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生平介绍

一、生平

张之洞，直隶南皮（河北）人，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张之洞生于道光十七年，卒于宣统元年，一生经历道咸同光宣五朝，他的生命几乎贯穿于整个晚清朝。张之洞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的，他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又显得与其他朝廷大臣与众不同，中国的教育近代化研究中都少不了张之洞的名字。

张之洞出身宦官之家，自幼聪颖，早得科名，26岁就获授翰林院编修。张之洞的仕途之路是从主理教育开始的。他把学政定位为“为国家培养人次”，并始终致力于此。

美国学者威廉埃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写到：“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早期洋务派相比，张之洞的教育活动虽然后起，但是他对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他认为“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治术以培植人材为本”“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敌不能灭其种”基于此，张之洞时时为兴学育才奔走呼号。

张之洞当然不可能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恰恰相反，他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致力于兴学活动，正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但是，他毕竟懂得，兴学育才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这种对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包含合理内核的。

二、教育活动

大致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运动为界标，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即中法战争以前的时期。张之洞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皆课通经学古之学”。也就是说，教学内容全是封建主义旧学。但是针对当时空疏的学风和文风，张之洞提倡实学，注意破格选拔人才，并对传统教育的积弊进行了有力的整顿。

中期----即中法战争以后到戊戌变法运动以前的时期。中法战争后，张之洞逐步转变成洋务派。他先后在广东、湖北创办了水陆师学堂和自强学堂等洋务学堂。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举办的洋务教育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江南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等。这些学堂以外语和近代科技代替了儒学的主课地位。张之洞向洋务派转化是有一个过程的，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也是这样。这个时期，他继续办了一些书院，如广东的广雅书院和湖北的两湖书院，同他早期在四川长版的尊经书院，并称鼎足而三的著名书院。但这个时期的书院发展已经接近了尾声。1898年前后，按照学堂办法对书院进行了多次改章，兼学中西。

晚期----即戊戌变法运动以后的时期。张之洞一方面把书院普遍改为学堂，另一方面则有计划地兴办各级各类互相衔接的新式学堂，同时大量派遣留学生。在这个时期，他参与定学制、废科举的重大教育活动。但是面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张之洞教育活动的侧重点越来越趋于扬旧抑新。

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基本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叫“旧学为体，新学

为用”。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思想是对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以后又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纲领。它集中地反映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劝学篇》及其中体西用思想是在忠君尊孔的前提下提出的，具有政治与文化二重意义。《劝学篇》共24篇4万余字，分内外两篇。内外篇各有主旨：“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中学亦称旧学，就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具体表述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正书、地图。“中学为本”就是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旧学为一切政治文化教育的主体。他认为中学的作用在于“固其根本，端其识趣”，是必须学好的。中国人若不通中学，就像无姓之人，无舵之舟。若不通中学，则西学学的越多，其害越深，是万万不可取的。他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其中，他尤其强调“明纲”，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这样强调三纲的意义，是针对当时已经进入高潮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维新提倡民权，反对君权，主张男女平等。对于这些，张之洞针锋相对地指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西学包括西史、西艺、西政。西史亦即西方各国历史；西艺与西政，按他自己的解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学为用”就是要以学习西方这些先进的东西作为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他还主张，小学堂应先学西艺，再学西政，大学堂则要先学西政，后学西艺，并且学西艺的时间还要长于西政。从他提出的新政看，并不指西方政治，只不过是学西方办新式学校，学些西方赋税管理和通商办法等。

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里张之洞表明了洋务派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封建统治秩序是根本，西学的某些制造工艺仅仅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而已。也就是说，在不违背圣道的基础上，可以学习一些有助于和侵略者打交道所需要的技能和技艺。

张之洞力图调整中西文化，明确了中学西学的体、用地位，并将对两者相提并论，认为中学西学均是新型人才所具知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劝学篇》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中体西用的理论代表这一时代知识分子对西方在认识上的改变，对西方态度上展开新的阶段，重新提出西化的方法，成为晚清学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理论原则上概括并反映了中西文化之间相互联系，是对中国文化教育的一种探索，作为一种教育观，一直支配着清末以至民初的教育，对教育宗旨、培养目标、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材教法都有重要的影响。

虽然他的学习西方的主张，是为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需要，而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在当时中国封建主义的儒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能把“西学为用”作为办学宗旨，也是一不小的进步，是中西文化在当时的一种特殊的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虽然其根仍为中学，但毕竟给僵化的封建传统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客观上对封建制度的解体又起到了某些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是在没有客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后来在张之洞亲手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得到了具体和全面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