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视域下的儒家文化复兴及其当代路径

文化政治视域下的儒家文化复兴及其当代路径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至当前，儒家文化复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与之前的儒学复兴不同，当前的儒家文化的复兴立足于对于西方文化与政治联姻的文化政治这一霸

权独白的挑战与应战。作为对于中西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在文化政治视域下当代儒家文化复兴正沿着儒教和政治儒学两个路径

发展。

关键词：文化政治；儒学复兴；儒教；政治儒学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08-02

导言：当代儒家文化复兴的表现

近代以来，由于失去了传统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支撑，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儒家文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大陆儒家文化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84年9月在谷牧指导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山东曲阜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这表明儒家文化的发展在体制内受到一定的肯定。在此期间也涌现了一大批如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等儒学研究的大家。

自90年代到当前，儒家文化进入了一个复兴期。儒家文化的复兴可以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儒家文献的整理、学院派机构的成立以及民间儒学的发展。

儒家文化的复兴的首先表现在对于儒家文献的整理上。文献作为

对于传统的活的记忆，是文化复兴的前提性条件。2000年后，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主持下，开展了大型的儒家文献“儒藏”的整理工作，首批成果早在几年前即已面世。

儒家文化复兴的另外两个表现就在于官方的和民间儒学研究机构的纷纷建立。截至2010年10月在国家汉办的推动下，全球96个国家中建有322所孔子学院。他们承担着汉语培训和文化交流重任。目前在相关学会的支持下，在国内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成立了儒学研究院或高等儒学研究院并进行了儒学博士的招生培养工作。与此同时，各种民间儒教组织、书院和儒家文化网络论坛的建设等都为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了一个共享、对话和交流的平台。

那么当代儒家文化复兴有着怎样的国际背景？儒家文化复兴在这种语境之下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呢？

一、儒家文化复兴的时代语境：文化政治

很多学者将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社会道德和信仰的失落等作为儒家文化复兴的现实原因。其实，在奠定经济、教育以及道德信仰等国内因素之外，当代儒家文化的复兴越来越处于一种国际政治格局之下。近几十年的儒家文化复兴的现实契机，含有着对于西方文化政治的拒斥。

所谓文化政治，是指基于一种文化上的同质或亲缘关系而产生的国家间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认同与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即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做出过概括。亨廷顿

在说明文明未来的走向时，就认为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相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1]284 在前现代的区域历史下，由于文化与政治的分离，异质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如奠定现代中国人观念的儒释道中间的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外来文化。但是在任何异质文化的交流之间，已经潜藏着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当文化被政治工具化之后。正如新加坡国立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所言，一种文化往往代表着一种思维模式。而在异质文化的交往中，对于其本身文化和思维模式合理性的肯定恰恰在于对于“他者”的否定基础之上[2]。在唐代开放的文化政策之下，几乎形成了儒、道、释兼而并存的局面。但是，这种儒与释之间的潜在的冲突依然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韩愈等力辟佛老，针对佛教所提出的“道统”学说。

近现代随着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中国进入了一个被迫现代化的过程。历史也由区域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与此同时，源于对于传统历史、语言和文化等认同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通讯的现代化，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民族国家之间联系和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加深。

但是，各民族国家的本质依然是以追求权力和国际利益为中心。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及的，国家都是自私、追求权力和国家利益的理性参与者。国家之间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彼此的联合，文化与政治联姻，就成为了一种资源和工具。伊斯兰世界对于政治与伊斯兰

教的结合，并积极倡导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欧美世界将民主、自由与基督教的结合，并积极倡导一种普世主义。

在文化与政治联姻后，文化价值的推广过程实质上就成为一种权力规则和权力系统的建构过程。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公共舆论的操纵、日常交往的影响，隐藏在文化之后的是政治权力试图作出一种单向度的霸权独白。那些在文化上具有同质和亲缘关系的国家就必然形成一定的文化政治同盟，通过文化政治的霸权独白以干涉、遏制其他的文化的发展，进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文化格局下，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1]184。亨廷顿对于欧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分离就有个精彩的表述：“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的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可以不予理睬。”

[1]162

因此，作为一种对于文化政治的排斥，多元文化主义之下的儒家文化复兴就是必然趋势。杜维明在《儒教》一书中就说：“儒学东亚正对现代西方的财富和权力垄断发起挑战”[2]142。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六十多位学者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要求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异质文明、同时保护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

二、文化政治视域下当代儒家文化复兴的两条路径

作为对于西方文化政治的一种应战与挑战，当代儒家文化沿着儒教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发展。