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皓首已黄昏夕阳映霞红满天——《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研讨会综述

纵然皓首已黄昏夕阳映霞红满天——《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研讨会综述————————————————————————————————作者：————————————————————————————————日期：纵然皓首已黄昏夕阳映霞红满天——《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研讨会综述-音乐论文纵然皓首已黄昏夕阳映霞红满天——《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研讨会综述林林作者简介：林林（1970~），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踏着春来的脚步，沈阳音乐学院迎来有史以来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结题学术研讨会。

诚然，熟知中国历史、洞晓中国文化精髓、熟知中国传统音乐的人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把尘封已久的宫廷乐舞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并要呈现活生生的音乐，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它的宫廷音乐进行入微的分析和研究，是每一个中国学人的责任，“落户”在“龙兴之地”的沈音人更是责无旁贷。

这样的研究，必将为世人展示一个古老而簇新的精神圣殿。

古稀之年的著名学者杨久盛先生与他带领的学术团队做到了。

为感谢杨久盛先生为学界带来的创新成果，更为使这样一项璀璨的成果能够为世人所认知，2014年4月1日，在沈阳音乐学院隆重召开了《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学术研讨会。

学院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党委书记王安平、院长刘辉亲临现场，并针对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做了精彩而深刻的讲话。

出席此次会议的主要成员有：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陈涛、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佟悦、春风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常晶、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汪敏、丹东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刘桂滕、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李理、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程岩以及《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课题组全体成员、沈阳音乐舞蹈研究所全体成员和沈阳音乐学院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

本次学术研讨会在音乐学院音乐舞蹈研究所所长胡天虹的主持下有序进行。

沈阳音乐学院刘辉院长在讲话中强调：《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是沈阳音乐学院第一个国家级科研课题，这项课题的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清代宫廷乐舞研究的贡献上，也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价值上，更是沈阳音乐学院近年来把研究核心放在东北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具体体现。

作为院长，刘辉教授在肯定课题取得卓越成果的同时，也对课题提出了更高的期望：第一，努力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

作为一所高校，它首要的任务就是教育教学工作。

因此，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不仅能够使课题的研究为后辈所传承，也能够展示区域音乐文化，彰显沈音七十多年来的办学特色；第二，努力将课题进行纵深拓展。

刘辉教授指出，在课题申报之初，乐器复制、宫廷乐舞展演等都是课题要完成的指标，这些指标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得以呈现，而这些成果的展现与专著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沈阳音乐学院王安平书记对该课题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此项课题成果的面世不仅是课题组的成果，也是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浓厚一笔。

王书记强调：《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研究》课题的结题和专著的面世是沈阳音乐学院占据东北地域优势的典范，它应该为沈阳音乐学院科研工作带来更加深层次的思考。

此后，研讨会共分为两大部分：一、课题组介绍研究成果学术研讨会上，杨久盛先生代表课题组全体成员，对该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和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体现了一位优秀学者的学术理念和学术作风。

为了使世人，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有兴趣的学者能够客观深入的了解这项课题，现将杨久盛先生的总结概述如下：全书分为总论、专论、乐谱三个部分。

其规模：文字总数103578字，图片110幅，表格30个，译谱332页，影印古谱135页。

对于清代盛京宫廷乐舞的研究，该课题研究者可谓是拓荒者，具体从以下六个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第一，通过对清代典籍仔细研究，发现清代宫廷乐舞，除宴飨乐中有满族和某些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乐舞是清代增加的之外，其它乐舞，从曲调到舞姿，全部是沿用明代宫廷的，清代仅仅是重新填词而已。

由于填词文人不懂音乐，所以，有些歌曲的歌词句式与音乐句式不和，几乎无法演唱。

所以，本课题提出清宫乐舞是“明宫的外壳，清朝的内容”。

明确了清宫乐舞中哪些是明代宫廷的内容。

这为研究明代宫廷乐舞的学者提供了依据。

第二，首度披露沈阳故宫博物院馆藏乐器情况。

故宫博物院虽然设有乐器馆，但是，有许多乐器从未进入展馆，外人无从知晓。

这一次课题组几乎把所有馆藏乐器均拍成照片，对重点乐器测量了尺寸，进行了测音，并将其公诸于众，使有志于研究的学者有可依据的资料。

就拿乐器尺寸来说，《皇朝礼器图式》一书虽然有明确尺寸记录，但是，大多与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乐器尺寸不合。

如金口角（唢呐），《皇朝礼器图式》说其通长九寸八分九厘，按照清代营造尺（一尺核0.33米）核算，其长度应为326mm。

如果营造尺按0.32米计算，该唢呐长度应是316mm。

有人说，清代宫廷乐器使用的是律尺（一尺核0.258米），如按此计算，则清宫唢呐应该是255mm，但实际测量为298mm。

即文献记载与我们测量有较大差距。

也许《皇朝礼器图式》尺寸另有算法，但是，不如直接测量更为直观。

这些尺寸图使读者一目了然，免去考据、换算的周折。

值得一提的是，在沈阳故宫馆藏乐器中发现两件乐器很有价值：一是乾隆九年的四相十品琵琶。

据老琵琶手说，他们小时候（20世纪50年代初）弹的就是这种琵琶，形制、品位丝毫不差。

1956年以后才用六相多品的琵琶。

也就是说，这种琵琶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二百年的时间没有变化。

它为琵琶史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二是奚琴。

故宫馆藏帐和《皇朝礼器图式》都称之为奚琴。

它形如勺子，是一件拉弦乐器。

从形制看，它不是宋代的奚琴。

估计原来在民间另有称谓，清代复古严重，认为原来名称不雅，由于是一件拉弦乐器，于是把古代奚琴的称谓给它安上了。

从清代文献记载看，它用于庆隆舞（即满族的喜起和扬烈舞）和瓦尔喀部（女真一支）乐。

因为古代蒙古和女真是近邻，或许它是蒙古人所说的马头琴前身——勺子琴也未可知。

如果这乐器真是勺子琴，那么，它与蒙古族的綽尔、马头琴，除了是个拉弦乐器之外，构造、形制并没有相同之处，说马头琴由这类乐器演化而来缺少依据，马头琴似另有来源。

第三，早在20世纪40年代，杨荫浏先生通过文献研究，就提出“康熙十四律”是“紊乱无序”的。

他说：“圣祖所定的律制，因为本身错误，无法与原有的乐器音律，互相投合。

”他又说：“至于经他御定管乐器上的每一个音，究竟与御定的律管的音，相差多少，则因为《律吕正义》中对于上述管乐器，均没有说明按孔直径之大小，推算或实验之条件未备，吾人在未得圣祖御定管乐器之实物为证以前，尚无法确知。

”然而，现在有的年轻学者，不去开发新的研究领域，专门以翻前案为能事，他们的目标盯住了前辈学术权威，因为推翻权威的定论能够一鸣惊人。

前辈研究成果不一定就是金科玉律，否定前人也不算过错。

因为只有后人不断否定前人，学术才能进步，后生才能超过先生。

但是，要想推翻前人的结论，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却指责前辈的研究为后人设下了“雷池”，并把同意前人研究成果的人打到“凡是派”的学术宗派里，那就不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了。

今天，课题组有条件进入故宫，并且，对其所存乐器进行测量、测音，通过实地考查和对清宫典籍的研究、换算，证实了杨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允当的。

康熙十四律确是一个“紊乱无序”的律制。

实测清宫定律乐器没有十四律踪迹，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四，清代宫廷黄钟音的高度是E。

这个结论是课题组结合清宫文献，通过实测乐器音律得出的。

至少，沈阳故宫博物院的见存清代定律乐器是这样的。

这就与杨荫浏先生确定其黄钟为F不同了。

第五，沈阳故宫乐器登记和展出名称有的是后人随意命名的，与文献记载不相吻合。

经过本课题研究，考察出一部分乐器的原称谓，并建议沈阳故宫博物院应根据典籍记载改正。

第六，本课题从《律吕正义后编》中，选出九十七首工尺谱译成当代通用曲谱，并将原工尺谱附录其中。

由于史料和各方面条件的局限，该课题存在三点不尽人意之处：第一，由于清入关前宫廷乐舞记载略而不详，仅凭只言片语无法作深入研究，那时音乐采用了怎样的曲调，百戏包括哪些表演形式，舞蹈动作如何均不得而知，只能就文献记载在“总论篇”概要叙述。

第二，据史料记载，清帝东巡时只在筵宴中表演过庆隆舞和世德舞。

这两个乐舞使用的曲调已经译出，但关于舞蹈，文献中仅有静止场面的两三幅画图，无法得知具体表演动作。

这个部分在课题开始时有专人负责，并且也写出文稿，但是，由于内容空泛，且多依据在民间搜集的所谓“排场诀”、“九折十八式”之类令人怀疑的材料，对此课题组没有把握，深恐谬种流传。

本着对学术负责、对世人负责的原则，课题将不包括这个部分。

因此，本书缺少了清宫舞蹈的专论。

第三，据史料记载，历次清帝东巡都在清宁宫举行萨满跳神活动，但却没有详细记载，虽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一书，但书上却没有萨满神歌曲调和萨满跳神动作，难于深入研究，这个部分本书也暂付阙如。

作为一名耄耋学者，杨久盛先生不仅能够详尽地将课题所做出的突破娓娓道来，更难得的是，杨先生能够对课题存在的问题泰然处之，体现了一位真正学者的心胸与态度。

二、与会专家研讨在杨久盛先生代表课题组介绍研究成果之后，与会代表共有13位代表依次发言，概括发言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对课题主持人杨久盛先生的评价在当今追逐名利的浮躁社会背景下，杨久盛先生至少有双重因缘令人敬畏：一是耄耋之年依然置身学术研究，为天下的“青年才俊”，为从未谋面和永不相识的后人，为那些对宫廷乐舞充满好奇却无法企及的人们送来饕餮盛宴；二是作为一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杨先生能够素颜面对课题中存在的不足，为后生学者树起一面学人应执的旗帜。

与会学者认为，这两个敬畏是该课题能够出色完成的先决条件。

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王学仲在谈到课题主持人杨久盛先生时说道：杨先生被同行视为民族音乐活字典，无论是音乐史、乐论、乐律还是乐学，也无论是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还是宫廷音乐，杨先生几乎是无所不晓。

在中国传统音乐领域，向杨先生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解答。

中国音乐学院刘勇教授是该课题结题的评审委员，因故没有能够出席研讨会现场，写出书面发言稿委托胡天虹教授代为发言。

在谈到杨久盛先生时，没有使用更多的褒奖之词，而是采用简短的事实予以说明：杨久盛教授对康熙十四律的研究，反映出他深厚的律学功力，推进了这一律学难题的研究，在律学界算得上一个重要成果。

作为杨先生的弟子，沈阳音乐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张涛在谈到自己的恩师时洋洋洒洒，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恩师的崇拜之情，仅就如何为清宫乐谱定调问题阐明了杨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态度：先从各卷曲谱中看出笙谱和笛谱相同，然后从《律吕正义后编》卷一百二十的文字中得知笛和箫的调高相差四度，再从乐谱《关雎》中得知唱谱和笙谱相差四度，由此推理出唱谱采用了仲吕箫谱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