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第五次作业

自1984年到1995年，我国一直奉行的是双重货币政策目标，即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在把银行信货作为资源进行直接分配的情况下，货币总量控制与信贷投向分配都由计划安排，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两个目标比较容易协调。但是改革开入以后1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倾向政策的双重目标并没有能够同时实现。1953年3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对“双重目标”进行了修正，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目标体现了两个要求：第一，不能把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放在等同的位置上。从主次看，稳定币值始终是主要的。从顺序来看，稳定货币为先。中央银行应该以保持币值稳定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即使在短期内兼顾经济增长的要求，仍必须坚持稳定货币的基本立足点。

二、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与操作指标：

20世纪80年代，我国货币政策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沿用了改革开放前的做法，即以贷款规模与现金发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把贷款规模作为中介指标的理论依据是：货币都是通过贷款渠道供应的，“贷款＝存款+现金”，只要控制住贷款，就能控制住货币供应。随着市场化金融运行体制的确立，货币政策实施的基础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逐渐失去了两个赖以生存的条件：一是资金配置由计划转向市场；二是国家银行的存款在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趋于下降，而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迅速提高。因此，中央银行指令性的贷款规模不宜再作为中介指标，而应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变量。中国人民银行按月对其进行统计监测，以利于调控货币供应量。

1994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今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主要有四个：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超额储备金率。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主要是基础货币、银行的超额储备金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回购利率；中介指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和以商业银行贷款总量、货币市场交易量为代表的信用总量。

三、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步由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化。过渡时期共存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贷款规模、再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与再贴现等数种，其中间接调控工具的作用逐步强化，直接调控工具的影响日趋淡化，如1998年我国已经放弃了贷款规模管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手段的运用也更加市场化。

自1998年我国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不断调整，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中运用频繁的政策工具之一。

四、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第二，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

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第三，继续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出现倒退，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最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后者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

第四，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者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综上所述，只有采用适用我国的货币政策，才能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