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访谈刘和平最后的精神囚徒

刘和平最后的精神囚徒

他究竟停在了哪里，是雍正治下的帝国，还是大明王朝的1566年，是“寡趣”的今日之刘和平，还是1566年舍身求法、试图拯救帝国的海瑞？在历史里他是入世的，在现实中他又是出世的

文｜本刊记者周一

在见到刘和平之前，曾猜想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安置自己：枯藤老树灰鸦，小桥流水人家？他捏着一根烟，瘦削的身体站在风里，衣袂飘飘，就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古人。

门打开了，在左手的屏风背后，放着一张茶几、四个藤椅，这是他会客的地方；地上放着明黄的浦团，每次开始写作之前，他都会在此焚香跪拜；他从浦团旁边的门里走出来，两旁甚至身后都是层层叠叠的木隔断，这使我联想到“密室”。

他和他笔下的人物似乎总难分得开，无论是《雍正王朝》里的帝王，还是《大明王朝》的海瑞，他们都具有一样的特征：具有类似自虐式的道德追求，一生都是劳动模范，没有生活，任何人都很难亲近，孤独死去，生前身后都是骂名。

这也是刘和平的生活（暂时去掉最后两条）：每天早晨5点钟醒来，7点钟到办公室开始写作，晚上6点钟回家，喝点粥，吃点菜，洗澡上床睡觉，第二天照旧。尽管由他任编剧的《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被评论界认为“创造了历史剧（帝王剧）的最高峰”，他本人被称为金牌编剧，但刘和平认为他并没有拥有成就感，“也许曾经有那么一刻，但很快就在瞬间释放了。”

几年前刘和平曾感受过那个瞬间，《雍正王朝》在央视一套播出时，刘和平在饭店里吃饭，旁边一桌人一边吃饭，一边催促着，快点快点吃完去看雍正王朝。“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当时感觉很快乐，”他斟酌了一下说道，“或者说是欣慰”。

或许那一瞬间过早释放了他多年笔耕应获得的享受，之后那种感觉距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他说创作过程并没有为他带来乐趣，“不知道乐为何物”，“我是一个无趣的人”，“不工作就不会出门”，“从来不旅游”，“对别人感觉有趣的东西总是很散淡”。

他说，雍正和海瑞是一种人，他们的一生只奉献于一种目的――“舍身求法”，他们对“舍身”充满了自虐式的狂热。“为什么你不把他看成是自律呢，今天我的富足使我们觉得他们是自虐，但是他只有那个心思，他的奋斗、他的人生目标、他的人生观只有一个，我生下就是干这个不是干别的，我的苦难是为了更多人不再苦难……”

在《大明王朝1566》的自序中，他写道：嘉靖和海端，一位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位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我与这两位孤独者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悟共鸣。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二十七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但他们互相懂得。

他懂得他们。

一度我有些怀疑，2008年8月12日，我在阴郁的天气里搭上了一辆车，穿过光灿灿的鸟巢，从东三环那些密密麻麻闪亮如银的建筑前飘过，搭上电梯从17层走出来，进入这扇

门，真的穿越了时空遇到了历史上的某位古人。

那间我至今仍感觉到晕眩的房间或者就是刘和平穿越时空的隧道，他从世俗世界里走进来，在这里焚香跪拜，坐在浦团上慢慢“空掉自己”，“把自己空掉让他们（雍正、海瑞、嘉靖等他笔下人物）进来，而且附体，或者你附到他们身上，然后说他们的话，做他们的事……”门外是2008年的中国，门里是1566年的大明王朝，“有些东西很神奇，心思用到极致你就能抵达了”，他说。

这使我想起了人称“戏痴”的梁朝伟常遇到的障碍，戏已经结束了，他还在角色里出不来，“现实不及他塑造的人物，他喜欢那里的丰富多彩，他愿意停留在那儿”，刘和平说，“这很容易理解。”

问题是刘和平究竟停在了哪里？是雍正治下的帝国，还是大明王朝的1566年，是“寡趣”的今日之刘和平，还是1566年舍身求法、试图拯救帝国的海瑞？在历史里他是入世的，在现实中他又是出世的，他究竟停在哪里？

采访结束，当身后的那扇门轻轻关闭，从17层的电梯再回到明亮、混乱的大街上，突然间很庆幸我又回到了这世俗的热闹里。

我们处在一个知行两难的时刻

我不想谈王朝历史，王朝历史都是一样。在2400年前老子孔子，后来孟子、庄子的时代我们完全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基本觉悟的时代。但今天是一个知行两难的时期。比如说我知道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比他的发展还要大，但我们仍旧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知行两难。在经济发展快的时候，想降低速度以降低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总是减不下来，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知行两难，在中国特别突出。

经济对于每一个人每一户来讲就是财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今天我们的经济秩序并不是那么好，我们的经济发展秩序失序和我们的体制处在一个知行两难的时期。我们的体制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东西，有时候他有比较强大的优势。

比如说这次四川大地震，可能其他任何一个体制的国家和民众都很难做得这么好。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的就是侧隐之心，这种侧隐之心生存在每个人的遗传基因里，包括他的生理遗传基因和文化遗传基因。大家都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但是中国人这种侧隐之心不需要宗教，他一下子就会起来，我经常说“我看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就是推已及人。

孔子特别强调仁者爱人，其实佛教也是这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没有那么

直接但生存在人们的文化遗传基因里，可以引起人们的侧隐之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究可以同患难不可同富贵。中国人共患难的时候特别团结，共富贵的时候勾心斗角。经济发展时人人拼命赚钱，你说是创造财富也好，积累财富也好，但这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竞争、对立。尤其又基于经济秩序失序时，这种对立将特别突出，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秩序已经比较完善，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但中国不同，说得极端一点，在商业自身的相对正确秩序建立之前，商业的本质是掠夺的，不是掠夺于人就是掠夺于自然。

商业有精神吗

有一个机构曾要我去讲“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我想来想去现代商业有精神吗？后来我发现现代商业是有精神的，因为精神基础是建立道德之上，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说道德，所以也很少人谈精神，因为精神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没有道德基础，精神没有滋生的土壤。

我觉得商业社会全面形成后，最重要的就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商业精神，所以商业还是有精神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从前说的“童叟无欺”。我们现在讨论郎平出任美国女排教练，中国国民是支持还是反对，这里面就牵扯一个商业精神。郎平与美国签定了商业契约，这个契约应不应签是第一个，第二签了之后她应该怎么做？现在中国人确实观念进步了。有一个调查，支持郎平出任美国女排教练的有5000多人，反对是有700多人。大家能够理解，理解接受聘请就应该尽职，甚至赢了中国的话，中国站起来为她鼓掌，那我们的观念才真正进步了。商业社会里最重要的是契约精神，当职业道德应该高于公德时，中国社会就真正进步了。

因为公德可能往往是一种情绪，职业道德是一种理性的认同。遵守契约的经济秩序一旦形成，经济发展就会进入良性的发展。如果这次郎平带领美国打赢中国，中国人站起来给她鼓掌，那中国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