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

钱梦龙我这个人，智商一般；虽然不聪明，大概也不算太笨。

可是我小时候却笨得出奇，现在想起来还会脸红。

一般的笨孩子读书还能死记硬背，我却连死记硬背都不会。

短短的一篇课文，别的孩子至多读十几遍也就背出了；可我无论怎样苦苦地读，硬是背不出；即使勉强记住，临到要用的时候，还是丢三落四地记不全。

成绩自然不妙了，记不清报告单上挂过多少“红灯”；但有一个“数据”绝对准确：我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竟创下了累计留级四次的“辉煌记录”!小学老师说我是“聪明面孔笨肚肠”，我也认定了自己是个笨孩子。

笨，渐渐成了我心灵上一道抹不掉的阴影。

但在初中二年级留了一次级以后，我的学习却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前后反差之大，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

各科成绩都上去了，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居然都达到了优秀。

语文(当时叫“国文”)成绩尤其突出，即使是班里的几名学习“尖子”、也不敢在语文学习上跟我一争高低。

知道我的留级记录的人觉得不可思议：“聪明面孔笨肚肠”的钱梦龙，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仙药，怎么一下子变聪明了?我自己却明白，这转机是怎样发生的。

原来，我从升入初中以后，忽然对课外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初读到的是一本《唐诗三百首》，尽管读得一知半解，但诗里那些花红柳绿的字眼还是把我深深吸引住了。

因为爱读，便加倍用心思去体味，还特意求父亲替我买了部《辞源》，遇到生字、典故，就请教这位沉默的老师。

后来又买到了一部《诗韵合壁》，居然无师自通地弄懂了诗韵和平仄，还能够按照诗的平仄声调来吟哦，真的品出了一点诗味。

读诗渐多，我终于悟出，凡是自己喜欢，并且思考过理解了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记住的。

就这样，我每天背几首，不到半年，就把一本《唐诗三百首》全部背下来了。

随着阅读兴趣的高深，我的阅读面也渐渐扩展了。

由唐诗而宋词，最早读到的词选是《白香词谱》；然后又读诗话、词话，对袁枚的《随园诗话》尤其喜爱；后来又扩展到读《古文观止》，读当代作家的诗文和翻译作品。

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等，都曾使我爱不释手。

我读书学陶渊明的态度，“好读书，不求甚解”，似乎不太可取；但因为心有所“好”，读得多了，有时就触类旁通，倒也常常能够领略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乐趣。

读书引起了写作的欲望。

先是学着写旧体诗，懂了平仄以后，就专写律绝。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写作的品种也多起来了，新诗、散文、杂感都写过，还试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但最爱写的还是律绝。

在发表欲的驱动下，我又和一位同样热衷于写作的同窗合办了一份壁报《爝火》，每月出一期，从撰稿到编辑、美化、出版都由两人分担，买稿笺等必需品的费用也由两人分摊。

我由于投入精力过多，以致把各门功课(国文除外)都荒废了。

我在初中二年级的那一次留级，其实不是因为“笨”，而是严重“偏科”的必然结果。

我终于痛下决心结束自己不光彩的“留级史”，在继续保持浓厚的读写兴趣的同时，分出一部分注意力来关心其他各科的学习。

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随着读写能力的提高，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本来视为畏途的数理学科，现在学起来也并不感到困难了。

我还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课前先自己阅读教材，自求理解，到听课时随时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对照、比较；无论同或不同，都问个“为什么”，细心体会。

这样，单一的听讲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思考，既把知识学活了，又学得轻轻松松，饶有趣味，成绩却大幅度地上去了。

初中毕业，我因为各科成绩都达到优秀，获得了免考直升本校高中的资格。

遗憾的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而失学了。

一年以后，上海解放，我到一所小学自荐，当了教师，不久转入中学执教初中语文，1956年起担任高中语文教师。

一个从小笨得出奇、又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教师，居然能够胜任高中的语文课，而且由于教学成绩较好，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文革”以后又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出版过两本有关语文教学的专著，发表过不少文章……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想来想去，只能归因于一点：初中阶段就已起步的广泛阅读，不但丰富了我的知识，而且使我本来很糟糕的智力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读书，正是治好我的“愚病”的灵丹仙药。

钱梦龙：我的脚下永远是起点——兼作“那一代”对“这一代”现实价值的解读2006年4月15日下午，上海嘉定影剧院——区内可容纳人数最多的场馆。

“钱梦龙先生从教55周年庆祝活动”隆重举行。

五湖四海的学生、不同年代的弟子、携手的同行，都在这一天齐聚一堂，向先生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有一位专家的贺词令记者印象深刻：“先生姓钱，却没有多少钱，作为人民教师，他选择了清贫；然而先生却精神富有，因为他一生有‘梦’，梦的左边是理想，梦的右边是追求；无论是理想还是追求，都只为肩上的一份责任——培养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

”掌声响起，对“钱梦龙”姓名的全新诠释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掌声响起，也把记者的思绪带回到与先生促膝长谈的那个春日——先生印象：淡泊与钟情现实价值：名师之名在于甘于寂寞后的水到渠成听钱梦龙先生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犹如聆听传奇故事：一个从小学到初二，创下过累计留级四次纪录的“差生”却在初二之后，学习成绩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一个被老师们定性为“聪明面孔笨肚肠”的孩子，却因为一本字典改变了人生轨迹，毕业时的评语变成了“该生天资聪颖”！在钱先生看来，这一切的变化都归因于一位叫武钟英的国语老师对他的指引和鼓励。

凭着武老师给的一本《王云五小字典》，初二时的钱梦龙开始向自己的“笨”发起挑战。

从读《唐诗三百首》起步，扩展到读《古文观止》，读《随园全集》，读《诗韵合璧》，读鲁迅、雪莱、林纾，钱梦龙的国文成绩因此而扶摇直上。

他还“发明”了有效的自学方法，即在教师开讲新课前，先自己消化课文，到听课时就把自己的理解和教师的讲解互相印证、比较，并细细揣摩教师讲课文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学法不仅让钱梦龙的阅读范围和读写能力比一般同学胜出一筹，而且形成了他在文科学习上的个性风格。

现在看来，钱先生毕生的教学实践，都和他初中时的这段自学经历有关。

1952年钱梦龙初中毕业后，又一个传奇发生了：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大孩子”竟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中学讲台，成为一名语文教师。

面对学生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他也曾困惑过：要怎样教，才不致误人子弟呢？像所有初登讲台的年轻人一样，他试图从自己的几位中学国文老师那里寻找榜样。

但考虑再三，又觉得自己实在无法仿效。

老师们大多是饱学之士，教的都是文言文，因此教学上可以充分发挥“讲书”的优势，旁征博引，说古论今，一篇短短的课文能连讲好几节课。

相比之下，自己肚子里那一点点“库存”，显得多么寒碜。

再说，现在教的大多是语体文，可讲的地方不多——“我教语文，一开始就不走‘讲书’的老路”，钱先生认定，根据自己学习的经验，可供选择的策略只有一种，那就是鼓励学生“自己学习”。

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方向实在是一次无可奈何的‘创新’，一次无知无畏的选择，而绝非有什么‘超前意识’。

”这种直觉性的认识，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对于钱先生来说却意义深远，这意味着钱先生的教学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那种把学生当作“知识容器”，“填鸭注入”的教学模式，而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自学能力。

三年之后，钱先生发表了此生第一篇教育论文《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常规》。

文中尖锐地提出，如果学生一旦离开他的老师在学习上就寸步难行，那肯定是因为老师没有教会他怎样“自己学”，这样的老师不能算真正称职的老师。

钱先生从自学经历中悟出的这条朴素的真理，从此成为指导他55年语文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本理念。

有了这样的理念，钱先生每备一篇课文，总要先反复阅读，细细揣摩，直到认为确实已经读出了味儿，有了个人的心得，才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

在钱先生看来，语文课上的“教”，无非就是教会学生读文章，因此，语文教师首先要自己学会读文章，然后把自己读文章的思路和方法“教给”学生，并指导学生在“读”的过程中逐步摸到门径。

如果教师在指导时还能注意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兴趣，多下些启发、引导的功夫，让学生不时品尝到有所领悟和收获的快乐，那就是教学的理想境界了。

所以，在钱先生的课堂上，有教师必要的讲授，也有学生默默的读书；有教师提问学生，也有学生提问教师；有七嘴八舌的热烈争辩，也有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

这种独创的教学法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遗憾的是，1957年，27岁的钱梦龙怀着“帮助党整风”的满腔热忱坦率建言，却因此戴上一顶“右派”的“桂冠”离开了讲台，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三年半。

1961年回到学校，只教了五年书，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又来了，钱先生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又让先生珍贵的语文教学记事本上留下了一片空白。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政治阴霾，人们才开始强烈地感受到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充分发挥语文的基础作用的迫切性。

钱先生说，此时复出的他依旧沿着自己的“老路”进行着“闭门造车”式的探究。

那时县里常举行语文观摩教学，钱先生多次被指定为青年教师开课。

为便于青年教师更好地掌握自己这种着眼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法的“操作要领”，他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些基本概念或课式，让“指导学生自学”这一主导思想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结果就是“基本式教学法”的提出。

所谓“基本式”，指的是：自读式、教读式、作业式。

其中“自读”和“教读”是两个支柱性概念。

当时钱先生的想法挺简单：学生在语文课上的主要自学方式是“读”文章，既曰“自读”，就应该鼓励学生自求理解，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完成对课文的认识过程；既曰“教读”，就应该多启发，少灌输，教给学生读书之法，而不是“奉送”现成的结论。

“作业式”则是在学生对课文的认识过程基本完成以后的一次“再实践”，以达到巩固知识或实现知识迁移的目的。

1979年的一次机遇，把“摘帽右派”钱梦龙的名字和“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联系在一起。

那年上海市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在他任职的嘉定二中举行，钱先生采用“基本式教学法”执教的《愚公移山》让人耳目一新；不久在另一场现场会中，先生以《观巴黎油画记》一课的教学再获好评。

时值上海评选特级教师，因两堂课崭露头角的钱先生竟毫无悬念地成为上海市首批五位语文特级教师之一。

“命运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评上特级教师是对我独创的教学方式的认可，其意义相当于漫漫求索之路上的里程碑。

”年逾古稀的钱先生，对当年这段经历仍深有感触。

那以后，钱先生继续琢磨着两个问题：基本式教学法有利于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根本原理是什么？这种教学模式优于“讲书”的深层原因在哪里？为了寻找答案，钱先生在两个条件相当的班级里着手进行比较实验。

经过反复对比，答案若隐若现。

此时，他来到浙江金华市借班教学《故乡》。

当他完成备课，合上双眼，将第二天的课堂情景在脑海中预映的时候，突然，“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这三句话“蹦”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