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赔礼道歉民事责任方式的适用 主要

关键词: 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强制性内容提要: 赔礼道歉源于道德责任，是集话语性、强制性、人身性、惩罚性于一体的责任方式。

其实质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而产生的内疚感，是“自向性行为”，法院的强制性适用不能达到赔礼道歉的目的。

赔礼道歉的内容应当作出明确解释。

在现行法律规定下，法院在判决中应当谨慎适用，更不可超出法律规定之外适用赔礼道歉。

一、问题的提出：钱可以赔，绝不道歉2006年5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庄羽诉郭敬明抄袭案”作出终审判决。

认定被告郭敬明《梦里落花知多少》作品抄袭原告《圈里圈外》一书的事实成立，由被告郭敬明和出版社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及精神损害赔偿金1万元，停止《梦里落花知多少》一书的出版发行并通过《中国青年报》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

被告如期交付了21万元的赔偿金，但却没有履行赔礼道歉的判决。

对此，原告“很在乎他是否赔礼道歉”，因为“在诉讼主张里，停止侵权是第一位的，其次是道歉，然后才是赔偿。

”可被告郭敬明于2006年6月5日在个人博客中表明：会执行法院的赔偿判决和停止销售，但“不会道歉”，“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 [1]在类似案件中，当事人也常常在媒体上声明：只要被告道歉，原告就撤诉。

然而，判决作出后，被告就是不履行赔礼道歉的判决。

[2]2006年12月13日，法院把判决书的部分内容在《中国青年报》上进行了公告， [3]视为强制执行了赔礼道歉的判决。

原告何以死死咬住“赔礼道歉”不放松，被告何以“赔钱不赔歉”?“赔礼道歉”对当事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拒不执行赔礼道歉的判决，采取强制执行方式是否妥当?的确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本文中，不想对我国确定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法理基础进行探讨，只想在现行法律规定下，就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适用谈谈看法。

“赔礼道歉”原本属道德价值范畴，却被我国《民法通则》创造性地上升到了民事责任方式层面，使它澿透着法律的力量，其强制性及其产生的威慑作用，使它不再表现为生活中轻松的“对不起”。

《民法通则》作为对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原创， [4]也仅仅是把“赔礼道歉”四个字嵌入法条，对其如何适用，却规定得不清不楚。

如此重要的责任方式，民法学著作的解释也颇为简洁。

在实务操作中，法官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而任意适用，如相邻权受到侵害的，立法没有规定适用该责任方式，而法院却明确写在判决中。

难怪会出现赔礼道歉判决难以执行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赔礼道歉只是“话语责任”，不需要财产基础，只要当事人用语言表达出来即可，根本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

这种“执行难”，只是表面现象，归根到底，是赔礼道歉适用制度的缺失。

如赔礼道歉是否一定要公开进行、是否采用书面形式、是否仅适用于人格权、其内容如何表达、如何强制执行等都付诸阙如。

由于该责任方式是总结“我国实践经验而规定的” [5]，无法从其他国家找到可资借鉴的理论。

对此，我们的确需要先从适用制度层面认真求证。

二、赔礼道歉的性质和功能对其适用具有决定性(一)赔礼道歉是道德“话语责任”的法律化赔礼道歉源于道德责任，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而产生的内疚感，从而向受害人承认错误，表示歉意。

“承认错误、表示歉意”主要是通过话语完成的，这是赔礼道歉的内核。

道德责任在“化”为法律责任过程中，不是内核的改变，而仅仅是增加了法律外衣而已。

按照《法律大辞书》的解释，赔礼道歉(Make a Formal Apology)有二层含义：一是指人民法院责令犯罪人公开向被害人当面承认错误，表示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非刑罚方法;二是指中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方式。

第一层含义表明作为非刑罚方法法官可以适当责令，是一种非刑罚规范性的适用，应该说还属于道德责任;第二层含义则完全不同，作为民事责任方式，赋予了其强制性的力量。

因此，从法律层面认识赔礼道歉，应当只有后一种解释。

[6]作为民事责任方式的赔礼道歉，是否也有第一层含义的基本要素，即：责令、公开、承认错误、表示道歉、保证不犯等?对此，从我国民法教科书和著作中关于赔礼道歉的定义及其适用的解释可见一斑。

“赔礼道歉是指加害人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向受害人承认过错，表示歉意。

该种民事责任主要适用于侵害人格权的行为。

” [7]“赔礼道歉是指责令违法行为人向受害人公开认错、表示歉意，主要适用于侵害人身权的情形。

” [8]“赔礼道歉是指加害人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向受害人进行道歉，以取得其谅解的一种民事责任方式。

” [9]“赔礼道歉是指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受到他人不法侵害，其情节轻微者，权利人可以请求侵权行为人当面承认错误，表示歉意，以保护其人格尊严的责任形式。

” [10]比较这些定义，共同的要素是“认错道歉”，而在“责令”、“公开”、“取得谅解”、“情节轻微”等要素上看法却不一。

赔礼道歉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方式，在构成要素中有如此多的歧义，必然影响到其适用。

因此，赔礼道歉在法律责任上的适用和道德责任上的适用完全不同，道德责任的赔礼道歉不需要强制或“责令”，是否公开也不一定，没有适用条件的限制，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自我否定和对给他人造成伤害的真诚歉意。

(二)赔礼道歉作为民事责任方式，具有强制性民事责任方式相当于刑罚的种类、行政处罚的类型。

[11]我国《民法通则》134条对此作了规定。

关于《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的方式，理论界一直有争议。

主要问题在于民事责任方式和请求权的关系不清、民事责任方式和债的关系不清。

在大陆法系，民事责任作为债的一般担保为设计依据，其责任方式属于债权债务范畴。

《民法通则》规定的某些民事责任方式实际上属于请求权的范畴。

[12]尽管如此，赔礼道歉作为话语责任，却不构成债的一般担保，不能形成赔礼道歉之债。

故赔礼道歉责任就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这意味着：责任的适用必须是当事人提出请求，法院认为符合适用条件方可适用，被告不接受的，可以强制适用。

(三)赔礼道歉作为非财产责任方式，具有人身性非财产责任方式相对于财产责任而言，其责任不以给付为必要。

非财产责任方式的适用，是在不使加害人的经济利益受影响(在履行非财产方式时有轻微的损害，如登报费用、复印费用等)的前提下，针对所侵犯权利的性质给予救济。

由于非财产责任没有财产给付内容，故非财产责任也称“人身型责任” [13]。

所谓“人身型责任”，也可以说是不具有财产内容的责任方式，从财产责任方式的财产性角度说，“人身型责任”也可以说是具有人身性的责任。

这种具有人身性的责任方式，不再包含对人身的强制执行，完全是与所侵犯的权利性质相关联，通过责任主体“承认侵权事实”的话语以承担其侵权行为的后果。

(四)赔礼道歉是一种惩罚性民事责任方式设立民事责任制度主要以恢复受到损害的权益为基本出发点，主要是“弥补当事人的损失” [14]，即补偿性责任，惩罚性责任为例外。

即使是惩罚性，也适用于财产责任，即大于对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或者受害人没有损失而给付一定的金钱。

如惩罚性违约金。

只要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不管造成多大的损失，行为人也只是承担财产责任。

即使是侵犯他人人格权并有精神伤害，也只是通过财产进行赔偿，此为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体现的也是责任的补偿性。

与精神损害赔偿常常并列适用的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该种责任方式的本质也是一种补偿性责任，目的是对侵害相关精神性人格权的行为在侵权范围内实现对受害人人格损害的恢复。

赔礼道歉不同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责任不具有补偿性，而是一种惩罚性责任。

因为，道德心理学的分析表明，道歉是道歉者自爱的表现;社会学研究者认为，道歉是一种补救性交换形式(remedial interchange)。

[15]当一个人已经或将要侵犯他人的利益或活动范围，或者他发现自己将要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或者以上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要采取补救性行为，其目的是获得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自我界定(definition of himself)。

[16]以此为基础，真诚的道歉不是为了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恢复，而是侵权人为了实现对自己的补救。

当侵权人不愿意赔礼道歉，而法院强制适用该责任方式时，赔礼道歉便构成了对侵权人的一种惩罚。

(五)赔礼道歉功能的再认识有学者在总结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功能时认为，“对受害人来说，赔礼道歉具有心理补偿功能;对侵害人来说，赔礼道歉具有自我补偿和道德恢复功能;对于社会来说，赔礼道歉具有道德整合、法律权威再建功能，具有惩罚和教育功能。

”[17]还有学者认为赔礼道歉可以“保护受害人，以保护其人格尊严” [18];可以“缓和矛盾，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19]同时，有可能“成为被告人减轻民事赔偿责任的手段。

” [20]对于以上认识，赔礼道歉除了具备民事责任方式应当有的预防、惩罚功能外，其他各项功能都有人为设定或任意扩大之嫌。

首先，赔礼道歉作为民事责任方式，肯定具有民事责任方式所具有预防、惩罚功能。

但是，它不同于其他责任方式，它是集话语性、强制性、人身性、惩罚性于一体的责任方式，若要实现上述学者所述功能，其前提必须是道歉者的“自愿加真诚”。

因为，道歉是行为人的内疚感，良心发现，是“自向性行为”，它不考虑受害人的感受。

[21]所以，道歉不能被强制。

如果通过强制进行道歉，必然浮于形式化，不可能实现其自身应有的心理补偿功能和道德恢复功能，也不可能使侵权人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得到教育。

赔礼道歉作为责任方式的人身性和惩罚性，意味着道歉者自身受到惩罚，从人的自利性考虑，除了法律强制承担相应的财产赔偿之外，还要自愿主动接受惩罚，这对民事责任主体而言，一般难以承受。

究其根本，在于民事规范的特殊性。

民事规范不同于刑事规范，在调整平等主体当事人的利害关系时，主要是运用利益平衡的方法，立法考虑的是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一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当事人经常是各执一词。

即使是法律专家，也常常对一个案件莫衷一是。

如关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讨论。

法院判定的胜诉方，只是法律天平倾向的一方或者是法官的倾向看法，败诉方得到了不利益，并不意味着败诉方一定感到内疚。

[22]如果其次，赔礼道歉不是“用精神补救办法解决精神损失的有效方式” [23]，也不能作为减轻民事赔偿的手段。

败诉方真诚的道歉确实能让接受者获得心灵的满足，心灵满足的前提一定是道歉足够真诚。

当受害人获得了形式上的道歉而得不到侵权人的真诚的内容、悔改，谈不上对受害人的保护，因为此后还会继续有侵权行为的发生。

缓和矛盾、促进团结功能的发挥，必须是在加害人确实有内疚感、负罪感和赎罪心理的状态下才可能实现，否则，一味地强制，只能是加重矛盾。

比如原告公开提出：道歉就撤诉;被告则还以：赔钱不赔歉。

如此激烈的对抗，何以缓和矛盾?至于道歉可以减轻民事赔偿，只是学者的良好愿望(立法尚未有规定)，道歉和赔偿是否可以互相取代，涉及到赔礼道歉责任方式规定的法理基础，我们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