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千年_走出传统文化的怪圈_秦晖
【杂谈贪污】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秦晖：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关于文化比较这几年关于“文化”的热话题很多，先是２００４年由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等人发起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然后是２００５年的国学热，再然后是大力宣扬“儒教国教”说的蒋庆、康晓光等学者身着儒家衣冠很有声势的祭孔。
我觉得只要“百家争鸣”，文化讨论应当是件大好事，涉及到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里我想层层梳理，准备谈三个问题：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儒家文化。
最后，儒家文化现在能起什么作用。
(一)“选择什么”是文化之别，“能否选择”非文化之别早就有人抱怨现在“文化”概念给搞得很乱。
但我认为混乱的原因不是“文化”定义的复杂。
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可能出现多种定义，这未必会影响讨论。
但关键在于：在一个特定的讨论语境中不能同时混用几种定义以至造成逻辑的混乱，这一点我们应当注意。
“文化”的定义有两个问题我们注意不能把它混到一块了。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乃至由人组成的人群都有一定的价值偏好。
比如有人喜欢中餐，有人喜欢西餐，于是就说明存在着不同的“饮食文化”；你信仰儒教，我信仰基督教，这是不同的宗教文化；你喜欢过圣诞，我喜欢过春节，你喜欢芭蕾我喜欢京剧，你对龙、对长城这类符号有特别的审美偏好，而别人对十字架、大穹顶等符号有审美偏好，这也构成一种文化区别。
如此等等。
世界上的人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就是说有各种“价值偏好”。
每个人都有价值偏好，价值偏好类似的人们构成群体，这些群体的价值偏好，就是说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就形成一组选择性判断，这就是文化的概念。
但是，除了“选择什么”以外，人们还面临另外一种问题，就是“能否选择”。
这里形成的差别当然是另外一个范畴了。
比如你喜欢（选择）吃西餐，我喜欢吃中餐，这是一种区别。
但是，如果我只被允许吃中餐（吃西餐是被禁止的），而你则是在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环境下喜欢吃西餐，这就是另外一种区别——“能否选择”的区别，而不是“选择什么”的区别。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下) 秦晖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下）里一社一单合一：传统帝国乡村控制的一个制度性案例中华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组织是怎样的? 应当说这是个前沿性的探索领域，两千年来这种组织的沿革用一本书都未必能说清，不过可以肯定它决不像那些“伦理自治”、“宗族本位”、“古代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之类说法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以汉代的里—社—单体制作为一个制度性案例略作剖析。
汉代的农村最基层组织过去人们提得较多的是正史中乡—亭—里体系中的“里”制。
近年来人们根据出土资料与文献对勘，又对与“里”平行的“社”、“单”之制有了较多的认识。
据现有的资料，里、社、单都是同级同范围并往往同名的基层设置，常常并称为“里社”、“社弹”、“里单”等，从“宜世里”、“宜世单”，“侍廷里■”、“众人社弹”等称呼看，当时一里必相应设有一社一单。
里为行政组织，设有里唯( 里魁、里正) 、里父老、里佐、里治中等职；社为祭祀组织，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系统”，设有社宰等职；单为民政、社会组织，功能最复杂，设职也最多，出土官印就有“祭酒( 祭尊) ”，是为单首；“长史”、“卿”，均为单副；“三老”( 敬老，父老) 掌教化；“尉”掌“百众”( 民兵) ；“平政”掌税役；“谷吏”掌单仓( 又有谷左史、谷右史之分) ；“司平”掌买卖；“监督”、“平”( 又有左平、右平) 掌讼、狱；“厨护”( 又有左厨护、右厨护) 掌社供；“集”( 又有左集、右集) 掌薪樵；“从”掌簿书，等等。
以上诸职皆有出土官印为证。
汉之一里为户仅数十，而以上三系统设职就不下20 个。
虽未必每里全设，亦足惊人。
以上诸职连同承担情治、信息职能的亭邮系统，上接乡一级诸机构，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控制网络，如右表。
如此复杂的基层组织，即便在今天也难想象。
可以设想“制度”与实际是有差距的，但即便差距再大，也与今人理想的“伦理自治”不可同日而语。
重要的是：即便实际设置没有这般复杂，它的性质是清楚的，即它是一种国家组织的下延，而不是自生自发的草根组织。
读《传统十论》有感
读《传统十论》有感罗启伟近日，拜读了秦晖老师著作的《传统十论》，打开了我看待中国历史的一扇窗。
因为对历史不够了解，也从来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问题，看了之后特别有启发。
综观全书，秦晖主要论述了以下十个问题：中华帝国的基层控制、土地兼并问题、“大共同体本位”、公益组织、“西儒会融”和“法道互补”、“穷”和“达”、评“西方中心论”、公社、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平等概念的变化，等等。
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秦晖确实是在论“传统”，但“传统”的史学观点却没有束缚住秦晖的头脑，他的很多观点对我来说，是原创性的和颠覆性的。
读罢，掩卷沉思，以下两个方面内容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政治的统治内核是什么？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属于“乡绅自治”，即所谓的“国权不下县”，完整地概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但作者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的实证研究，发现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
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并不是儒家理想中的伦理自治，而是国家政权一统到底。
那么，国家政权靠什么对县以下的乡村进行统治的呢？靠“乡吏”！在乡吏的管理下，国家政权可谓无往不在、无远弗届。
那么，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究竟是儒家理想的乡绅自治呢？还是国家政权“一竿子捅到底”呢？这当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
我的兴趣不在这儿，我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古代，究竟是谁在真实地统治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呢？明代的一位理学先生陈几亭有个观点，认为天下的治乱的根本系于绍兴。
因为中央政府部门的胥吏全是绍兴人，而胥吏变好了，天下就大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
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逐渐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但“官僚政治”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根据钱穆先生的观点，天下的治乱的关键不在“官”，而在“吏”。
余英时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胥吏制度是传统官僚制度底层的一个极大漏洞。
这些胥吏（尤其是县级的胥吏）和社会上的特殊势力（如豪强）最容易勾结在一起，官僚制度的客观性因此遭到很严重的破坏。
秦晖 ：重新认识儒家(读罢此文,读懂一半中国历史)
秦晖：重新认识儒家（读罢此文，读懂一半中国历史）2018-03-03 驱动评论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儒家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儒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我要用很短的一个时间，涉及到儒家的原初、历史和现状，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我今天的演讲，恐怕只能把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观点的形式直接讲出来，一些具体的论证过程就不在这里做详细介绍了。
但是这不要紧，我讲完之后，双向交流过程中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质疑的，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互动。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今天原初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到底他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进入到秦之后，儒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我把它叫做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
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从“引西救儒”到“西儒对立”。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一个话题，儒家是不是可能获得兴盛？第一个问题，原初儒家主张什么呢？- 儒家的宗师到底是谁？儒家最早受到官方提倡的汉代，当时就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儒学的宗师到底是谁？现在大家都认为孔子是儒学的第一号宗师，可是孔子本人，乃至先秦时代的这些儒家，他们一般来说没有把孔子当做圣人，而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圣人的，这个圣人是“周公”。
整个先秦儒学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他们的理想是三代，而所谓三代主要是西周。
西周那一套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周公奠定的。
因此，不管周公在历史上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详考了，我们不知道儒家讲的那些东西，到底有哪些是由周公真正开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秦儒家表述的那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是挂在周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下论述的。
因此，我们谈到儒家就不能不谈周制，尤其是在东汉，古文经学兴起，曾经有一度周公的地位更高，尤其是周礼成为三礼之首。
后来孔子的地位重新被抬高，很高，应该说已经到了宋明理学时代。
本来意义上的儒学，它是以宣传三代，或者是宣传西周那些理想作为主要的内容，而以这些理想，当时被认为是奠基者周公作为尊崇的对象。
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秦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通过文化启蒙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重建为标帜。
从那时以来整整八十年，对“中国传统”的事实判断（中国传统究竟是什麽）和价值判断（否定还是肯定传统，以及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之间的各种“保守”与“激进”立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题。
而前一判断则是后一判断的基础。
就这一基础而言，过去八十年主要形成了两大认识范式，一是强调“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论”，它导致了以“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为核心的“反传统”运动。
一是强调宗法伦理、整体和谐与非个性化的“儒家文明”论，它引出了倡导个性解放的自由主义“反传统”运动和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复兴运动。
然而这两大认识范式看来都遇到了解释危机。
作为历史，它们都无法解释何以同出“反传统”阵营、而且早期具有极端个性解放或激进自由主义色彩的五四极左翼（陈独秀、李大钊等）后来会发展出一种比“传统”更压迫个性更敌视自由的整体性极权倾向、并在其发展至极端的文革时期忽然迸发了向古代“法家”（商鞅、秦始皇等）认祖归宗的热情——显然，用“反传统过激”或“传统的影响”都难以解释这一切。
作为现实，它们更无法解释当前改革中大陆上“西化”（民主、市场、自由、人权等因素）与“传统化”（国学热、宗族的复兴与乡镇企业中的家族化色彩等）同时发生的机制，尤其无法说清两者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跳出这两种范式，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
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
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秦晖：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
“兼并”(亦作“并兼”)即今所谓的“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
主张国家应当严厉抑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
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作是经济思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
直到最近这类笔墨官司还时有所见，[1]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过去很长时期，尤其是在鼓吹“儒法斗争”的年代里，“抑兼并”被视为法家的思想，因此历代“抑兼并”的著名人物，从桑弘羊、汉武帝直到王安石、朱元璋、张居正都被冠以“法家”称号。
然而实际上，正统儒家思想中“抑兼并”的倾向并不亚于法家。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信条与对三代“井田制”的崇拜历来是我国“抑兼并”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而我国历代王朝中最“激进”的“抑兼并”实践者、以“五均六管”、“王田私属”为主要内容的严厉的国家经济统制政策实行人王莽，则是满脑子周公之道的超级腐儒，从没有人试图给他“法家”的头衔。
有趣的是，历来被认为具有儒、法两种倾向的思想家们在进行辩论时常常会互相攻击对方纵容了“兼并”。
如曾被认为“北宋的商鞅”的王安石，就宣称儒家教条主义者(“俗儒”)要对当时的“兼并”狂潮负责：“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
[2]而另一方面，汉唐诸儒则无不把“兼并”之泛滥归罪于秦代的法家政策，归罪于商鞅与秦政“信并兼之法，”“尊奖兼并之人”。
[3]其实平心而论，秦以后的儒、法两家理论，在摧抑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这一基本点上并无分歧。
其区别仅在于：儒家相对而言更倾向于以“礼义”、以宗法伦理的堤防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则更多地主张用刑罚、用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
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
刘瑜读《走出帝制》作者：刘瑜2015-11-29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
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
虽然专业背景是中国古代史，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其“管道疏通”工作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史领域。
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走出帝制》是其将知识梳理能力运用到清末民初史的一次尝试。
表面而言，《走出帝制》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文集，综合了秦先生对清末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分析与评价。
仔细阅读，会发现“大杂烩”背后，有清晰的逻辑与层层递进的追问。
成功还是失败追问的第一层，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更确切地说，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成就”可言？以往的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能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
这个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看到“军阀混战”四个字，不用交代时间地点，往往会本能地联想到“北洋时期”。
对此，《走出帝制》一书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追问，并从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几个角度做出分析。
就经济而言，秦晖先生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大陆时期的民国其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乱世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乱世往往伴随着人口剧减，幅度常常高达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但是民国时期，除了抗战阶段，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更详细的论证，是在外交领域。
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国始终被外敌——尤其是日、俄两国——虎视眈眈，尽管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民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得中国从义和团时期列强眼中的排外“怪兽”变成了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中国最大问题是左右派都想讨好“皇上”——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作者：韩咏红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本地举行。
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
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
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
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
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
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
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
最新-读《走出帝制》有感 精品
读《走出帝制》有感读《走出帝制》有感李亮亲爱的书友们，今天我分享秦晖《走出帝制》读后感。
各个微信群里都在传一个消息，兰州大学校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著《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在京东、亚马逊上架不久就被下架！原本不知道这本书的我立刻来了精神，火速淘宝了一本。
周边朋友这样干的也很多。
有人猜，秦老师可能和相关部门合作，给他的书做广告呢。
这是一本有书号的、经审核后合法出版的书，读一读估计不属违法。
即使他讨论的话题是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即救亡启蒙，改变革命。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辛亥革命是一次推翻帝制、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西式政体的伟业。
但近年来，大众舆论与学术圈都着迷于"去魅""深扒",把偶像拉下神坛，对辛亥革命的审视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不但要"告别革命",甚至要贬低革命。
然而，一次从实践和思潮上来说都堪称划时代的革命，它果真只剩下一片狼藉吗？作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系列文章，秦晖这本书前半部分着力论证辛亥革命是一次使中国走出千年"秦制"的尝试。
虽然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是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是全球视野内一种"早熟的政治"不同于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以大一统帝国加无限君权为特征的"秦制"在鼎盛时期拥有举世罕见的国家治理能力。
但悲剧的是，无论鼎盛时期如何在统计学意义成为全球第一，但随后无不以昏庸专治、天下大乱终结，进入一个又一个大治大乱的历史循环。
书中举社科院中国人口史研究成果称，每次朝代更替，中国人口都会急剧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应该说是触目惊心，同样举世罕见。
晚清国力日衰，加之列强侵入，有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学技术的洋务运动不成、只动皮毛的戊戌变法不成，一批喝过洋墨水、尤其目睹日本维新后军事、政治面貌一新的留日青年为走出秦制、实现共和鼓与呼，一时共和成为学界共识。
秦晖为什么能做出真学问
文 Ｉ张宏 杰
日 多学 者的研究 目的很多 ，但 只是缺 了一 人 。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 ，那就
１ 项，就是兴趣。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老师 是吃饭时 自始至终滔滔不绝 ，而且更关键 的是
的学 术道路 完全沿着 自己的兴趣 ，走得孤独但 无论聊起什么 ，都非常精彩 。特别是在地理方
晖和金雁
所 以才能从 根本上 拨乱反 正。他 的 “通 ”，是 建 立在 “真 问题 ” 的基 础上 ，一 旦 找到 了根 本 ，很多 问题都如庖 丁解牛 ，迎 刃而解 。
“做 学问一定要有趣”
秦 晖 老师 主观 上并 没有 想 要 给 自己罩 上 一 个 “百科全 书式学 者”的光环 。我认 为他是 一 路追 随着 自己学术兴趣 ，由此及 彼 ，不知不 觉 间做 了这样一 番知识 的壮 游。
儿 ，一点 讲究都没有 ，抡起来就 咔喳一下 。”
邀去法 国，还没踏上那个他 老人家一 次都没去
秦 老 师是一 个 “天上 地下 无 所 不通 ” 的 过 的地方 ，接待人员就发现 ，原来他对那个地
＂／２
灯 下 话ｉｌｆｌ
匕自己还熟悉 。” 电理 如此 熟悉 ，一 个是 因为秦 老 师 自幼
老半天 ，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 。一位学校 的行 的划分 、土家族 的划分 ，无不讲得清清楚楚 。
政人员背后嘲笑他 ，报销 的时候经常拿着攒 了
后 来 我 看 过 几 篇 关 于 秦 老 师 的 回忆 文
好 久的一堆票据来 ，各种票据混在一起 。告诉 章 ，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他 的地理
子。生活 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 、有 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 以前不知道 的。当年他
阅读千年：走出传统文化的怪圈（续）
阅读千年：走出传统文化的怪圈（续）
秦晖
【期刊名称】《中外企业文化：保险文化》
【年(卷),期】2000(000)007
【摘要】显然，无论是经济上“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还是政治上“集权”与“分权”的怪圈，症结都是一个：传统中国能否走出千年专制的怪圈?【总页数】8页(P28-35)
【作者】秦晖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3.6
【相关文献】
1.走出英语任务阅读的“怪圈” [J], 刘佳;
2.阅读千年：走出传统文化的怪圈 [J], 秦晖
3.走出英语任务阅读的『怪圈』 [J], 刘佳
4.阅读千年:走出传统文化的怪圈(续) [J], 秦晖
5.怪圈的设置与对走出怪圈的期待——莫怀戚小说的陌生化手法 [J], 因其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秦汉史(秦晖)
秦汉史一、秦汉史简述（秦制与周秦之变）二、周制介绍三、儒、道、墨、法四、儒道之争五、汉儒之变化六、“礼”的变化七、“有为”和“无为”之争八、西汉时经济政策九、汉代的社会管理十、汉代的吏治十一、汉代基层设置十二、中国古代行政设置（君权相权、分权集权）十三、汉魏之变1）儒里化趋势、以礼入法2）社会基层组织3）选拔人才4）货币使用秦汉史简述●秦汉时代的研究基本依赖于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因为很少有野史或个人文集流传下来。
要作出新的研究主要取决于地下简牍的出土●重视秦汉时代的原因：秦汉时代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方面占有重要地位（China基本认同为“秦”的转音；汉民族也是在汉帝国时形成）（越南将华人分为华族、艾族（客家人）、明家族（明代移民））●世界历史上的三大轴心文明：古希腊时代、印度列国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将汉代与古罗马帝国放在一起研究，是史学界一个热门的领域●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谭嗣同●自秦汉已废封建（古汉语用法，意指奴隶），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康有为（与谭嗣同的观点截然相反）●毛泽东与康有为一样褒奖“秦制”，但康看到的秦制是“自由平等”，而毛看到的是“先进阶级专政”和“镇压反革命”。
毛与谭都把“秦制理解”为强权与暴力，但谭斥此暴力为“大盗”，而毛誉此暴力为“革命”和“镇反”，并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谭与康的判断是否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周时有主人、附庸之分，而秦时臣民皆皇家奴，但有受宠与否之分（主人对附从或尚知爱惜，因附从属于己也。
而受宠奴之虐待其他奴也，有狐假虎威之横暴，无损及己物之顾惜，其虐或百倍）秦汉史----周制介绍●孟子对周制的评价：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左传对周制的评价：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周的建构特点：血缘色彩浓，国人交往半径小●周朝族群的重要因素：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周时天子之尊是伦理性的，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天子对下面的诸侯不能随意任免）（韩非子认为：臣之于君也，非骨肉之亲也）●伦理产生的原因（经济学上看）：信息对称、重复博弈（长期多次，参与者要考虑回报）●周时士忠于聊大夫，聊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
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
• 这么旳言论可谓异端之尤，无怪乎清帝雍正会把这 种"贤者居位"说骂为"狂怪丧心之论"。
“圣王”理想中产生 "从道不从君"旳人格追求
• 根据儒家“圣道”高于君命、儒为王者 师、信仰高于权位旳观念，从“圣王” 理想中产生“从道不从君”旳人格追求。
• 儒家赞赏"容隐"、禁止"告亲"旳观念，就与 法家禁止容隐、鼓励告亲旳做法锋利对立。
儒家之用人：伯乐和千里马
• 从性善论与伦理中心主义出发，老式儒家 在用人上讲究一种由德高望重旳伯乐出以 公心地推荐贤德之人为官旳模式。
• 这种自下而上旳荐举加上朝廷自上而下旳 按伦理原则征招"孝廉"、"贤良方正"、"至 孝"、"有道"之人为官旳做法便形成了东汉 至隋这一时期官吏选拔旳主流方式，即察 举、中正之制。
奈何人心之“不可靠”？！
• 这种做法当然形成了全社会“讲道德” 旳风气，但却流于虚假，
• 而且实践证明性善论假定旳那种"出以 公心"旳荐举（所谓"内举不避亲，外 举不避仇"）也不可靠，它往往变成出 于私心旳拉帮结派、门阀自固，不但 贻害吏治，而且不利于皇权。
儒家：有内圣而无外王？？
• 如此等等，这些弊病以往常被看成是儒家高 调理想与现实社会旳差距，即所谓有内圣而 无外王。
西儒会融， 解构“法道互补”
——典籍与行为中旳文化史悖论及中国 当代化之路
秦晖：《老式十论》文选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本文试图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
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
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
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小共同体本位论质疑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传统乡土社会，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两大解释理论：一为过去数十年意识形态支持的“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一理论把传统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
土地集中、主佃对立被视为农村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农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基础，阶级矛盾也成为阐释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概念。
笔者前已指出( 秦晖、苏文，1996) ，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着严重问题。
而另一种解释模式，我们可称之为“乡土和谐论”。
它在1949 年以前曾与“租佃关系决定论”互为论敌，而在这以后由于非学术原因它在大陆消失数十年，改革以后才得以再传承1949 年以前学统和引进外部( 港台及海外汉学) 理论的基础上复兴。
然而有趣的是：此时它已不以“租佃关系决定论”为论战对手，而成了从“新保守”到“后现代”的各种观点人士排拒“西化”的一种思想武器。
这种解释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
在此种温情纽带之下的小共同体是高度自治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法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
传统乡村则被认为是家族本位的( 并以此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 。
儒家学说便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它以“家”拟“国”，实现了家国一体、礼法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
和黑暗擦肩而过--秦晖自述
和黑暗擦肩而过——秦晖自述作者：秦晖2005-08-26 09:36:00发表于：博客中国秦晖广西人，1953年12月生。
1977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
主要著作有《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学问中国》（合著）等。
尽管一眼失明，另一眼只有0.2的视力，但这并没有成为秦晖书山路上的障碍。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是很偶然的。
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
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
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术。
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
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
包括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
《秦晖教授秦汉史》课件
秦汉的文化变迁
秦汉文化的传承与影响
秦汉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持续至今， 以儒家思想和汉字文化为代表。
秦汉文学、哲学、科技和 艺术
秦汉时期出现了一批文学、哲学、 科技和艺术的代表性人物，留下 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秦汉文化经 历了哪些发展和变迁？
秦晖教授的研究与启示
对秦汉时期的深入研究
《秦晖教授秦汉史》PPT 课件
秦晖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深度解读秦汉时期的讲座，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 段饱含历史价值的时期。
秦汉的政治制度
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矛盾 律令制度的实行与影响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如何平衡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 矛盾是秦汉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 问题。
以律令制度代替先秦时期的封建 制度，对后来社会的发展影响深 远。
课程简介
1 开设目的
本课程的开设目的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自信心。
2 适合对象
本课程适合历史爱好者、文化热衷者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相关专业学生。
3 课程特色
使用多种方式，结合实践环节，既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又将历史文化知识通过生动 形象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
结论
秦晖教授秦汉史PPT课件 秦汉时期的历史价值 中国梦的实现
秦汉政治制度的演变
从初创阶段到成熟时期，秦汉政 治制度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秦汉的经济状况
金属货币的使用与影响
金属货币的使用对秦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怎样的？
秦汉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变革，成为推动秦汉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秦汉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从秦朝的奴隶制度到汉朝的封建系统，秦汉经济状况随着制度变化有哪些显著的变化？
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
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绪论：“儒”与“吏”一、“儒表”与“法里”二、“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三、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四、“法道互补”的后果：行政不正义五、“法道互补”与儒的“吏化”和“痞化”六、“法道互补”的危机：行政不安全七、法儒、道儒与纯儒：非主流儒家对“法道互补”的拒斥八、西、儒皆灭，而“秦政”与痞风前后相因——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失误九、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新儒学在新文化中的三种价值绪论：“儒”与“吏”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
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
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
并且这里所谓的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
这主要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
心性义理之学只有落实到这一层面，才有可能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
因此思想史研究在关注典籍和形而上层面的同时，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吏治问题正是传统中国各种思想在制度化时首先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
吏治之“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范畴。
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可任免官僚，中国帝制时代的“吏”是其他盛行贵族制、领主制、土司制的古文明，包括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所没有的，甚至也是帝制前的华夏上古时代没有的。
《尚书•胤征》所谓“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左传•成化二年》云“王使委于三吏”（杜预注：“三吏，三公也”）。
这里所讲的吏只是贵族的通称。
到了中央集权帝国时代，可与王权抗衡的贵族消失了。
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下，天下人皆奉皇上为主、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地成了奴才，于是与“臣民”一样就有了“吏民”之称。
在秦汉时代，“吏民”是极常见的称呼，从正史直到出土的“吏民田家莂”之类档案文书，都显示出“吏”与“民”一样是给皇上当差的，或者用当时人的话说：吏就是“庶人之在官”①。
2022年【课件】秦晖：新文化运动认错了对象
秦晖：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2021-05-25 11:39时值新文化运动百年，著名学者秦晖重溯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假设干问题，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
腾讯文化胡子华发自北京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有100年，这些年对它的评价的大起大落，始终伴随着对传统文化评价的大起大落。
如何厘清新文化运动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今天，似乎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话题。
2021年5月22日晚，著名学者秦晖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假设干问题〞的演讲，为我们理解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他认为在晚清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从西周转向秦朝，是另一次巨大的变局。
在这次变局中，法家战胜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后，这种儒表法里的格局延续了两千多年。
但这种表里的差异一直隐含着文化上的不满，也是晚清学习西方一个已有的外乡文化的资源。
因此，在秦晖看来，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正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
以下是对秦晖演讲的文字整理：周秦之变，历史上的另一次大变局传统文化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你往好里说是博大精深，往坏里说，其实就是边界不太清晰，所以不管是肯定还是否认，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
因此，要评价传统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弄清楚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晚清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是个粗略的说法，但显然，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次大变局。
关于这次变局，大家都认为是发生在周秦之际，因此又称“周秦之变〞。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秦以后到晚清叫做封建社会。
可现在也有人说三代才是封建，秦以后不是建立了封建社会，而是从封建转为了帝国。
自秦起这个帝国格局大致已定，其后两千多年只是做一些小的调整。
在周秦之变的百家争鸣中，最主要的其实是儒法两家之争。
儒家主张维护周制，坚决反对变化。
你所不知道的秦晖
时代人物觥辭你所不知道的秦晖/张宏杰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
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
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
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
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所以我说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秦晖。
朋友说，秦晖老师从来没招过博士后，不过可以帮我问一下。
朋友的面子大，寄去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秦老师回复表示同意。
由此他成了我的“合作导师”，我成了他招的第一个博士后。
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
秦晖老师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余虽不敏，然而非常幸运，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
戴逸先生是谦和的长者，清澈善良，一团春风和气，真是所谓的“老辈典型”。
葛剑雄老师不但学问渊深，处理实际问题也如庖丁解牛，总能既保持自己的原则，又能找到最好的解决角度。
51©各界I时代人物而秦晖老师与上两位截然不同。
秦晖老师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一次。
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
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
”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纯粹一点好。
文化决定论的困境
文化决定论的困境作者：秦晖时间：2011年6月19日11:37 10次浏览0条评论0次顶欢迎分享大学网精彩文章：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首先要表示对大家热烈的欢迎，今天是最早的一个台风首先今天是今年最大的台风，大家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大家还能够如约而至，在这边感谢大家。
珠海市文化大讲堂在这里如约开讲。
今天请到秦晖教授，秦晖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导，他曾经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一位学者这样评价他，说秦晖是我们这个民族应当珍视的人，他无疑是当今思想型学者之一，他的思想不但超过五四一代，而且到国际学术界也是够格的。
他90年代建立农民学，一系列的乡村调查研究欧洲与中国的转轨比较。
在研究领域当中注重弱势群体的权益。
在网上有秦晖教授的一个观点，说秦晖教授呼吁城市要给农民工一个更好的空间，所以网上呼吁城市要建贫民区，虽然这个呼吁有点儿误解，但是还是表现了秦晖教授的对贫民的关心。
今天的演讲主题是《文化决定论的困境》，愿今天的讲座一如今天的台风和暴雨，带给我们一种感受。
他今天的讲座能够给我们思想以启迪，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有请秦晖教授。
秦晖：谢谢大家在这么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下参加我们的演讲，我们的时间宝贵，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讲的是关于“文化决定论”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从“五四”以来一直很关心这个文化的问题，而且是大家一个世纪都在这两者倒来倒去一下子批判传统文化一下子弘扬传统文化。
一下子是所谓的西学东鉴，一下子反对西化。
老是在这个里面搞来搞去有时候说中国人的国民性（劣根性）需要改造，中国人有劣根性，有时候说中国文化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要坚持而且全世界要从中国文化寻找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