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科举对文人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一项选官制度。梁启超对科举评价道：“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呆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１］可以说，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相应地也影响了明代文学。

明代科举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和文学创作。科举使明代文人饱尝了成功的喜悦和鼓舞，也感受到了科场失利时的迷惘、痛苦和辛酸。科举文化对明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明代的科举特点

科举制度存在于历史已有千余年之久。科举制度是中国隋代时开始萌芽，科举两字也是从隋代“分科举人”这一概念产生而来的。唐代时确立，唐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力不断强盛，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和官吏，科举制度也逐步受到重视，并不断得到完善。到了宋代，统治者崇文抑武，重视文官，大开科考，招募人才。宋代的科举规模很大，为此，朝廷设置了大量文官官职。元代的科举发展缓慢，身为少数民族的元代统治者不谙中原文化，对科举并不热心，元代一共才举行十六次科举，录取进士也只有一千一百三十五人。许多文人儒士在元代被

迫放弃了举业。

明代科举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并达到鼎盛时期。明朝开国不久，即于洪武二年（１３７０）年诏令开科举，洪武四年二月正式举行会试。明代的科举不同于以往其他朝代，在考试内容、方式、文体上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明初科举考试沿用唐宋旧制。据《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２］后来，明代科举考试内容“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史记》五经命题，诚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３］就是说，“经百余年的演变和发展，在成化年间形成程式较严格的八股体式，到万历年间最后定型。”［４］“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考试程序极为严格：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又称乡闱，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的地点在南、北京府和各地布政司驻地。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统一考试，又称礼闱。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城举行。参加会试者必须为乡试考中的举人。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由于考场设在皇宫内的奉天殿和文华殿，所以又称为‘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因是‘天子亲策于廷’，所以又称为廷试。”［５］在洪武三年，明太祖诏：“中外文臣皆以科举进，非科举毋得官。”［６］这提升了科举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论明代科举对文人文学的影响

林红柳克

摘要：科举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不仅影响社会政治领域，也深深地影响着文学

的发展。科举给明代文人带来人生的期盼，带来至高的荣耀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也带来白

首场屋的遗憾，带来追求而不得的苦恼和焦虑，以至影响到文人心态和文学创作。才子佳

人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着科举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情结文人心态创作影响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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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科举成为个人发展的唯一途径。

二、明代科举对文人的影响

（一）明代文人极力渴求科举成功

由于封建国家制度对科举的直接干预，使科举不仅是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客观上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荣耀，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也是士人取得事业成功的唯一手段，是士人社会存在的主要意义和个人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举业对当时的文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其一，金榜题名可以脱贫。因为科举及第不仅可以让一个人彻底改变贫穷困顿的命运，而且能使其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显赫的社会地位。袁宏道在《袁宏道集》卷五中曾描述道：“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在明代，秀才见了知县可以不必下跪，官府亦不能随便对他们动用刑罚。文人们科举高中后，昨日的穷酸书生变成今日的富贵文人；昨日还是受贵族歧视的布衣，今日就翻身为身价百倍的名人。其二，光宗耀祖。中国人的门第观念极强，一些稍有天资的子弟，从小就被家族寄予了厚望。举子们为了光大门楣，必须要天天“六经勤向窗前读”。第三，跻身上流社会，成为贵族。一旦科举成名，“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尽长安花”，从此就可以步入仕途，拥有辉煌的人生。于是举子们为了自己的信念无不殚精竭虑，奋战科场，以搏第一。

举业的魅力，使“功名心”和“富贵梦”深深的渗透在古代文人心中，从而构成了中国文人一种独特的深层心理结构，形成明代文人的“科举文化”心态。明代文人几乎无一不参加科举。就拿明代剧作家队伍来说，几乎都生活在科举圈子里。正如王骥德《曲律杂论》所说：“今则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粱翰为新声音，不可胜记。据统计，剧作家中中进士及第而做显官的共有３３人，其中藩王３人，尚书兼大学士４人，尚书３人，侍郎１人，少卿２人，这里包括状元３人，榜眼２人。”［７］

明代文人对举业的执著追求甚至到了老死文场也无遗撼的地步。他们在经受一次次惨痛的打击之后，仍执著的追求拼搏，直至穷困潦倒，白发苍苍。明代著名小说《精世通言》第十八卷《老门生三世报恩》就记载了一则这样的故事：英宗正统年间，广西兴安县秀才鲜于同才思敏捷，学习勤奋，是一个八岁就以神童见称的人。可到天顺六年，他５７岁了，还挤在后生的队伍中。想想他才大命薄，岁岁科场，均以落选而告终，实在可悲可叹。可见当时读书人对八股科举功名达到了痴狂的程度，鲜于同就是明代文人的一个缩影。《三言二拍》作者冯梦龙，其本身也醉心于功名，有志于蜣挟天下。他十分重视对“四书”、

“五经”研究。据有关资料记载冯梦龙３０岁曾应邀去湖北麻城讲《春秋》，并著有《春秋衡库》、《春秋大全》、《四书指目》等书，为一朝科举及第真正下了一番苦工夫。而他辛苦所编撰的“三言”等通俗著作，却不以真名发表，是怕惹怒朝廷，从此断送仕途之路。最终，他在崇祯三年（１３６０）５７岁时取得了贡生。

汤显祖作为一名与莎翁齐名的大剧作家，八岁就能对对联句，十岁学古文词，十四岁补为诸生，在世人眼中他的前途应该是一遍光明的，但他在全国的进士科考中屡考屡败，一再受挫，考了十多年。可想而知举业在文人心中的根深蒂固的程度。汤显祖在二十一岁时，就以排名第八的成绩中了举人，直到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才以第三甲第２１１位的排名中了进士。由此可以推算，从他二十一岁算起到万历十一年，在这十二年中他追求举业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在他的作品创作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科举及第后的飞黄腾达。这是依据其自身愿望和假想来推演出来的，也只有作者本人沉于其自身的主观感情、理想和抒情之中才能写出此作品。汤显祖一直坚信举业的成功可以带来仕途上的通达、婚姻上的幸福，这个信念在他辞官以后都未曾改变过。他对成功科举者的深情描绘，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科举的奉行者、维护者。

明代读书人的正途是科举，所以文人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的辛酸故事比比皆是。《项脊轩志》的作者归有光，在仕途上所受的伤害更为明显。据说，归有光是位神童，九岁能文，十八岁写成的《项脊轩志》已成为千古不朽之作。但他却在科举场中屡屡碰壁。三十五岁时他以乡试第二名举人身份参加会试，一连考八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年，整整六十岁才中了三甲进士，被录用为长兴知县。在归有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对功名的极度的渴望和执著的追求。

明代文人在科场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很早就进了淮安学府，可是在科场上却屡战屡败，直到５０岁才被推荐为贡生到南京的国子监念书。而一个贡生要经过数年才能结业获得选官的机会，所以他到６０岁才做一个小官。

整个明代的文人生活在一个弥漫着科举崇拜的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２期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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