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未来三年的发展趋势展望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经历了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存贷款规模高速增长，盈利能力大幅跃升，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

但是，我国银行业已经处于黄金发展时期的拐点，未来3年内将开始进入到稳步发展期，存贷款整体高速发展将成往事，过高的资本消耗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将开始体现其竞争优势。

一、负债难度加大，信贷投放进入收缩期
（一）存款负债难度加大
2004-2010年存款增速和波动幅度都较大，整体增速保持在16-29%区间内；2011-2013年存款增速将会放缓，增速可能落在14.5-18.5%区间内，负债难度加大，存款立行理念或久别多年后在一些银行中重回管理层视野。

一是2010年监管当局时隔多年后又重祭贷存比调控工具，接下来几年持续运用概率较大。

目前，多家股份制银行都徘徊在监管当局设定的75%红线附近，制约了其放贷能力，因而，接下来各家银行特别是股份制银行对存款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负债难度将会加大。

二是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我国都将处于通胀压力下，紧缩货币将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取向，M2增速将由接近30%大幅回落至14-17%，由此，企业派生存款增速将显著回落。

三是虽然在通胀压力下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但加息幅度很难抹平实际上的负利率，加上理财意识的不断增强，居民将会倾向于把财富转换为存款之外的其它形式，使储蓄存款负债难度进一步加大。

从结构上看，企业存款占比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1]，波动幅度缩窄，而储蓄存款占比也将继续延续其缓慢下降的趋势，具体见图1；企业存款定活比将保持稳定，而储蓄存款定活比与通胀的相关性更为明显，活期占比将有所提高。

图1 2004-2013年我国储蓄存款余额、增速及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二）信贷投放进入收缩期
近两年，我国信贷急速扩张，增速分别高达33%和20%，2011-2013年贷款增速将会显著放缓，增速可能落在14-17%区间内，具体如图2所示。

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未来3年我国信贷政策调控将进入信贷收缩期。

中国信贷政策体现了很强的逆经济周期性，如图3所示，以信贷增量/GDP增量来衡量，2000年以来，我国的信贷分为三个周期：2001-2003年为扩张周期；2004-2008年为收缩期；
2009-2010为扩张周期；2011-2013年将进入到信贷收缩期。

二是随着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将会进入快速发展周期，比例会有所提高，从而挤压间接融资的空间。

如图4所示，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呈现明显的互相挤压关系，2003-2007年当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相对较快时，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呈趋势性下降；2008-2010年当资本市场处于调整阶段时，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呈趋势性上升；接下来几年预计债券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银行信贷也将进入到缓慢增长阶段。

三是在一系列自身内在约束下，银行信贷扩张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

虽然各家银行都进行了再融资，但多家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并未明显超出现有的监管要求；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大多徘徊在75%的监管红线附近；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表外资产的监管，银行通过表外向企业的融资难以达到近两年水平；并且目前银行票据融资存量处于历史低位，通过压缩票据融资来“腾笼换鸟”空间已经十分狭小。

信贷业务结构上，居民户贷款占比上升和企业、机构等非居民户贷款占比下降的趋势（如图5所示）将得到延续，但上升和下降的速度将放缓（如图2所示）。

这主要是由于未来几年内，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投资增速下滑幅度有限，企业和机构等非居民户信贷增速下降也相对缓和；居民贷款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非常明显，未来1-2年在高房价压力下，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直持续是大概率事件，但考虑到刚性需求以及短期经营性贷款和消费贷款的可能快速增长，居民户信贷增速虽显著下降，但仍将高于非居民户信贷增速。

信贷期限结构上，由于按揭贷款占比的继续提升，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的趋势[2]将会延续，但由于按揭贷款增速下降，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趋势也会有所钝化；票据融资占比在底部徘徊后可能反弹；短期贷款占比基本保持稳定态势（如图6所示）。

二、盈利能力微幅下降，盈利结构有望改善
（一）息差提升并不能带来盈利能力的明显提高
2004-2010年，我国银行业盈利整体增长较快，除去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其它年份净利润增速基本都保持在28%以上，2007年曾高达到60%。

未来3年我国银行业依然是盈利比较稳定的行业之一，但行业增速难以达到2006-2008年的高增长水平，总体回落至12-20%区间。

影响银行盈利水平变化的有息差水平、规模增长、非息收入、成本收入比和信贷成本等多种因子[3]，在利息收入占主导的盈利模式下，规模和息差是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一方面，加息、存款活期化以及议价能力提高有利于息差提升，从而对盈利增长形成正向驱动。

经验数据表明，息差的变化与利率周期完全一致，我国已经
进入加息周期，未来3年[4]利率预计至少继续提高125基点。

信贷供求关系的变化对净息差的提升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如图7所示，由于国家信贷调控以及银行定价能力的提升，2010年我国银行业定价水平已经恢复到了2007 年的水平，接下来这一趋势将得到延续。

此外，通胀背景下，存款活期化倾向也会带来负债成本的降低。

另一方面，信贷规模以及信用成本也将对盈利增长形成负向驱动。

2009-2010年，信贷规模增长是银行业绩快速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但如前所述，未来几年我国信贷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回归常态。

更为重要的是，未来1-3年信用成本上升是大概率事件。

一是未来通过拨备下降以实现对利润的反哺不再可能，而且银监会2.5%的动态拨备要求还会对利润形成负向冲击。

由于不良率整体水平较低，中小银行在拨/贷比上面临的缺口普遍较大，一些银行拨/贷比只有 1.4%左右，如果监管要求一次性计提，将显著影响一些银行的利润。

二是房地产贷款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很可能在未来3年内部分显性化，不良额增加，进而侵蚀银行利润。

（二）盈利结构有望改善
首先，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将会提高。

主要原因为：一是通胀背景下的存款活期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存在的向上机会，都将有利于银行代理基金、理财、托管等中间业务的提速。

二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未来几年企业IPO（极有可能迎来红筹股回归）、增资扩股、债券发行等将保持活跃。

如果债券融资额（不含国债）从2010年到2013年由1万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银行投行业务收入的增速可望达到80%左右。

三是进出口国际贸易的稳步增长将拉动银行结算结汇等国际业务收入的增长。

四是银行卡发卡量继续投放，卡均收入进一步增加，银行卡相关收入也将实现较快增长。

五是名义价格水平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商业银行支付结算等“传统”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加快。

预计未来3年，我国通货膨胀率的中枢水平将会有所提升，大部分时间通胀压力都将持续存在。

假设商业银行相关业务的手续费费率不变，随着总体价格水平的由负转正，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等“传统”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速也会相应有所加快。

其次，零售业务利润占比有望提升。

主要原因为：一是多家银行在2004年左右就已经开始进行战略转型，经过五六年的投入，有望在未来几年厚积薄发开始进入收获期。

二是银行极有可能将个人房贷利率上浮。

2009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涨幅高过1倍，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现，银行承担的系统性风险较大，而房贷利率一直维持在七折或八五折水平，并没有因承担的风险加大而上调。

这
使得银行在个人房贷业务上承担的风险与所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违背风险定价原则。

随着贷款定价能力的提高，以及进行精确的利润核算，各家银行有望回归理性状态，上浮房贷利率。

再次，“量价齐升”将推高中小企业利润在对公业务利润中占比。

从量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增长的加快，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将会成长起来，其信贷需求将保持旺盛态势。

从价来看，一方面银行不断强化贷款定价能力；另一方面，相对大企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强，在贷款需求旺盛、供给受限的情况下，定价将会呈上浮趋势。

三、资本压力与日俱增，高资本消耗模式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发展延续的都是依靠风险资产规模扩张的资本消耗模式。

虽然从2004年开始，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改革并没有扭转中国银行业的“速度情结”和“规模偏好”，经营中仍然注重业务规模和机构数量的增长，追求业务规模的扩大化、机构规模的大型化和市场广度的拓展。

各家银行在规模比拼中，使得信贷扩张对资本补充的“倒逼”时有发生，资本硬约束演变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但未来3年，我国银行业面临的资本压力将是前所未有的，“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高资本消耗模式难以为继。

主要原因为：
第一，监管当局继续提高监管要求为大概率事件。

巴塞尔协议诞生以来，监管当局日益重视对银行资本的监管，使其成为吸收损失的缓冲机制，也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主要变量。

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原则上通过了巴塞尔协议III，而提高资本水平和质量是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要义。

根据巴塞尔协议III，核心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最低要求将从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比率将从4%提升至6%；此外，巴塞尔协议III还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我国银监会是加强监管的倡导者，也必将是践行者。

根据监管当局有关领导讲话，我国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要求为6%，一级资本要求为8%，系统重要性银行总体资本充足率要求最高可达15%，必要时可达16%，并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2012年底达标。

如果监管要求最终按此确定，应该说与巴塞尔协议III相比，无论是资本水平还是过渡期安排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5]。

虽然最终实施的标准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总体资本充足率要求在目前基础上提高到11.5-12.0%是非常有可能的。

即便监管要求果真如此，即便我国银行业在2010年刚经历了一轮融资潮，令人遗憾的现实是，即使未来3年信贷业务零增长，我国银行业中已经有多家银行不能达到提高后的监管要求。

如图8所示，虽然刚刚进行融资补充过资本，但14家上市银行中已经有7家总体资本充足率只能徘徊在11.0%附近或不能达到此水平。

如果考虑到 2.5%动态拨备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权重系数的变化，资本充足率在现有基础上会进一步下降。

根据粗略的测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采用差别风险权重系数会影响银行业资本充足率0.2-0.4个百分点。

如果第二类和第三类贷款的风险权重分别为110%和130%，那么银行业整体会额外消耗资本944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会下降0.2个百分点；如果第二类和第三类贷款的风险权重分别为125%和150%，那么银行业整体会额外消耗资本1900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会下降0.4个百分点。

图8 2010年14家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
资料来源：CEIC。

第二，资本内生能力不能满足新增信贷的资本索求。

虽然未来3年信贷增速将显著放缓，但即便如此仍存在较大的资本缺口。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银行业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虽然很多银行运用了经济资本工具，但并未像西方银行一样使经济资本成为经营管理的主轴，结果是资本的价值创造绩效不高，不能建立起资本补充的自我实现机制。

按照16%的年均信贷增速，至2013年，我国银行业信贷规模将达到79.1万亿元，以65%的风险资产比率和11.5%的资本充足率进行匡算，所需对应的资本将高达5.95万亿元。

而目前我国银行业资本存量总额约为3.65万亿元，按照银行业保持15%的年均盈利增速，并假设50%的分红比例，通过内生渠道能够解决1.5万亿元资本，仍存在约7600亿元的资本缺口。

如果资本充足率提高到15.0%，所需对应的资本将高达7.7万亿元，缺口将高达约2.6万亿元，具体如表1所示。

第三，进一步融资的空间非常有限。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筹集渠道日益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融资、定向增发、配股、发行次级债务、混合资本债务、可转换债务等融资渠道相继被监管当局放行并被各家银行所采用。

2005-2010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通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分别达1500亿元、3200亿元、1700亿元、600亿元、2500亿元、5400亿元。

未来几年，通过股票或债券等外源融资的空间将变得相对有限。

一是股权融资空间有限。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估值水平较低，P/B已经是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上市银行算术平均的P/B水平已经下降到1.4倍左右，部分银行的P/B水平仅有1.0-1.2倍，很多银行股价接近BVPS，具体见图9。

如果银行股持续目前的低估值，会给银行的再融资行为带来明显的影响。

因为增发价、配股价、转股价在每股净资产价格附近，再融资对BVPS没有任何增厚，对于现有股东几乎没有价值，会遭到现有股东的抵制。

另外也给商业银行的长期价值增
长带来挑战，一旦盈利增长受限或者盈利速度跟不上融资速度，过度的股本融资会降低EPS，从而给各商业银行长期估值水平带来压力。

花旗银行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曾经因为估值压力不得不动用自有资本在市场上进行股票回购。

二是债券融资空间有限。

我国监管当局已经对银行债券融资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要求扣除银行间互持的次级债券或可转换债券，压缩了债券发行的空间。

巴塞尔协议III 对二级资本的认定标准中包含没有赎回激励的条款，而我国各家银行目前发行的长期次级债券基本都带有“赎回激励”条款，不符合巴塞尔协议III的二级资本资格。

如果银监会延用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的成本将会被迫增加。

四、不良贷款难以继续“双降”，风险防范任务艰巨
（一）资产质量改善或结束，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未来3年经济的景气程度、企业的盈利能力决定了银行信用风险依然处于可控范围，但近两年过高的信贷增速以及潜在的风险点使得银行业不良余额和不良率均有可能出现小幅反弹，其中不良率可能升至2%以上，如图10所示。

主要原因为：
第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整体偿贷情况仍然存在重大隐患。

据银行业自查初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余额大约为7万多亿元，占全部贷款数据的17%，企业贷款的24%，主要银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余额及占比见图11。

融资平台贷款在未来2-3年可能迎来集中还本高峰期，对资产质量的影响很可能是慢性病。

一是借款人未来可用于还款的现金流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平台项目本身相当比例自身的现金流比较差，能够依靠项目现金流偿还本息的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占全部平台贷款余额的24%，像地铁、机场之类的项目，在竣工后的2-3年都难以有正的现金流，很多项目自身的收益率都在贷款利率之下，真实的偿还能力较低。

所谓现金流足够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高地价和土地财政的持续，受土地价格波动影响极大，而且部分土地抵押贷款尚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权证，真实的资产质量仍是让人担心的。

二是过度依赖财政性担保，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占比约50%。

截至2010年8月末，地方政府为平台贷款提供的财政性担保估值达3.6万亿元，其中有7个省的财政担保在其2009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

三是平台贷款偿还周期长，还款相对集中。

平台贷款中，八成是固定资产贷款，中长期贷款占到九成以上，其中54%的贷款期限更是在5年以上，更糟糕的是，这些贷款大多采取整借整还方式，风险集中并滞后显现。

四是机关法人性质的平台存在权属责任不清问题。

贷款项目借款主
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偿还有严重风险，例如贷款挪用和贷款做资本金，占比约26%，规模约为2万亿。

第二，房地产市场步入高风险区域，按揭贷款存在系统性风险。

我国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相关性很高，近年来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2005年以来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

目前，房地产类贷款在银行信贷业务中占比很大，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9.12万亿元，其中按揭贷款及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余额分别为6万亿元和3.12万亿元，在全部贷款余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2.96%和6.76%，总占比为19.7%。

并且上市银行的占比普遍高于行业整体水平，如图12所示，截至2010年3季度，在15家上市银行中，除华夏和南京银行外，其它银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都达到20%以上，其中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占比分别高达31.95%和31.18%。

美国等无数前车之鉴表明，房地产市场变化对金融企业影响较大，房价大幅下跌会带来地产商偿债能力的下降和住户违约率的上升。

2009年以来，我国主要城市房价涨幅较大，价格虚高、泡沫化明显，已经脱离了大部分居民的真实购买力。

未来3年内，特别是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房价很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

如果跌幅度过大，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均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

从开发贷款来看，大型房企集团多头授信风险突出，集团内互保弱化了财务稳健性；大型房企集团关联结构复杂，信息严重不透明，形成了关联风险防范的盲点；房企负债率整体较高，资金链紧张，2010年中期超过60%的房地产企业现金流为负，这些使得开发贷款的风险将居高不下。

从按揭贷款来看，很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超过15，整体上房价脱离了居民的真实购买力；很多家庭月供超过家庭收入的60%，尚未经过完整加息周期的检验；投资投机购房比例较大，真实的风险承担能力有限；违规操作使得阴阳合同大行天下，放大了居民的实际杠杆，甚至存在零首付现象，使得按揭贷款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部分行业和企业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

最近几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多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产能过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训告诉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将直接反映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

银监会在2010年中期对涉及落后产能企业的贷款风险排查表明，截至7月末，有15个行业的124家企业有5000万元以上大额贷款，涉及大额贷款余额586.9亿元，不良贷款率已达2.4%，高于大额贷款平均不良率1.4个百分点。

此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省份转移的过程中，对迁出地来说，不仅要关注迁移企业自身业已形
成的风险，而且其上下游配套企业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对迁入地来说，当地的低端产业将被挤出，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信用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
一方面，近年来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预计未来3年上升幅度虽有所放缓，但趋势将以延续（如图6所示），而同时，存款又呈现不断活期化特征，这种存、贷款期限结构的背离将使期限错配风险加大。

此外，许多银行“规模情结”根深蒂固，热衷于市场排名和份额，片面倚重时点规模考核，导致高息揽储、违规吸存的现象屡禁不止。

这种以牺牲议价能力和风险控制为代价的短期化行为，不仅使监管数据失真，而且人为扭曲资金市场供求状况，加剧银行体系内流动性的波动。

另一方面，因汇率波动导致的外币流动性紧张需要警惕。

未来几年，人民币升值趋势延续是大概率事件，由此，本外币利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企业对外币贸易融资的需求将更为旺盛，外币资金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