的支持下，德国成功地研制出硬质瓷，并在迈森地区形成了一个制瓷中心，圆直到现在。
迈森瓷器与中国瓷器相比，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把西方的雕塑艺术融入到陶瓷制品中，烧制出的瓷器乍看起来很像雕塑。
图一、图二是该馆常设陈列中展示的―组人物造型瓷，说明牌上赫然写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我们中国人见此，恐怕没有人会不忍俊不禁的。
不是说明牌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看错，亲自陪同我们的陶瓷馆馆长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不过，是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在l7～18世纪，由于东西方的隔阂，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
他们或是根据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文字描写，或是根据去过中国南部沿海经商的欧洲商人、水手的描述，或是根据中国漆器、瓷器、手工艺品和绘画作品上的图案，甚至仅仅根据《马可?波罗游记》来了解中国；因此，对中国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甚至把近东、中东的许多因素误加在中国人身上。
制文化权与17、18世纪欧洲“中国潮”的潮起潮落
17、18世纪，中国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和漆器等充斥欧洲。
一股追求“中国时尚”的“中国潮”在欧洲蓬勃兴起。
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倍受推崇；从中国回来的商人和传教士受到追捧；中国的建筑风格被模仿；中国的文化艺术被追求。
很多上层社会家庭以用中国产品和效仿中国生活习俗为时尚。
他们摆中国家具，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穿中国丝绸，学用中国筷子，收集中国书画。
然而，这种“中国潮”并没有能够在欧洲长期地维持下去。
欧洲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赋予欧洲人越来越多的自信；也使欧洲政府和商人越来越多地追求本土工业发展的生产利润和销售利润。
当欧洲人可以从欧洲本土获得瓷器和高质量的绸缎，从殖民地获得茶叶时，中国产品便被排挤出了欧洲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的形象也随之下跌。
中国不再是欧洲人崇敬向往的那个富强有序而又充满智慧的神秘帝国。
中国的制度受到批判，中国的文化受到抨击，中国的产品受到排斥。
关于中国器物和文化在17－18世纪欧洲倍受崇拜，在18世纪中叶以后又惨遭贬低和排斥的现象[1]，不少经济史著作都对其有所提及，但大都局限在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简单叙述上。
即使有进一步的讨论，其大多也是侧重在中西生产技术发展和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尽管对西方商人的市场营销手段也偶有提及，但基本上是浅尝辄止，更没有研究从国家制文化权的角度对西方政府和商人在欧洲“中国潮”潮起潮落中的作用予以分析[2]。
二、广义虚拟经济学和商品虚拟价值用文化导向和广告宣传影响市场需求，进而制造商品虚拟价值的商业实践古来有之，但其从来没有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得到过充分讨论。
一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成分在几百年前的经济发展中比例很小，不足以引起重视；二是可能因为这种实践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并不完全合拍。
传统经济学注重于实体经济的研究。
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在对商品价值和价格的讨论中，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所关注的重点都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上。
十八世纪法国看中国人
书摘->2006年第1期十八世纪法国画家笔下的中国“猴形人物”刘海翔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曾掀起过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的文化、哲学、艺术、中国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开明君主制”等等，都是法国宫廷和主流社会里时髦的谈论话题和积极的摹仿对象。
本文作者十多年前赴美留学，十分关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个课题，他曾在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短期研究工作，深入该馆库房探访亚洲部藏品，也曾四访欧洲，探寻欧洲艺术“中国风”的遗迹，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品味艺术品上记载的世纪风云。
《欧洲大地的“中国风”》一书，就是作者在上述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该书以清晰缜密的理论脉络为线索，用生动优美的文笔，将大量“中国风”的图例贯穿起来，再现十八世纪法国艺术里的一个特殊风貌。
下面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章。
一、“猴形人物”（法语：Singerie）现象在十七世纪快要落下帷幕的时候，让·贝然（Jean Bérain）在把中国艺术的素材引入他的装饰设计中去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支流——“Singerie”，即猴形人物。
在猴形人物作品中，猴子穿着人的服装，做着人的事情。
他用猴子代替了传统艺术绘画和雕塑中的人的形象，创作了一些这一类的作品。
后来比较正式地画“猴形人物”的，是华铎的老师克劳德·奥德安，他在1709年装饰玛利城堡时，作了一幅猴子坐在桌边的画。
后来，华铎也画过一幅“猴子画家”（法语：Les Singes-Peintres）的图画。
其实贝然、奥德安和华铎笔下的猴子，就像一群衣着光鲜的巴黎人，只不过他们猴性十足，在造型中显示出一种轻松的幽默和略微的讽刺。
也有学者考证说，早在十六世纪末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人们就已习惯地把雕塑家和艺术家戏比作猴子。
到了1735年，当克里斯托夫·休耶在香地里城堡画了一“大幅猴形人物”（法语：Grande Singerie）画作的时候，其装饰图案已经非常华丽复杂，要仔细察看才能分辨出图案中部两侧的猴形人物。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德国德累斯顿访古记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德国德累斯顿访古记苏生文
【期刊名称】《文史杂志》
【年(卷),期】2006(000)001
【摘要】@@ 去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10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总页数】3页(P56-58)
【作者】苏生文
【作者单位】国家博物馆(北京)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
【相关文献】
1.关于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 [J], 韩琦
2.解读欧洲17-18世纪的中国风建筑——以德国“无忧宫”为例 [J], 梅青
3.17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与接受——以德国早期汉学为例 [J], 张美美
4.艺术的瑰宝——记德国德累斯顿画廊 [J], 杨成绪
5.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德累斯顿国际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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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
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中国，在13到18世纪这段时间内，成为了西方世界极具吸引力和神秘的对象。
这些年代，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陌生和神秘，到后来的迷恋和崇拜，再到后期的失望和不满。
通过深入研究这段时期内西方对中国的形象演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的西方在观察、解读和评价中国时所持有的心态和观点。
在13世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首要来源。
波罗的描述中充满了对中国的神秘和陌生感觉，他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和奇特文化的国家。
这种对中国的陌生感觉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并引发了对中国物产和文化的期待和渴望。
到了16世纪，随着旅行家和探险家们的到访，西方社会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成为了欧洲国家争夺的目标。
这个时期的西方世界开始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评价中国，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高度集权制度表示敬佩，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而另一些人则对中国的体制持批评态度，觉得这是一种专制。
到了18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
中国文化和思想开始渗透到欧洲社会，西方世界开始迷恋中国的艺术、哲学和文化。
许多欧洲人开始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
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代表了一种另类和超凡脱俗的文化形式，这种迷恋吸引了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
然而，18世纪后期，随着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和政治交流的失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迷恋渐渐褪去。
中国被视为一个无法与西方平等交流的国家，在各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
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产生失望和不满，批评它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和社会结构。
总体而言，13到18世纪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形象演变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的动态变化。
最初的陌生和神秘感觉转变为渴望和迷恋，然后逐渐消退为失望和不满。
这种形象演变的原因包括信息的有限性、文化差异、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变化等多个方面。
看完真捉急，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竟然会是这样!
看完真捉急，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竟然会是这样!近些年来，去欧洲l旅游、探亲、求学或定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欧洲人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人。
那么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到底是些什么鬼?1、首先，最直观的当然是外貌啦中国人有黄黄的皮肤中国人的眼睛有蒙古褶蒙古褶也叫内眦褶，就是上眼睑顺着眼角向下延伸，把内眼角覆盖住，所谓的丹凤眼就是典型。
举个栗子，刘亦菲就是蒙古褶的典型。
中国人身材娇小中国人有黑黑的头发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欧洲人傻傻分不清楚2、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大多还是来自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喜欢戴尖尖的帽子这种形状的帽子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中式帽子，在欧洲很多地方直接就被命名为“中国帽子”。
中国人爱骑自行车1995年，中国的自行车产量达到高峰，这一年共造出大约3000万辆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人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在上下班的高峰期，经常可以看到10辆自行车并排前行。
欧洲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中国自行车在大街上的盛况，直到今天欧洲人都觉得中国人很喜欢骑自行车。
3、欧洲人觉得中国人有非常特别的饮食文化中国人爱喝茶中国人会用筷子吃饭中国人会喝米(粥)中国人吃狗肉4、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让欧洲人非常钟情中国人有漂亮的衣服欧洲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唐装。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唐装并不是专指中国传统服饰，而是泛指所有有中国元素的服装。
欧洲人觉得中式的图案非常好看。
中国人有非常多的发明中国人用毛笔写字中国人能看懂竖着写的字5、所以，不要轻易惹中国人中国人很会打架，因为他们会中国功夫中国人擅长建造，他们建造了万里长城中国经济增长飞快以上就是小编接触到的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有些点可能有些以偏概全，但都是小编真实接触过的说法哦。
最后，小编也做个调查，你眼中的欧洲人又是怎样的呢?。
别笑，严肃点！看看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啥样
别笑，严肃点！看看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啥样18世纪法国美术最显眼的就是洛可可艺术风格。
洛可可艺术影响有多大？如今洛可可一词成为西式皇家、贵族样式的代名词，充斥在从服装服饰、婚纱影楼到家居装修各个角落里。
其实，18世纪的洛可可艺术跟中国艺术有着不解之缘。
洛可可艺术的表现就是在家具和建筑装饰上多采用C形、S形或者漩涡形的曲线，这种灵感来自于中国瓷器的装饰。
洛可可时期家具洛可可时期家具中国，青花瓷。
中国瓷器上的装饰多为曲线形，这种装饰被认为影响到了法国洛可可艺术。
中国的英文为“china”意思就为瓷器。
虽然瓷器在中国历史悠久，但在直到19世纪，瓷器才被西方人烧制成功。
在此之前，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的瓷器是由鸡蛋壳和某种贝壳混合而成的液体浇铸而成，此处真的是脑洞大开啊！不过，这并不影响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收藏瓷器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当时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瓷器有些是直接出口的，有些来自于西方人的定制，而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中国的瓷器。
问题是我们的瓷器从来不描绘当时陶工所处时代的东西！反而经常描绘戏剧人物，比如这个清康熙年间的“五彩人物纹瓶”主题就来自于《隋唐演义》：秦叔宝策马迎战尉迟恭，唐王李世民和徐茂公临城观战，空间衬以矮山花树。
这种图案俗称“刀马人”。
清朝的人根本不穿这样的衣服！所以，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有时候真的可以用“稀奇古怪”来形容了，比如洛可可艺术的代表画家布歇就很喜欢中国的东西，他先后画了《有中国人物的风景》、《中国皇帝上朝》、《中国捕鱼风光》、《中国花园》和《中国集市》等中“中国风”作品。
布歇，曾任法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他的绘画风格深受贵族喜欢，他二十岁就获得了美术学院展览会的一等奖，然后就去了意大利留学。
不过学成归来的布歇，其风格却是地地道道法国皇家气派。
布歇肖像布歇《浴后的狄安娜》，狄安娜是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孪生姊妹，她司职月亮女神、狩猎神。
此外，狄安娜也是妇女和儿童的守护神。
【转】１８世纪末，欧洲开始轻视中国-金梅
【转】１８世纪末，欧洲开始轻视中国-金梅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分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中国与欧洲曾长期相互隔绝。
随着近代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才开始逐渐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并一度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发出由衷的赞叹。
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到１８世纪末期，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逆转。
欧洲曾对中国的一切推崇备至在１７～１８世纪长达百多年的“中国热”期间，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则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
因此，面对美好的中国图景时，整个欧洲都无比惊羡。
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致于在１７６９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与此同时，欧洲的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
早在１６９７年，第一位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欧洲学者莱布尼茨就曾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
”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
１７５５年，由伏尔泰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上演，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其巨著《风俗论》中，他更是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不但知识界开始借鉴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
１７５６年，在法国重农学派政治家魁奈的极力说服下，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祭奠土地的仪式。
欧洲知识界嘲笑中国文化然而到１８世纪中期以后，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一改“中国热”流行时的论调，转而鄙视中国文化。
比如孟德斯鸠在写《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就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暴政。
另一位法国思想家沃尔内也把中国政治概括为棍棒专制主义。
同一时期的法国作家德·萨德甚至描写道：“中国皇帝与官吏不时地采取措施，逼迫人民造反，然后从中获得血腥屠杀民众的权力。
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
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相伴随的过程，习惯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
而这段时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同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至为重要的礼仪之争也在17世纪中期正式爆发，从而更强化了耶稣会士向欧洲宣传中国的动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
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那么在内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个走向启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结识了一个被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就好像原本是向两个方向流淌的水流，却经由时空隧道而神奇地交汇了，这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浪涛呢?作为一段历史，它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尤其耐人寻味。
耶稣会士就是那道不同寻常的时空隧道，他们出于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后将其运载到正在向未来迈进的欧洲社会。
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稣会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更加鲜活，但在耶稣会士笔下或者偶尔被作为古代文化精髓的对立面而批评，或者被其大袖轻扬所遮盖而省略。
耶稣会士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要向欧洲传输特定面目的中国，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已经详细讨论，《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此也有深入分析，因此本书不再为此多施笔墨，而要将视线的重心落在变革中的欧洲这一舞台上，看看处在“启蒙”这一大变局中的欧洲人接触到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遥远的这些中国知识后有何反应。
本书要谈论的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
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
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
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
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
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
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
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
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
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
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
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摘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自身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因而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
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
本文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
解析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表现。
关键词：形象；文化交流；西方社会；变迁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别。
这里面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原因。
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
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认识，这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西方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法国形象学家巴柔认为，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
形象受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整体的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
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
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是与所处社会模式相反的、不同的社会形象，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
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
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
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这两种功能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凸现出来。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观(讲稿)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观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
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
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整个欧洲一种特殊风尚的一个片段。
这种特殊的风尚，就是18世纪流行欧洲100年的“中国热”。
中西方大规模的接触和交往是从19世纪开始的，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起西风东渐，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西风东渐之前，有一股强劲的东风西渐。
不少欧洲人如醉如痴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
那时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与鸦片战争以后那种落后、衰败的形象迥然不同。
很久以来，欧洲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国。
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就曾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
进入16世纪后，大批传教士纷纷前往中国，而他们带回的各种报告则直接引起了欧洲对中国的巨大兴趣。
在众多传教士当中，利玛窦具有特殊的地位。
他不但在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就，也成为当时向欧洲知识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
16世纪中叶，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为西文，他的《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
正是经过他的倡导和努力，来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
18世纪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
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一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的无比惊羡。
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在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一些欧洲人认为中国人勤劳、聪明、有礼貌，而另一些欧洲人则认为中国人冷漠、自私、没有个人空间。
在欧洲，中国人通常被认为是商业活动中的高手，他们往往被视为有着很高的商业智慧和技能的人。
一些欧洲人认为，中国人在商业上非常勤奋和努力，他们几乎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此外，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对教育非常重视。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数量上看出来。
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大学和学院里表现非常出色，他们往往是最努力和最有才华的学生。
然而，另一些欧洲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社交技能和个人空间。
在中国，许多人会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而在欧洲，这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行为。
此外，在欧洲，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个人空间，他们可能会认为中国人太过于亲密和侵犯了他们的个人空间。
总体而言，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多元化的。
尽管一些人对中国人持有正面看法，但另一些人则持有负面看法。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了解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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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_英国的典范_17_18世纪英国文人眼中的中国
中国:英国的典范X)))17-18世纪英国文人眼中的中国姜智芹内容提要互照互省、互相借鉴历来是文化交流与对话的目的。
17世纪,中国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对英国产生了强烈冲击。
培根、托马斯#布朗、约翰#韦伯等人认为汉语是人类的初始语言;廷达尔、柯林斯、兰姆塞等自然神论者借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或东方的佛教攻击启示宗教;罗伯特#伯顿、威廉#坦普尔、休谟、撒缪尔#约翰逊、哥尔斯密等人对中国的哲人治国、人才选拔制度极为敬仰,竭力呼吁英国效仿。
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0,参与塑造了西方文化的/自我0。
关键词典范中国形象初始语言自然神论文官考试英国在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某些关键时刻如何看待自己,并与其他先进民族相对照,往往是推动学习他人或传播自己文化的首要因素。
互照互省、互相借鉴历来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对话的目的。
葡萄牙游历家兼小说家品托¹早在16世纪就提出利用中国来批判欧洲的某些社会风习。
18世纪,中国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尺度,一方视野,一种价值观,不仅有席卷欧洲的/中国风0 (Chinoiserie),中国还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中国的君主政体被视为最佳政体,道德观被视为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哲学被视为最富理性的哲学。
而在欧洲的/中国热0当中,英国是/早恋的0,钱书先生通过对17、18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的详细考察,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对的,那么英国对中国的仰慕在17世纪就达到了顶点。
0º英国是个经验主义哲学发达的国家,经验主义哲学认为一切观念意识均来自实践经验。
17世纪初期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强调重视观察试验,主张在占有足够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归纳出结论,在试验观察的基础上找出事物之间的关联。
而被誉为经验主义哲学基石的洛克在他的5人类理解论6中进一步指出,经验是/所有知识之源,一切盖莫出乎于此0。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概况
比较文学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概况文/曾雪馨一、引言中国形象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形象学研究的热点，其内容主要是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伍依兰，2009)，对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演变研究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西方世界对古老神秘的中国一直有种探究心理，而中国形象也不断在其探究过程中形成且不断重塑。
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13世纪至18世纪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考察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的演变历程，从而了解西方在其自身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形象。
二、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的演变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我们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将其他国家的文化放在眼里；而在近代社会，我们被迫打开国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处于一种仰视西方的弱势地位(邹雅艳，2011)。
因此，研究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对于正视自身文化、重构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观念都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形象的上升阶段13世纪至18世纪中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从整体来说，中国形象一直是正面、处于上升阶段。
13世纪蒙古帝国不断向西扩展自己的版图，使得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重新得以沟通和交流。
在此期间，圣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在出使蒙古后写成了《柏郎嘉宾蒙古行纪》，此书重点描述了蒙古帝国的风土人情及其扩张史，第一次将中国形象呈现在西方的视野中。
《马可波罗行纪》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将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文献，共有四卷。
在第四卷的229章中，有大量对神秘的东方世界的描述，向欧洲国家塑造了一个国土富饶辽阔、经济贸易极为繁荣、极尽奢华的中国古代帝国形象(Yule，Henry，1921)。
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便是《马可波罗行纪》的狂热者，也正是此书激起了他的探险旅程，间接促成了“新航路”的开辟(虽然哥伦布当时到达并不是“东方”)。
此外，一些欧洲国家的传教士在其传教的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的文本印记，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
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热”
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热”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东方中国以一个历史悠久、民丰物阜、文化发达、制度先进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世界面前，从而促使欧洲形成了持续100年的“中国文化热” ，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
路易十四：乘八抬大轿驾临舞会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盛大舞会。
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进入凡尔赛宫，静静地等待国王的莅临。
随着一阵音乐响起，路易十四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缓缓入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
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豪华宫廷舞会，是当时整个欧洲“中国文化热”一个缩影。
约1770-1775年英国伍斯特瓷厂仿制的中国瓷器——中国人物图咖啡壶，大英博物馆藏。
“中国趣味”花开欧洲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不但赞美中国文化，还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被称为“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时尚。
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其中园林和宫殿建筑方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传统的追求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流行欧洲百余年的“巴洛克”风格，逐渐向纤巧精美、甜腻温柔、华丽娇媚、纷繁琐细的“洛可可”风格转换。
约1750-1752年英国切尔西瓷器厂仿制的中国瓷器——牡丹、罂粟和蝴蝶纹盘，大英博物馆藏。
在追逐各种中国器物的过程中，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品位的象征。
这种时尚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式园林与建筑在欧洲的盛行。
一向以奢华著称的路易十四，十分爱好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在他的王宫和各处离宫中，都设有专门摆放中国各种工艺品的陈列室。
1670年，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史华罗【期刊名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8(000)003【摘要】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但这些信息为更多人所知却是在17和18世纪.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访问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寄回的各种报告的出版以及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经书的译作.这些知识在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最初是耶稣会士和宗教阶层,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它们同时也成了整个欧洲就福音传道方法或"礼仪"的种类而引起的广泛辩论中所使用的工具:中国的贤明形象、自然神论、开明的专制政体,这些都为意大利及欧洲的思想家们的辩论提供了有趣的素材.同样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最初只限于教会内部和不同教派之间,但慢慢地就冲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广泛的议题: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性这些问题.这些信息从而被用于更深层次的辩论之中,中国的体系被当作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的和道德的观念的标准.启蒙运动将辩论的焦点集中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体系的"合理性"上.因此,一种或多种关于中国的传说就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滋生出来.我们将介绍几种观点,其中从无条件的赞美到苛刻的批判都有.意大利的作家们参与了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并考察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亲华者"、"排华者",及以调和的方法破除关于中国的早期传说者.【总页数】10页(P20-29)【作者】史华罗【作者单位】罗马大学,东方研究院,意大利【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相关文献】1.金秋眼镜业盛世第一展——第17届中国（北京）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再创历史新高：在细节中发现精髓——第17届中国（北京）国际眼镜展品牌印象 [J], 罗萍;冯立2.17至18世纪佳人才子小说中的区域印象 [J], 宋立杰3.剔除异域的想象与迷雾,还原吾国民性之真实——读《西方看中国——18世纪西方中国国民性思想研究》有感 [J], 郭昕4.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17-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 [J], 弗朗索瓦•穆罗;桑瑞5.“他者之石”——17—18世纪欧洲视域下中国古塔的重构 [J], 李大卫;刘畅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以“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为标题，写一篇3000字的中文文章随着世界的全球化，中国从开放以来的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重要的经济强国，吸引着众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成为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变化的亲历者。
一些国外人士在深入体验中国文化和生活后，也会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评价书写在他们的著作中，从而形成了关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一般而言，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是正面的，“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他们一直在实现国家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是外国人普遍肯定的话题。
在1772年，英国外交官马丁路德曾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其中他最重要的赞扬是中国的和平和稳定，又提到了“中国百姓遵从法律而又有序”，“中国人从不谋求非法的财富”。
今天的外国人仍然对中国人的高尚品德表示赞赏，他们说，中国人讲究家庭关系，又很热情，有健康的身体，而大多数外国人也认为，中国人客观地看问题，他们能够从容面对处理各种问题，而不会紧张或歇斯底里。
但是，某些外国人也提出了他们对中国人有所质疑的地方，他们提到的最常见的就是言行不一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人有时候说话很狡猾，做事也不太实在，有时甚至可以说投机取巧。
除此之外，外国人还指责中国人没有责任心，有时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不重视事情的质量和完成时间，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放弃。
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不但有优点，也有许多缺点，但这些缺点只是中国人的某些方面的某些表现，并不代表中国人的全部。
因为在中国，还有许多外国人没有经历的传统文化，让外国人深深地爱上中国。
“和蔼可亲、善良朴实”是外国人最中国人最常用的评价，久而久之，中国人也成了外国人心中宁静致远、热情又诚恳的代表。
当然，在外国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度，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文明的面貌，这也给外国人带来了很多感受和体会。
外国人对中国的观点以及对中国人的评价一直在变化，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仍然保持着兴趣，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经验，期望能够借此来促进两国的友谊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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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去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穗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lo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考察的重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
在16～19世纪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从中国进口了数以千万计的瓷器。
[1]由于岁月的溅逝和战争的摧毁，这些“外销瓷”存世的已经不是很多。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是欧洲比较知名的收藏中国“夕>销瓷”的单位之一。
它有幸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得以完整保存自17世纪以来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由仿制中国瓷器而发展起来的欧洲瓷器。
其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该馆收藏的欧洲人自己生产的陶瓷。
17世纪，受中国瓷器高额利润的诱惑，欧洲也尝试着自己生产瓷器。
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德国)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1670―1733)的支持下，德国成功地研制出硬质瓷，并在迈森地区形成了一个制瓷中心，圆直到现在。
迈森瓷器与中国瓷器相比，
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把西方的雕塑艺术融入到陶瓷制品中，烧制出的瓷器乍看起来很像雕塑。
图一、图二是该馆常设陈列中展示的―组人物造型瓷，说明牌上赫然写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我们中国人见此，恐怕没有人会不忍俊不禁的。
不是说明牌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看错，亲自陪同我们的陶瓷馆馆长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不过，是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在l7～18世纪，由于东西方的隔阂，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
他们或是根据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文字描写，或是根据去过中国南部沿海经商的欧洲商人、水手的描述，或是根据中国漆器、瓷器、手工艺品和绘画作品上的图案，甚至仅仅根据《马可?波罗游记》来了解中国；因此，对中国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甚至把近东、中东的许多因素误加在中国人身上。
这位头戴斗笠，留着两撇长长胡子的“中国男人”形象倒是有几分靠谱，笔者在其他的许多场合也见过类似的中国男子形象(图三是位于易北河畔“日本宫”建筑物上的石雕像，据陪同参观的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工作人员介绍，雕像塑造的也是中国人)，而“中国女人”的形象与实际却是相去万里。
从面孔上看，更像欧洲女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像欧洲东南靠近近东一带的欧洲女人；乳房裸露的表现方式，也是纯欧式的。
考察的另一项内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收藏的有关
中国的绘画作品和印刷品。
17～18世纪的欧洲绘画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奇怪。
有一幅画像上的“中国人”戴着中国南方特有的大斗笠，身着不明身份的服装(看上去有点像戏装)，坐姿有点像中国寺
庙里供的佛。
戴斗笠是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的
最重要标识之一，可能是因为当时欧洲人接触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闽粤沿海―带的人。
闽粤多雨，人们为了劳作方便，常常戴着那样的斗笠(当然到了欧洲人手里，斗笠变了形)。
那戏装样的服装可能源于扑克牌上的小丑形象；而坐姿则可能源于中国无处不在的寺庙。
总之，欧洲人把道听途说的、浮光掠影的有关中国人的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加上―些欧洲的因素，就成了我们看见的怪异的形象。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收藏的版画中有不少中国名人像，如孔子(图四)、康熙皇帝(图五)等。
孔子像基本上与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相去不远，可能因为当时已有孔子的典籍翻译成欧洲文字。
③翻译的原本上可能就有原汁原味的孔子像，欧洲人如实地将它临摹下来；只是在表现手法上作了处理，融入了侧光、阴影、焦点透视等欧式绘画的诸多因素，显得很有立体感。
但对于康熙皇帝，则只能靠想像，所以才描绘成这个样子。
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出现这么大的偏差，
说明当时东西方存在着巨大的隔阂。
这种隔阂有地理上的原因(尽管“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加，但毕竟有限)，也有人为的原因。
清朝在很长的时间，只开放广州一口通商，对来华的欧洲商人作了种种限制，不允许越冬长住，不允许广州城，更不许深入内地。
这些欧洲人所能见到的中国人无非是那些在海上劳作的渔民、与他们做交易的商贩以及对他们百般刁难的低级官吏。
也许这些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因此他们回国后在向画家描述中国人的时候，故意进行了丑化；而那些没有亲眼见过中国人的欧洲画家，又糅进了自己的主观想像，以致于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成了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漫画式的样子。
尽管这样，在17～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要比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了解多一些。
那时去过欧洲的中国人比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数量还要少得多。
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就是“天下”，其他地方都是没有开化的蛮夷之地。
后来在与“蛮夷”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才有一部分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欧洲，看到了世界。
注释：
[1]据估计，仅在1557-1764年的二百多年间，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最低不会少于七八千万件。
参见王健华：《中国瓷器在欧洲的外销》，“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国际学术研讨
会”发言稿，2004年11月，北京。
[2]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15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张立文、李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单位：国家博物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