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

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

内容提要：本文以冀东地区诸县为对象，分别从祖先崇拜、宗教意识、灵物信仰和迷信风俗几个方面切入，对近代这一区域城乡民间信仰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分析，并试图以此揭示华北区域城乡民间信仰的变动场景与时代发展间的相互关系。本文以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冀东城乡的民间信仰出现了在传统与现代性间不可逆转的变化，呈现出神人合一、实用心态、多神崇拜、信仰式微等若干基本特征。冀东城乡在各个方面与华北诸省具有地理、文化等诸方面的密切关联，因此冀东城乡民间信仰上所表现出的变化与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变动的一个缩影。

导言

民间信仰具有原始性、程式化、继承性和时代性等特点，是了解民俗文化的最佳切入点。民间信仰，是从人类原始思维的原始信仰中传承、变异而来的，是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主要有祖先崇拜、宗教活动、灵物信仰以及占卜、相面、堪舆等内容。在华北区域里，“一个繁盛农村之另一象征是村内建有相当美好的庙。庙内负责打扫清洁，按节日有香火”，近代冀东城乡就是如此，广泛流传着的崇拜祖先、信仰神灵以及各种迷信风俗中，多神性与实用性的特点十分明显，“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祀”这些构成了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这一地区乡土文化和民众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以唐山为中心城市的冀东地区，近代行政辖区划分，一般是在北依长城、南达天津、西到北京（北平）、东临山海关的范围内，既有山区又有平原，是华北与东北区域连接的必由之路。清代以来，由于邻近京畿与地处交通要道，冀东城乡是近代中国社会相对安定的地区之一，民间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开滦煤矿建立、津榆铁路开通、秦皇岛港开埠，近代化工业强行进入冀东城乡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体系。民国之后，由于地处“闯关东”的陆地咽喉，冀东地区首当其冲，人口流动较大，经商意识相对较强，所有这些变化，对冀东民众心态的影响深刻而又复杂。当然，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冀东沿北宁铁路一线的城乡，山区则相对保守与安定，自然地理的特征，导致冀东地区出现了人文地理上的差异，这一特征，在近代华北区域具有较为明显的典型性。显然，了解近代冀东城乡民俗文化的演变，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华北区域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具有知微知彰的学术典型性。笔者认为，这种考察更接近历史本相，而不应盲目夸大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在文化层面变动的幅度。

稳固普及的祖先崇拜

在冀东区域的城乡社会中，基于宗法制度的血缘亲情，仍是维系家庭、宗族、村落社会的基础，由此建立起来的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人际网络，包容了全部城镇与乡村社区的所有角落。置身于这种人际网络中的每一个人，父母与子女间、家族成员间均有着生物性的血缘关联，村落社会的成员因辈份不同相互间有着或远或近的泛血缘关系。因此，在冀东人眼中，无论是生人或故人，他们都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整体，人生的苦楚不应让某一成员独立承担，而人生的甘美也应由大家共享。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冀东人也认为，祖先的功德是繁衍了子孙，没有祖先也就没有后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即使祖先仙逝，其灵魂仍与大家同在，他（她）应该受到特别的崇拜和尊敬。享福之人是在收获自己或前世清白人生的成果，而身处逆境则是在为自己或祖先前世的恶孽赎罪。因此，祖先在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念中被奉为神明，就延续性、规模、方式等方面而言，祖先崇拜堪称中国的“国教”。

冀东诸县县志、当时与现在的调查均证明，近代时代冀东农村的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供奉着其祖先的牌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定期的祭祀，也使家庭具有了信仰与祭祀的功能。昌黎县“士大夫家建立祠堂，春秋祭祀，备羊豕、酒醴，阖族长幼咸集，礼毕则皆醉饱而归。其士庶之家无祠者，则于堂室中设龛，以安木主。若村氓辈，惟岁杪裁红笺，书某门宗亲神位。生辰、忌日，俱设供以祭”。蓟县的“士大夫家，于祖宗神主前每日早晚必焚香，表尊敬，志不忘也”，也算是极致了。在冀东诸县，一个人可以不信其它神灵，不设任何神祗的牌位，但他一定会设祖先牌位，富裕人家有的还在

村中建造家庙以供祭祀。县城中的冀东人，不少人家由于居住条件限制，不能长年专设祖宗牌位，但逢年过节都把祖宗牌位请出来祭拜。资料表明，冀东地区祖先崇拜的模式，与华北其他地区的祖先崇拜如出一辙。

••••冀东人对于祖先崇拜的理解也是别有意趣的。其一，生人所有的苦痛与幸福源于祖先。一个人在仕途、学业、经商诸方面的成就，均为祖先之灵的荫庇；反过来，他的成就也为其祖宗增光添彩。其二，已故先人仍然具有与生人同样的欲求。为了使先人庇护生人，生人就得尽义务和责任供奉祖先。根据能力，农民们在忌日要为先人提供与实物大小相近的用纸、麦秸等物制成的衣物、家具、牲畜和佣人，以便其在另一个世界安家落户。其三，先人和生前一样一如既往地帮助阳间亲属。生人的生活可因祖先在阴间的某种努力有所改善；祖先在阴间的福祸，也会因阳间后代的世俗言行而增减。

••••上述认识在冀东城乡相当盛行。它表明，冀东人与祖先的关系与阳间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一般，他们像对待在世亲人一样对于先人。相比之下，冀东人对其他神灵的态度则要疏远得多，他们在灾难临头时马上会向传说可提供援手的神灵祈祷，献上供奉并举行祭祀，祖先之灵此时却少受祭拜，因为冀东人眼中的祖先之灵无需恳求，如能帮助阳间后人，他们定会尽力，这种亲情是无需祈祷或物质回报的。

••••冀东人对待诸神的态度完全不同。大多数人对于祖先只有个人感情的投入，而对其他神祗则是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春节的鞭炮和团圆饭，只是这个全年最重要节日的表象，其本质意义不仅是于现世生人的全家团圆，也包括生人与先人的团圆。在冀东诸县，从农历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祖先的牌位每天都要祭祀，正月十五也要祭祀。这段时间内，每次饭前都要在祖先牌位前摆上饭菜、碗筷。正月初一、初五还要供上三碗饺子。这种与祖先象征性的团聚，在清明节还要重复一次。届时，所有家庭成员要为先人扫墓，擦洗墓碑，供奉食品，焚香叩头；有人将部分食品留在墓前，有人则在墓前与祖先共进野餐，而在祭祀其他诸神时一般不会出现人与神分享食物的作法。同样，农历七月十五，顺义县的人们一般都要“设麻谷于堂，荐时食祭祖先，亦有至坟前，如清明礼稍杀”。昌黎县的人们“至于清明节，七月中元（俗称“麻谷节”），十月朔，皆祭于墓侧。此则昌邑之俗所同然者也”。

••••和以血缘关系划分传统乡土社会关系一样，冀东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把神灵世界加以区别。祖先之灵是迥异于其它诸神的最重要神祗。对多数人来说，有祖先的庇护是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而最值得同情的是生前不认父母亲戚、死后无人祭祀的人，其亡灵会变成荒野游魂，就像阳间无亲无故、背井离乡的流浪者一样。冀东诸县的厉坛，就是专门用来安慰无人祭拜的亡灵，以使他们有所依靠而不为害一方。

••••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原则也渗透到了祖先崇拜的意识中。冀东人认为，靠祖先的荫庇可以得到阳世的富足；而祖先之灵也希望获得祭祀，以免荒野游魂之忧。对祖先的崇拜，不仅涉及到了一个家庭、家族的利益，其基本原则已经深深植入了冀东乡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冀东人认为，移动某家祖坟可导致其家族的败落，名人的出现则和其始祖的善行及当地风水密不可分。由此可见，祖先崇拜在冀东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尽管这一时期冀东在经济结构上开始有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变革；人口的变迁也导致一些地方祖先崇拜的相对衰落；一些受到新式教育的人，对祖先崇拜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但整体而言，冀东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祖先崇拜意识依然稳固。这种观念上的固化，是考察近代冀东城乡社会变动所必须要注意到的。

中西并存的宗教实态

••••在人际关系网络强调包容而非排斥、倾向分享而不是独占的中国社会，儒学精神因政治倡导而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之中，人们的实用心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宗教的认知态度，诸神何出并不重要，为我所用才是人们宗教崇拜的根本出发点。长期以来，多神信仰是最适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世界的。近代时期的冀东城乡自然概莫能外。

••••近代冀东城乡究竟有多少庙宇，目前不得而知。光绪年间，遵化即有大小神庙233座，有专门寺名的庙宇85座。其他的县份也有相当的规模。因此估计冀东地区各县的庙宇总数约在2000-3000座之间。清末之后，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基督教开始在冀东城乡渐渐站稳脚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