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

钱梦龙
我这个人，智商一般；虽然不聪明，大概也不算太笨。

可是我小时候却笨得出奇，现在想起来还会脸红。

一般的笨孩子读书还能死记硬背，我却连死记硬背都不会。

短短的一篇课文，别的孩子至多读十几遍也就背出了；可我无论怎样苦苦地读，硬是背不出；即使勉强记住，临到要用的时候，还是丢三落四地记不全。

成绩自然不妙了，记不清报告单上挂过多少“红灯”；但有一个“数据”绝对准确：我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竟创下了累计留级四次的“辉煌记录”!小学老师说我是“聪明面孔笨肚肠”，我也认定了自己是个笨孩子。

笨，渐渐成了我心灵上一道抹不掉的阴影。

但在初中二年级留了一次级以后，我的学习却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前后反差之大，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

各科成绩都上去了，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居然都达到了优秀。

语文(当时叫“国文”)成绩尤其突出，即使是班里的几名学习“尖子”、也不敢在语文学习上跟我一争高低。

知道我的留级记录的人觉得不可思议：“聪明面孔笨肚肠”的钱梦龙，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仙药，怎么一下子变聪明了?
我自己却明白，这转机是怎样发生的。

原来，我从升入初中以后，忽然对课外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初读到的是一本《唐诗三百首》，尽管读得一知半解，但诗里那些花红柳绿的字眼还是把我深深吸引住了。

因为爱读，便加倍用心思去体味，还特意求父亲替我买了部《辞源》，遇到生字、典故，就请教这位沉默的老师。

后来又买到了一部《诗韵合壁》，居然无师自通地弄
懂了诗韵和平仄，还能够按照诗的平仄声调来吟哦，真的品出了一点诗味。

读诗渐多，我终于悟出，凡是自己喜欢，并且思考过理解了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记住的。

就这样，我每天背几首，不到半年，就把一本《唐诗三百首》全部背下来了。

随着阅读兴趣的高深，我的阅读面也渐渐扩展了。

由唐诗而宋词，最早读到的词选是《白香词谱》；然后又读诗话、词话，对袁枚的《随园诗话》尤其喜爱；后来又扩展到读《古文观止》，读当代作家的诗文和翻译作品。

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等，都曾使我爱不释手。

我读书学陶渊明的态度，“好读书，不求甚解”，似乎不太可取；但因为心有所“好”，读得多了，有时就触类旁通，倒也常常能够领略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乐趣。

读书引起了写作的欲望。

先是学着写旧体诗，懂了平仄以后，就专写律绝。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写作的品种也多起来了，新诗、散文、杂感都写过，还试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但最爱写的还是律绝。

在发表欲的驱动下，我又和一位同样热衷于写作的同窗合办了一份壁报《爝火》，每月出一期，从撰稿到编辑、美化、出版都由两人分担，买稿笺等必需品的费用也由两人分摊。

我由于投入精力过多，以致把各门功课(国文除外)都荒废了。

我在初中二年级的那一次留级，其实不是因为“笨”，而是严重“偏科”的必然结果。

我终于痛下决心结束自己不光彩的“留级史”，在继续保持浓厚的读写兴趣的同时，分出一部分注意力来关心其他各科的学习。

这时
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随着读写能力的提高，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本来视为畏途的数理学科，现在学起来也并不感到困难了。

我还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课前先自己阅读教材，自求理解，到听课时随时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对照、比较；无论同或不同，都问个“为什么”，细心体会。

这样，单一的听讲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思考，既把知识学活了，又学得轻轻松松，饶有趣味，成绩却大幅度地上去了。

初中毕业，我因为各科成绩都达到优秀，获得了免考直升本校高中的资格。

遗憾的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而失学了。

一年以后，上海解放，我到一所小学自荐，当了教师，不久转入中学执教初中语文，1956年起担任高中语文教师。

一个从小笨得出奇、又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教师，居然能够胜任高中的语文课，而且由于教学成绩较好，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文革”以后又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出版过两本有关语文教学的专著，发表过不少文章……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想来想去，只能归因于一点：初中阶段就已起步的广泛阅读，不但丰富了我的知识，而且使我本来很糟糕的智力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读书，正是治好我的“愚病”的灵丹仙药。

钱梦龙：我的脚下永远是起点
——兼作“那一代”对“这一代”现实价值的解读
2006年4月15日下午，上海嘉定影剧院——区内可容纳人数最多
的场馆。

“钱梦龙先生从教55周年庆祝活动”隆重举行。

五湖四海的学生、不同年代的弟子、携手的同行，都在这一天齐聚一堂，向先生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有一位专家的贺词令记者印象深刻：“先生姓钱，却没有多少钱，作为人民教师，他选择了清贫；然而先生却精神富有，因为他一生有‘梦’，梦的左边是理想，梦的右边是追求；无论是理想还是追求，都只为肩上的一份责任——培养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

”掌声响起，对“钱梦龙”姓名的全新诠释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掌声响起，也把记者的思绪带回到与先生促膝长谈的那个春日——
先生印象：淡泊与钟情
现实价值：名师之名在于甘于寂寞后的水到渠成
听钱梦龙先生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犹如聆听传奇故事：一个从小学到初二，创下过累计留级四次纪录的“差生”却在初二之后，学习成绩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一个被老师们定性为“聪明面孔笨肚肠”的孩子，却因为一本字典改变了人生轨迹，毕业时的评语变成了“该生天资聪颖”！
在钱先生看来，这一切的变化都归因于一位叫武钟英的国语老师对他的指引和鼓励。

凭着武老师给的一本《王云五小字典》，初二时的钱梦龙开始向自己的“笨”发起挑战。

从读《唐诗三百首》起步，扩展到读《古文观止》，读《随园全集》，读《诗韵合璧》，读鲁迅、雪莱、林纾，钱梦龙的国文成绩因此而扶摇直上。

他还“发明”了有效的自
学方法，即在教师开讲新课前，先自己消化课文，到听课时就把自己的理解和教师的讲解互相印证、比较，并细细揣摩教师讲课文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学法不仅让钱梦龙的阅读范围和读写能力比一般同学胜出一筹，而且形成了他在文科学习上的个性风格。

现在看来，钱先生毕生的教学实践，都和他初中时的这段自学经历有关。

1952年钱梦龙初中毕业后，又一个传奇发生了：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大孩子”竟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中学讲台，成为一名语文教师。

面对学生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他也曾困惑过：要怎样教，才不致误人子弟呢？像所有初登讲台的年轻人一样，他试图从自己的几位中学国文老师那里寻找榜样。

但考虑再三，又觉得自己实在无法仿效。

老师们大多是饱学之士，教的都是文言文，因此教学上可以充分发挥“讲书”的优势，旁征博引，说古论今，一篇短短的课文能连讲好几节课。

相比之下，自己肚子里那一点点“库存”，显得多么寒碜。

再说，现在教的大多是语体文，可讲的地方不多——“我教语文，一开始就不走‘讲书’的老路”，钱先生认定，根据自己学习的经验，可供选择的策略只有一种，那就是鼓励学生“自己学习”。

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方向实在是一次无可奈何的‘创新’，一次无知无畏的选择，而绝非有什么‘超前意识’。

”
这种直觉性的认识，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对于钱先生来说却意义深远，这意味着钱先生的教学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那种把学生当作“知识容器”，“填鸭注入”的教学模式，而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
神和自学能力。

三年之后，钱先生发表了此生第一篇教育论文《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常规》。

文中尖锐地提出，如果学生一旦离开他的老师在学习上就寸步难行，那肯定是因为老师没有教会他怎样“自己学”，这样的老师不能算真正称职的老师。

钱先生从自学经历中悟出的这条朴素的真理，从此成为指导他55年语文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本理念。

有了这样的理念，钱先生每备一篇课文，总要先反复阅读，细细揣摩，直到认为确实已经读出了味儿，有了个人的心得，才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

在钱先生看来，语文课上的“教”，无非就是教会学生读文章，因此，语文教师首先要自己学会读文章，然后把自己读文章的思路和方法“教给”学生，并指导学生在“读”的过程中逐步摸到门径。

如果教师在指导时还能注意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兴趣，多下些启发、引导的功夫，让学生不时品尝到有所领悟和收获的快乐，那就是教学的理想境界了。

所以，在钱先生的课堂上，有教师必要的讲授，也有学生默默的读书；有教师提问学生，也有学生提问教师；有七嘴八舌的热烈争辩，也有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

这种独创的教学法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遗憾的是，1957年，27岁的钱梦龙怀着“帮助党整风”的满腔热忱坦率建言，却因此戴上一顶“右派”的“桂冠”离开了讲台，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三年半。

1961年回到学校，只教了五年书，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又来了，钱先生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又让先生珍贵的语文教学记事本上留下了一片空白。

直到20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政治阴霾，人们才开始强烈地感受到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充分发挥语文的基础作用的迫切性。

钱先生说，此时复出的他依旧沿着自己的“老路”进行着“闭门造车”式的探究。

那时县里常举行语文观摩教学，钱先生多次被指定为青年教师开课。

为便于青年教师更好地掌握自己这种着眼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法的“操作要领”，他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些基本概念或课式，让“指导学生自学”这一主导思想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结果就是“基本式教学法”的提出。

所谓“基本式”，指的是：自读式、教读式、作业式。

其中“自读”和“教读”是两个支柱性概念。

当时钱先生的想法挺简单：学生在语文课上的主要自学方式是“读”文章，既曰“自读”，就应该鼓励学生自求理解，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完成对课文的认识过程；既曰“教读”，就应该多启发，少灌输，教给学生读书之法，而不是“奉送”现成的结论。

“作业式”则是在学生对课文的认识过程基本完成以后的一次“再实践”，以达到巩固知识或实现知识迁移的目的。

1979年的一次机遇，把“摘帽右派”钱梦龙的名字和“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联系在一起。

那年上海市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在他任职的嘉定二中举行，钱先生采用“基本式教学法”执教的《愚公移山》让人耳目一新；不久在另一场现场会中，先生以《观巴黎油画记》一课的教学再获好评。

时值上海评选特级教师，因两堂课崭露头角的钱先生竟毫无悬念地成为上海市首批五位语文特级教师之一。

“命运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评上特级教师是对我独创的教学方式的认可，其意
义相当于漫漫求索之路上的里程碑。

”年逾古稀的钱先生，对当年这段经历仍深有感触。

那以后，钱先生继续琢磨着两个问题：基本式教学法有利于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根本原理是什么？这种教学模式优于“讲书”的深层原因在哪里？为了寻找答案，钱先生在两个条件相当的班级里着手进行比较实验。

经过反复对比，答案若隐若现。

此时，他来到浙江金华市借班教学《故乡》。

当他完成备课，合上双眼，将第二天的课堂情景在脑海中预映的时候，突然，“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这三句话“蹦”了出来。

那种顿悟后的快感让先生欣喜不已。

1983年，一个完整的语文阅读教学系统终于显现出清晰的轮廓：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为理论基础，以“基本式”为课堂教学模式，两者辨证统一于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之中。

因为这种教学法强调教师的指导和学生阅读实践的统一，所以钱先生将它命名为“语文导读法”。

有人说机遇特别垂青于钱先生，非也。

他信奉一句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他就为“要成为最一流的教师”而“时刻准备着”了。

也有人提出先生的经历不可“复制”，现在谁会允许一个初中毕业生当教师，更何况是特级教师？这话不错，然而除去这一独特的“学历”之外，早年失学、错划右派、住过“羊圈”、蹲过“牛棚”，人生的挫折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但他向苦难要财富，在1957年至1976年困顿屈辱的日子里，只要一走上讲台，先生便激情澎湃，痴心不改地在求索之路上
寻觅着教书育人的真经。

先生对名利和成果那样淡泊，对课堂和讲台却如此钟情，让记者动容：只有甘于寂寞、对肩负的“大任”有真正自觉的人，才能历经磨难而终成“正果”。

先生印象：执著与宽容
现实价值：名师之名在于坚持不懈中的兼容并包
早在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的谭惟翰教授就对钱先生作出评价：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是个“不安于现状”的语文教师，他不会仅满足于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

从教55周年庆祝会上，另一位语文特级教师陈钟梁如此感言：钱梦龙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书法、绘画、诗词集于一身，他当语文教师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钱先生自己却慨叹：我唱着“心头自有春无限，扑面何妨料峭风”，我唱着“镜中白发三千丈，眼底红英十万枝”，一路磕磕绊绊却又踏踏实实地走到了春光明媚的今天。

这都是因为我钟爱的语文教学。

他告诫自己，“我是一个精神上的长途跋涉者，我的脚下永远是起点。

”
尽管1993年钱先生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他依旧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语文教育的今天和明天。

1998年，语文教学圈外人发动了一场批判式的“口水大战”。

从那些过激的言辞中，钱先生确实看到了在应试体制下语文教学的种种弊病——大量刻板的字、词、句操练，扼杀了
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把当代青少年培养成了只会按标准答案做题的“考试机器”。

遗憾的是，这场大讨论并没有在语文教育圈内造成真正的震撼。

随后，语文“新课标”的制订，无疑是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钱先生把它视为对1998年批判的积极呼应。

“新课标”提出了不少新理念：语文素养、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平等对话、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等等，这些都将对一线的语文教学，起到导向作用。

长期以来，钱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他习惯于从一线角度理性看待一切新理念，而几十年教学潮涨潮落的“历史经验”又使先生不能不用更冷静的头脑思考改革中的新热点。

为此，有人责怪先生对新课程缺乏热情，他承认自己的确缺少那种一看到“新课标”就振臂高呼的狂热，在他看来，“新课标”毕竟还是一个“实验本”，它本身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即使以后成为“正式本”，从语文课程建设的整个过程看，它也并非发展的“终点”。

因此，钱先生的态度很鲜明：应试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必须改革，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但在实施“新课标”的过程中应该再多一些理性的思考，尽可能减少矫枉过正的偏差。

有人问：吹皱了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先生回答：因为我的跋涉没有终点。

近年来，钱梦龙先生行走于各地讲学，呼吁回归语文教学的本体，寻找丢失的教学之“魂”。

他认为当前有一种把“语文素养”概念泛化
的现象，他明确指出：“语文素养”就是“语文的素养”，它包括必要的语文知识，一定的语文能力，对民族语的深厚感情和正确态度，健康的文学欣赏趣味和较宽的文化视野。

其中，语文能力是核心。

而在“听、说、读、写”四种基本能力中，“读”又是基础。

他强调，语文素养概念的泛化，可能导致操作的偏差。

只要我们能“唤醒”学生读书的欲望，使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书香满身的人，他的语文素养还会不高吗？
为使自己的观点更明了，先生引用了叶圣陶曾说过的一句话：“教，是为了不教。

”继而进一步引用叶老致语文教师的书信中的一段话作为诠释：语文老师不是只给学生讲书的，语文老师是引导学生看书、读书的。

一篇文章，学生也能粗略地看懂，可深奥些的地方，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他们就未必能够领会。

老师必须在这些场合给学生指点一下。

只要三言两语，不要啰里啰嗦，能使他们开窍就行了。

老师经常这样做，学生看书、读书的能力自然会提高。

他认为，语文教师真正的作用就在于此。

据说先生提出的“教师为主导”的观点也曾受到一些同行的质疑和批评。

对此，钱先生认为，现在确实有一股消解教师作用的思潮，而且它正在作为一种“最先进”的教育理念为一些语文老师所津津乐道。

这些激进的老师不知道，即使是后现代主义，也并不否定教师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课程的代表人物威廉姆•多尔就把教师的作用界定为“平等中的首席”，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师生关系，“平等”是前提，但教师是“首席”，那就意味着“平等”中的不“相等”。

钱先生相信，世界上只要有教育存在，只
要有教师和学生这两种不同的角色存在，师生间这种“平等”而“不相等”的关系就不会改变。

钱先生进一步阐释：当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教师也应该向学生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两回事，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陶行知先生说得好：“要做孩子的先生，先要做孩子的学生。

”先生向孩子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做孩子的先生，而不是放弃先生的作用。

2004年，《教师之友》杂志以“那一代”为题刊登了对三位在语文学界久负盛名的名师的批判文章，矛头直指名师“流派”所产生的思想背景。

钱梦龙就是这三位之一。

《钱梦龙：方格之内的圆融》一文列举了先生在教育教学上的种种“缺陷”，指责其“深钻巧挖，缝缝补补”式的教学技巧，对解决日益显露的教育根本问题难以奏效。

网上的评论铺天盖地而来，钱先生则保持着一贯的儒雅，并笑而作答“我倒挺欣赏文章的标题，如果再让我提个建议的话，希望那位作者可以在‘大胆假设’之后，再下一点‘小心求证’的功夫。

”
此番专访，钱先生还特别提出“我追求的正是方格之内的圆融”。

他说，“方格”是应试体制对教育的束缚和限制，这是每个教师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无法回避；“圆融”则是破除偏执，实现圆满融通之意。

尽管我们始终处于“方格”之内，许多教师因此而违心地教着自己并不愿教也不屑教的东西，但是我们拥有力量，遵循教育规律，就能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圆满融通”地实现每个学生健康而富有个性的成长。

就是“那一代”名师海纳百川的胸襟，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坚守的理想，钱先生的跋涉从不觉孤独，伴随着这份执著，他宽容着一切与之对立的争论。

在他看来，争论不是坏事，争论越上层次，思想的激荡越强烈，观点也就会越发明朗。

先生印象：时尚与传统
现实价值：名师之名在于秉承创新间的独立思辨
这里是地处上海近郊嘉定城区的一所民办学校，走过喧闹的街市，你可以在这里寻到一份安宁，嗅到一缕书香。

担任民办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已经四年了，虽然学校由一套年轻的领导班子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各项工作，可只要钱先生一到，老师和学生都会围拢来一起探讨，相互切磋，他们从没感觉到校长的“年迈”，相反越来越钦佩先生惯有的“时尚”。

钱先生从不拒绝时尚，这大概与先生的乐观豁达相关。

早在文革蹲“羊棚”时，他便给那间四壁无窗、臭气熏人的茅草房取名为“黑适小屋”，并在这样的“黑洞”里津津有味地捧读诗书。

眼前，他的校长室毫不奢华，但满目的书和植物，以及四壁的诗画摄影，将一位老人生活的情趣和对生命的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钱先生70岁开始学电脑，从此对它便“疼爱有加”。

几十万字的书稿、犀利的评论、每月的行程安排，甚至那些仅仅停留在思想表层的片段，都可以在这里面归类储存。

不仅如此，先生还学会了上网查找资料、发Email与人沟通、用QQ即时切磋交谈……从稿纸上的笔耕到键盘上的驰骋，先生思维的天空更宽广了。

说话间，先生的手机响起悦耳
的铃音，他笑着告诉记者：“是短信来了。

”随即，熟练的拇指运动作出及时回复。

与对时尚保持敏锐相对立，先生也是一位对传统的“顽固”坚守者。

在他看来，有些不破的真理、不逝的经典以及不褪的本色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被淘汰的。

在潮流与传统之间，在秉承与创新之间，什么该接受，什么该坚守，全在于自己是否还保持着独立的思辨和清醒。

“有些时候依然需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立场。

”钱先生说这话的时候脸色略显凝重。

记者感觉到，钱先生还是在为当前语文教学的“失魂落魄”症而担忧。

在新课程实施后的很多展示课上，钱先生看到了这样一种倾向：执教教师为了张扬“人文性”，增大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加之又有“现代化武器”在手，于是语文课完全变成了“多媒体操作课”，快餐式的“读图”几乎取代了“读文”的训练，天马行空式的宏大叙事正在吞噬着实实在在的读写听说。

令人眼花缭乱的图像展示，再配以五花八门的背景音乐，真是很热闹，可一堂课教下来，学生读课文依然结结巴巴。

让钱先生忧虑的是，在不少教师的心目中，或许只有这样的课才是新课程精神的体现，殊不知这恰是对课程改革的极大误解。

语文教学中盲目追风、为求新而求新的现象似乎超过了其他学科，这也使本来已十分惶惑的语文教师更加手足无措——“语文课怎么越上越不会上了？”钱先生认为，这就不能不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中小学究竟为什么要设置语文课？
纵观古今中外的教育，无论体制存在怎样的差异，都把对下一代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