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5.1-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提出的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建设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推进要素市场、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等领域的制度改革，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环境充满挑战，经济发展进入了特殊时期，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三期叠加”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机制、结构特征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命题的提出与经济发展背景环境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性。

1.经济增长接挡期标志着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减弱

在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呈现明显回落，2003-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以后增速回落到7%左右。经济增速换挡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由于国民经济总量规模持续增加所导致，即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经济增长的基数不断变大，在传统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方式及产出水平下，即便是经济规模继续扩张，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出现下降。其二，由于中国基于低端要素投入的供给方式逐渐接近“顶峰”，经济持续増长动力减弱。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加深，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运行中供需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底部环节的分工，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场”。国际市场的开拓使得中国经济依托劳动密集型、微利化、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加工制造或组装等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高速成长。经过近数十年的持续制造业梯度供给，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被“固化”。但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再加上印度、非洲和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逐步承接低端的全球分工，以及全球消费结构升级，均使得中国低端产品产能继续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基于低端要素投入的供给方式接近了“顶峰”，进入“瓶颈”状态，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减弱。

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换挡的根本原因是在传统供给方式、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下，经济增长难以维系，其内生动力减弱所致。尽管中国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劳动力素质有所提升，技术进步也较明显，但这些变化还只是数量级的，而非真正的质变，供给质量和水平并未实质改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也相对有限。

2.结构调整阵痛期标志着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通过实施工业产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加快了工业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制造了农业和工业、城市与农村等发展结构失衡等问题。自“九五”计划以来，中国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在加快推动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提升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有效化解，局部反而更加严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制约突出，结构调整进入必须推进的攻坚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具有不同以往的复杂性。其一，新旧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增量发展带动存量发展，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发展路径，使得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呈现新旧叠加的情况。不仅部分原来老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部门的比重高，个人、家庭的比重低的结构矛盾，需求结构中消费比例偏低等；而且新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又不断通现，比如贸易结构中货物贸易和服务业贸易不平衡，产品结构中低端产品与中高端产品不平衡，资金配置结构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平衡等。其二，不同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相互关联。中国经济发展除了面临经济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外，还面临区域发展失衡、社会公共服务配置失衡等问题，这些不同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相互关联，使得结构性问题的化解难度加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制约日益突出，要化解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付出较大代价和成本，而且需要整体把握、系统考虑和有序突破。

从经济增长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各产业部门增长过程的综合结果。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过程，更具有特征意义的是结构转换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总供给结构及其内部的结构决定着国民经济增长的平衡性与协调性。因而，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且不断积累、交织的结构性问题，其根源在于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以要素供给及其收入分配为支撑的生产结构的失衡。

3．需求刺激政策消化期标志着传统发展方式转换急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需求侧政策的刺激和引导，通过需求侧管理政策以及相配套的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规模扩张，平抑经济波动和缩短周期震荡。在需求侧管理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经济保持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长期强调需求侧管理，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了低水平增长境地，经济增长更多体现为“量”的膨胀，而非“质”的提升。当前，中国的传统经济

发展方式面临着系列突出问题，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难以维系。其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产能过剩积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强调政府引导的需求侧管理，这对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塑造经济快速增长驱动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长期实施需求侧管理，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了追求产值数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增加，而技术水平提升相对缓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90年代后期重工业的加快发展，使得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改革开放30年多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年均实际增长13.5%左右，远超过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水平。在中央政府采取需求侧管理的同时，各地方政府又基于地方税收、区域发展等需要，进一步放大了需求侧管理的影响效应。各地纷纷集中投资建设一些周期短、见效快的一般加工业或产业链带动面广的重化工业等，这导致了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产品结构、产业结构雷同现象突出，加剧了中国产能过剩压力。其二，需求侧“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驱动效应明显减弱。从需求侧管理看，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投资、消费、出口等三方面。在长期的高投入、高消耗等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需求侧“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明显减弱。一方面，持续的高投入、高消耗使得投资驱动的边际效应递减。以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不变价测算为例，中国每创造1亿元的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从“六五”时期的1.8亿元，增加到“七五”时期的2.15亿元，再增加到“十五”时期的4.99亿元.另一方面，“三驾马车”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存在挤出效应，弱化了整体的驱动效应。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投资的驱动作用最直接，其增长速度也最快，然而在社会总需求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过快的投资需求增长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较大排斥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在投资快速增长中收入分配产生了较大扭曲，资本要素持有者的报酬水平明显高于一般劳动者，投资高增长并未带来普遍的收入高增长，社会消费潜力难以释放。其三，需求政策刺激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部分结构性矛盾。在持续的需求政策刺激下，社会的资源配置出现扭曲，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部分结构性矛盾。比如，收入分配结构、资本配置结构、区域不平衡等。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加剧将进一步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可见，需求侧管理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持续的、大规模的需求侧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产生了较大制约。事实上，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看，需求侧管理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短期政策，有助于短期内经济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